金融-科技-产业:金融强国战略的三元结构和历史演进

探讨中国迈向金融强国的现实理论依据及国家战略层面的考量。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金融强国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相互增强的三元结构。科技创新是推动金融行业转型和发展的关键力量,金融强国战略则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持和风险应对机制。实体产业发展不仅是金融强国战略的重要着力点,也是金融与产业融合的必然结果,昭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数据资本促进产融结合,为金融强国战略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金融-科技-产业”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构成了金融强国战略实现的良性循环格局。

机构共同持股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基于内外部治理机制的视角

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机构共同持股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共同持股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内部股权结构和外部区域金融环境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在股权集中度较低和处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机构共同持股对债务融资成本的抑制作用会更强。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机构共同持股可以通过改善企业产品市场表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来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共同持股对非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抑制作用更强,且长期、稳定的共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能发挥更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条件,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关注其共同持股情况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同时,监管部门也应当注意引导与规范共同机构投资者。

国家金融视角下现代金融体系理论的衍化和创新——基于“六要素论”体系的新思考

从国家金融视角研究现代金融体系理论的衍化和创新问题,首先强调现代金融体系理论源于当前国家经济金融实践快速发展的需求;其次,对现代金融体系理论在传统金融体系基础上的创新进行剖析,并重点分析其六要素子体系即金融市场要素体系、金融市场组织体系、金融市场法制体系、金融市场监管体系、金融市场环境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分析思路框架;最后实践检验现代金融体系分析思路框架,以更好地理解在国家金融视角下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六要素论”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和优势。

中国IPO发行制度演变对新股定价效率的影响——基于定价管制视角

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存在IPO抑价现象,与此同时,新股发行定价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从严格的发行市盈率管制向市场化定价的过渡阶段。通过划分发行制度改革的七个阶段,对中国1992年1月～2017年12月新股发行抑价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考察,以探讨发行制度演变对新股定价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发行制度改革的不断完善,IPO抑价程度逐步下降,定价效率逐步提升;发行市盈率衍生变量与IPO发行抑价率呈负相关关系,定价管制的存在是中国股票发行定价过程中产生较高IPO发行抑价率的重要原因;IPO发行抑价率与新股发行价格、募集资本、首日换手率、超额认购率、发行周期、ROE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中国货币政策反应规则研究——基于核心通货膨胀视角

次贷危机以来,越来越多国家的央行用核心通货膨胀来取代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借助开放经济新凯恩斯模型,将国际收支余额纳入央行福利损失函数,通过一阶条件得到最优利率规则,考察核心通货膨胀在最优利率规则中的作用,并运用GMM法比较分析盯住核心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反应,研究得出:与通货膨胀相比,盯住核心通货膨胀能避免利率过度调整,减少中国人民银行福利损失,能降低美联邦基准利率对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冲击;此外,外汇市场干预系数与实际汇率系数在核心通货膨胀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反应中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该构建一个官方的、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的核心通货膨胀序列,基于该序列的货币政策反应规则对合理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国内金融系统大有裨益。

金融知识与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

以清华大学2012年"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基于工具变量的Probit模型,研究了金融知识与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知识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正向显著,即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家庭总人口数、房产价值和风险性金融资产等对拥有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已婚、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二线城市等具有负面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风险偏好和制定理财规划的城镇家庭中,金融知识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风险规避及未制定理财规划家庭中的影响均正向显著。因此,在今后工作中,政府应建立健全金融教育和相关法律法规,增强金融教育的针对性和特色化,提高居民的金融知识,从而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获得。

存贷款利率放开是否提升了利率的政策传导效果

利用2008年1月至2017年3月的存款基准利率、贷款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月度数据,基于有向无环图(DAG)方法设置先验参数的SVAR模型分析存贷款利率限制放开后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果的实证结果表明,存款基准利率仍然是影响其他关键利率变量以及通胀水平的重要因素,央行仍可以将其作为政策利率的主要调控工具。同时,其他关键变量在向下端变量传导过程中的效率较低,说明金融机构在利率约束放开的背景下进行金融产品定价时仍受一些隐性约束的制约,而非通过中间利率调整自身的定价行为。因此,货币当局应当加快利率走廊设置,将隐性约束转变为显性约束,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及实施效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结构特点及其形成动因

剔除避税地后的中国OFDI真实区位结构有两大突出特点:静态上以亚洲、欧洲为主,动态上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占比持续上升。基于2003~2015年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与之相伴随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国际水平的快速上升是上述特点形成的基本动因,寻求市场和地理距离是辅助性动因。

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与信贷风险的周期性行为研究

对宏观经济波动下中国银行业资本缓冲与信贷风险周期性行为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进而利用2004～2012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的年度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对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信贷风险与经济周期正相关；（2）在经济上行期和经济下行期,经济周期均对资本缓冲有正向影响,而经济周期对信贷风险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上行期为正向影响,在经济下行期为负向影响；（3）银行资本金与经济周期正相关,加权风险资产与经济周期负相关,这种变动特征强化了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

证券投资基金的反馈交易行为:存在性检验及对股价波动的影响

利用2002～2011年基金交易数据,首先对中国开放式基金在股票投资时是否存在反馈交易行为进行了检验,然后从不同市场状态、上市公司规模等层面进一步分析了开放式基金反馈交易行为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基金股票交易行为以跨季建仓和清仓为主,并且建仓和清仓交易占总交易的比例存在跨期反转迹象;基金建仓时表现出显著的动量交易特征,而减仓和清仓交易则具有显著的反转交易特征;基金的反馈交易行为无论是动量交易还是反转交易均会加剧股价波动,动量交易对股价的影响在牛市中表现更为明显,反转交易则相反;在小规模流通市值样本中,基金动量交易行为引起的股价波动要大于反转交易行为,而在流通市值较大的股票样本中反转交易策略引起的股价波动要大于动量交易。

我国房地产金融体系的非均衡分析及其完善

作者认为,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主体缺乏活力,体系不健全,应该实现融资主体多元化,构建房地产金融的良性运行机制.

运用法律手段防范和化解银行不良资产

作者认为要全面完善抵押保证手段,主动参与企业改制,保全银行债权,做好贷款诉讼时效、抵押时效和保证时效的监督管理,采取切实措施运用法律手段防范和化解银行不良资产。

外汇体制改革的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本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我国这几年外汇体制改革的主要缺陷、负面影响和完善的办法。提出建立有效汇率制,维持合理的汇率水平,逐渐实行企业意愿结售汇制,降低目前我国过高的外汇储备和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加强粤港澳金融合作 大力引进外资银行

九七香港主权回归在即,广东应抓住有利时机,加强粤港澳金融合作,大力引进外资银行,扩充外资来源,发展本地经济。对此,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很值得有关部门注意的建议。

对发展我国共同基金市场的研究

本文阐述了共同基金的涵义、特征、种类。

高等专科学校师资管理浅议

师资管理是高等学校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保障。本文论述了师资管理的概念和作用,并提出了加强高校师资管理的若干建议。

有限合伙协议架构、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采用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作为搭建公司治理的基础构架。使用2014—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有限合伙协议架构能否发挥相应的治理能力促进企业创新。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良好的内外部治理机制能够强化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有限合伙协议架构能够通过提升普通合伙人风险偏好,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企业信息质量较高、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水平较低时,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全面科学评价有限合伙协议架构这种创新治理机制的经济后果提供新证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监管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最低工资标准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数据,检验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促进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进而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机制分析发现,提高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和健康水平是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镇、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家庭中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合理降低民营企业负担,以此引导低收入群体合理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拓宽其增收渠道。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双循环及国家金融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运用面板熵值法构建货币全球化指数(CGI),对比分析2010—2019年主要世界货币及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从内循环、外循环及国家金融三个层面分别遴选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相关指标,进行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研究表明,近十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变化经历了“快速提升—震荡反复—缓慢增长”三个发展时期,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人民币清算、货币合作等国家金融层面的制度支持对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了关键推进作用;内循环层面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外循环层面因素。基于此,可通过“加强国家金融层面的制度支持+畅通内外循环”的方式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金融稳定目标对双支柱框架协调关系的影响研究

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多年探索,"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这一双支柱调控框架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的综合体系。结合中国金融监管实践,在一个包含四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构建两类不同的"双支柱"调控政策组合,并通过两部门连续博弈分析以及异质性家庭福利模拟测算两类视角,重点就货币政策是否引入金融稳定目标对于两部门协调最优化方式的影响做出分类讨论,研究发现,无论从政策制定者还是家庭主体的角度考虑,传统泰勒规则引导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以协调施政方式为最优,而当货币当局额外盯住金融稳定目标时,两种政策以分立施政的协作方式为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