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机制的有效性及其意义生产

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的设立与发展,受到新时代国际环境与社会文化的支撑,其基于政策语境与电影节展规律的项目执行背后有着明显的意义生产意味。对相关政策背景和其发展轨迹进行研究,并在对展映文本案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机制的有效性,可以发现其在影像叙事上的民族化特征,也能体现其在承载国家元素、全球视野、民族内容和跨文化表达上的价值,这对我们思考如何探索并构建一套适合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当代中国电影的文化研究与本体反思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研究从本体回归到文化转轨,显现出现代电影理论影响之下本土理论现代建构的轨迹。文化研究注重考察阶级、性别、种族等文化议题,检视大众传媒、大众文化等指涉广泛的社会文本,电影文化批评也就成了一种指涉广泛的社会文化实践。文化研究的历史面向,此后始终贯穿于对于中国电影历史文化的讨论之中。空间转向与物质转向,成为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电影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进入数字时代,“本体”与“文化”的有机结合这种思考电影问题的方式,依然具有思维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数字时代的当下重提电影本体,并不意味着放弃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从电影本身出发,讨论与电影相关的论题,而不是越过“影像叙事”直指文本意义。

民国“教育电影”概念及其政治话语生成

民国“教育电影”作为一个外来概念在中国的产生,既是国际“教育电影运动”影响下的产物,也是国民政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树立独立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之一。“教育电影”传入中国后,很快引起了国民政府官方的注意,并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对“教育电影”的概念界定和学术舆论构建,传达出国民政府立足于民族主义和国家话语的政治诉求,使得“教育电影”成为民国时期在政治和文化之间游移的官方电影意志的象征。

《年少日记》:多重焦虑下的成长叙事

作为近几年来成长叙事的优秀之作,卓亦谦的《年少日记》讲述了一个悲情的儿童成长故事。通过记录个人小故事,可以洞察多重焦虑下的社会大时代。个体的焦虑导致了童年的消逝,社会的焦虑营造了中产的围城,而电影的焦虑则需要现实主义的拯救与突围。中国香港青年导演的坚守与拓展提供了一条扎实可行的路径。文学是人学,电影也是。这是电影艺术的魅力,也是艺术电影的价值。

高校美育课程实践教学的理论与模式创新——评《高校美育课程实践探索与教学创新》

“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美学人才”是教育部对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提出的指导思想,高校美育工作要实现更进一步,必须落实到课程建设和教学创新两方面,要把握新时代美育工作重点,根据高校自身美育教学现状,深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开辟美育教学新境界。

“大技术”与《长空之王》的复合型技术叙事

《长空之王》是一部通过试飞员讲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新主流电影。在该片中,导演进行了一次以技术为叙事核心的叙事实验。它是由专家型试飞员、航空技术叙事主题和虚拟制作技术叙事手段等多线构成的复合型技术叙事,以此来表现中国航空工业技术的精进。在“大技术”时代,电影艺术和电影技术重归“技艺”合二为一的古老传统,《长空之王》的技术叙事拓展了技术题材电影在叙事层面上的可能性。

幽默叙事中的他者与自我--论古巴导演托马斯·古铁雷斯·阿莱阿的艺术风格

托马斯·古铁雷斯·阿莱阿是20世纪拉丁美洲电影中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在阿莱阿四十多年的导演生涯中,古巴乃至整个拉美的欠发达现状和社会变革中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是其作品中最一致的概念线索,而贯穿始终的幽默则是他联系角色和观众的叙事技巧。本文以阿莱阿最具代表性的《官僚之死》(1966)、《低度开发的回忆》(1968)和《草莓和巧克力》(1993)三部电影为切入点,通过影像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电影作为再现他者的手段的角度,概括阿莱阿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城市化叙述与地方性书写

中国电影始终对差异化的地方予以关注,伴随着历史的推演,不同时期的导演的地方呈现具有明显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第六代导演为代表的中国电影人开始将镜头对准正在经历全球化进程中的城市,在破碎与重建中重塑地方想象。值得辨析的是,原本均质化的城市,竟在电影作者的笔下凸显出了不同以往符号化差异的地方性。面对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在抵牾与接纳中显现出独有的地方表情。借由漫游者的“身体绘图”,一场以寻找自身为落点的精神地理学叙事得以完成。

欧洲历史电影:民族遗产电影的跨国制作、传播与接受

跨国电影创制活动使得影像背后的民族文化和国族身份总是处于流动与协商之中,如何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是国族电影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欧洲作为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空间,为承载国族传统和当代经验的历史电影创造了极其复杂的生产和接受场域。本文基于“通过欧洲银幕调解文化冲突”项目对欧洲电影市场进行的数据调研,考察不同国家的历史电影生产规模,指出不均衡的跨国传播现状和构建欧洲共同文化意识的困难,并就如何增强历史电影的跨国传播能力提出建议:首先,在民族历史图景的想象性呈现中融入普遍的情感和价值观,以保证内容层面的文化亲和力;其次,吸纳外来资金和人才,以适当的预算支撑高制作水准,通过优质作品吸引国内外观众。

重提一种“间离”的美学——新媒介时代下的中国电影美学研究

新媒介时代下的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依旧是“电影性”问题,即新媒介背景下,电影有别于其他媒介艺术的核心特质问题。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自律性艺术,与短视频、沉浸式游戏以及其他视觉影像是不同的艺术形式。盲目地采用“新媒介+电影”的研究方法,很可能会导致一种未经思考的“一元论”霸权美学。相反,“间离”作为一种电影美学研究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在新媒介广泛实践的当下,理性地重新思考“电影是什么”这一永恒问题。

国片复兴运动与“母亲”形象的建构

本文以国片复兴运动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在五四运动落潮之后,国片如何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母亲形象,并借助这种形象完成了家国一体新叙事的建构。在国片中,母亲不再是困于家族伦理的礼教母亲,家庭也不再是游离于民族国家之外的家庭。国家和家庭之间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来自“黑暗大陆”边缘的对抗性凝视——黑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及其局限性

在白人女性学者主导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时期,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因被性别研究长期忽视而处在性别研究的"黑暗大陆"的边缘地带。20世纪70年代末,黑人女性主义电影研究者陆续开展关于电影和黑人女性的研究,挑战了这种以白人为中心的电影性别研究格局。黑人女性学者分析了殖民史上种族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机制,对白人学者提出的受虐狂式的观看位置提出质疑,认为黑人女性的凝视是对抗性的凝视,而电影对黑人女性的再现遵循了"拟仿"机制。黑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所坚持的种族视域带有一定的狭隘性,也忽视了黑人女性群体内部的主体性问题,但它仍然可以为其他有色人种的性别研究提供灵感。

走进非洲:“十七年”中国电影在非洲的传播

"十七年"时期,非洲成为新中国对外合作交流的重镇,电影成为中非之间的"铁盒大使"。中国电影界通过互办电影周、免费赠片、举行电影招待会、设立电影代表处、参加非洲电影节等形式积极走进非洲,迎来中非电影交流的第一波高潮。中国电影在当时输出国家主要集中在北非、西非和东非地区;输出题材较为多元,女性题材深受青睐;输出目的是宣传反美帝国主义、介绍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新成就。中国电影能够成功输入非洲,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体认。在冷战背景下,是否建交、是否实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决定中国电影能否走进非洲对象国的最重要因素。"十七年"期间的中非电影交流为中非关系发展贡献了力量,对于今天的中非电影交流合作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关于电影的电影:危机喜剧与梦

本文主要从叙事与心理分析角度,探讨元电影中可能常常包含的要素,即危机和喜剧及其与梦机制的关系。在这里,危机涵盖焦虑、恐惧、失控、触犯禁忌,以及命悬一线等;而喜剧则是对危机的一次超越,它可能是一种具有反思性的严肃喜剧,也可能是带有强烈游戏感或批判性的狂欢喜剧。研究发现,因具备"戏中戏"的套层结构,元电影于不同"现实"层面,也呈现出与梦境中超越现实危机相似的运作机制。

更正

2020年第11期《当代电影》目录中,“广告·美术作品”的作者之一李凤麟,名字应为李凤麒,特此更正。

疏离·叛逆·柔情:21世纪中国女性电影观察

本文参照世界女性电影发展,考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电影中表现家庭和母女关系的作品,从心理和社会语境两个角度读解这类影片所表现的母女代际冲突,展示它们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文章首先从世界女性电影的角度追溯这类影片源起及发展,为女性家庭叙事电影构建谱系,并梳理进入21世纪的中国母女关系题材影片的发展脉络;其次,从精神分析理论和社会文化两个角度探讨母女代际冲突的成因,在揭示其心理机制的同时从更宏观的角度探寻其社会性根源;最后,探讨这些影片如何通过女性家庭谱系、母女镜像关系的构建探寻女性自我身份,揭示母亲身份对女性主体建构的意义以及这种主体身份建构的可能性和重要意义。

戏曲程式化表演在动画电影《新三岔口》中的应用与创新

三维数字技术与8K图像显示技术让戏曲程式化表演在中国动画电影中拥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力与创造力。本文以改编自传统京剧短打武生剧《三岔口》的动画电影《新三岔口》为例,探究戏曲程式化表演在动画电影中的应用与创新。数字时代的中国动画电影在继承中创新,运用新技术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体系,绽放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独特魅力。《新三岔口》通过探索动画表演创作的新形态,迎接新时代中国动画电影民族化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