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龚鼎孳与江南遗民诗人群的双向互动

龚鼎孳虽是降闯复降清的“双料贰臣”,却与江南遗民群体有密切的互动。龚鼎孳与遗民诗人的交游,除了诗酒唱酬,还体现在政治庇护、物质资助、提携遗民后代和维系遗民经世志向等方面。龚鼎孳的倾力付出获得了他们的宥恕,纾解了自身三朝为官的负疚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社会上宣泄国破家亡之痛楚悲愤的情绪逐渐稀释,贰臣的调和、荐举助推了遗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贰臣与遗民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需求表明,“故旧”纽带缓冲了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君臣节义在传统“五伦”秩序下的权威性被消解,易代士人的交往仍带有鲜明的“友道”烙印。

墨客·学人·枢相:彭蕴章谫论

彭蕴章是清代长洲彭氏家族的后期代表人物,有声文坛,官至首揆。彭蕴章年少名列陈文述所评的“吴中七子”,是问梅诗社的重要成员,为诗长于乐府、拟古而不乏现实关怀,多以金石考订、理学思考入诗。彭蕴章论学服膺朱熹,兼重汉学之训诂、宋学之躬行,不取精微的义理讨论;赓续家风,好释家而重善行,强调身心践履。咸丰朝彭蕴章任军机大臣十年,与肃顺、曾国藩等皆不和,颇感力不从心。彭、曾在战事伊始时关系尚可,湘军九江之败、武昌再失后关系破裂。彭蕴章任首席军机大臣后托平乱大任于何桂清,终因何桂清败亡而声誉扫地,其人其学亦不彰于后世。

《升庵诗话》中的“文话”管窥

《升庵诗话》是明代诗话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升庵诗话》不仅包含大量的诗歌研究资料,也包含一些散文研究资料,可称为《升庵诗话》中的“文话”。《升庵诗话》的“文话”,既包括对散文字、词、句、名物、典故的分析考证,也包括对散文艺术、散文美感的批评鉴赏,其中可反映出作者的一些文学主张、文学思想。《升庵诗话》中的“文话”,是《升庵诗话》内容构成的一部分,对其进行辑录整理,可为古代散文研究提供相关资料。

论“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叙事策略

以《白毛女》等为代表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有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即为佃户或债户设置一种生存绝境,运用“催租逼债”情节模式,将农民的贫困单纯归因于地主剥削,将地主形象恶霸化,将贫民形象高尚化。这类叙事在今天看来固然存在明显的局限和偏颇,但历史地看,亦有其哲学、政治、伦理和美学依据。对其偏颇局限、特有的真实性及文学、社会的价值,应给予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

“启蒙”的时代投影:张道藩婚恋类戏剧的主题分析

张道藩的启蒙观在创作实践上的呈现，与其作为欧陆海归、国民党官员、传统家族成员、爱国者等不同身份在不同向度和层次的内在疏离甚至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他的戏剧创作尤其是婚恋类戏剧创作中去——把自己对婚姻、对家庭、对人生的理想投射到戏剧文本，供别人，也供自己的“他者”化观看。作为张道藩婚恋类戏剧代表作品的《自救》展示的婚恋观，既是张道藩个人在中国现实社会之社会身份意识下的一种“妥协”，更是行进在启蒙路上的中国社会在婚恋观上的镜像投射。

一项未竟的现代工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可能与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常变常新，最新的研究成果总是不断改写我们对它的既定认识，使其成为一项未竟的现代工程。海外世界的相关论述，作为重要的改写资源，宛如“改变游戏的人”，不仅从细枝末节处丰富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知识，而且也循此触动吾人勤思“其到底源起何处”的问题，敦促我们不断体认到现代文学的当代性，以及其流动不居的学科特征。当然，也由是挑动中外学术的对话、协作，为深度挖掘现代文学提供可能的根基。

失态的季节——重读“二王之争”

1995年的"二王之争"使得本属于知识分子内部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了更多的面向,双方围绕宽容与批判、宗教之恶与世俗之恶等话题展开论战,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因社会转型的不同释义而引发的争论,又有着代际烙印所造成的话语资源错位,种种"失态"的交锋、宽松的论战环境更彰显着时代转型的力量。

招魂曲:《楚辞》注释的抒情向度

依仗诗人的接引,在自我的深处找到深藏其中的形象,这不再是参与他人的诗,而是为了自己而诗化。于是批评家变成了诗人。——乔治·布莱众所周知,经由陈世骧、高友工等人的阐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已广为人知。这个传统主要是关注中国文学中强烈的抒情特质,这种抒情特质,不只是通贯历史上整个诗言志的脉络,不只是当作文类的标记。其实,士人内在之情志更显示着生命的形态,表现了生命意识。

《励耘学刊》(文学卷)征稿启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决定从2005年起创办学术性集刊《励耘学刊》,分《文学卷》和《语言卷》同时出版。该刊暂定每年每卷两集,每集25万字左右,逢4月和10月出版,出版前三个月截止当期稿件。现将《励耘学刊》(文学卷)的征稿情况公告如下:一、《励耘学刊》(文学卷)

视野、精神与方法——读郭英德教授《明清文学史讲演录》

郭英德教授曾于2003年和2004年分别在郑州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为研究生讲授"明清文学史研究"课程。我有幸在2004年聆听了郭先生在北师大讲课的全过程。郭先生讲课时总是面带微笑,语速不急不缓,侃侃而谈;我们则时而凝神静听,时而突然"奋笔疾书",每堂课下来,总有沉甸甸的收获的愉悦。能够亲受名师的教诲,是一种福气。

从言到行的进路--庄子对语言困境的认知与策略

庄子以多样的形式和高超的技巧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但是他认为作为工具的语言是有局限的,语言无法抵达道,从而指出了语言的困境。庄子认为对道的抵达不能依赖语言的意义功能,“寓言”“重言”的意义表达无法从语言内部解决语言的困境。因此,他以“卮言”这种言说的形式将静止的语言意义转化为动态的言说行为,以无拘无束的言语行为抵达道境,这是他语言策略的第一步。庄子的语言策略还表现在将语言内化,以无言之言的直觉感悟直抵道境,把握事物的真。以行达道是庄子解决语言困境策略的最后一步。

陈独秀语言变革理论的生成渊源考论

主动背离科举之路,使陈独秀获得了超然审视文化传统的从容心态。1904年他在《安徽俗话报》发表的《恶俗篇》,所针对的仅是风俗之类的文化表象。及至完成了从“立国”向“立人”的转变,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伦理。这即寓示着陈独秀终于洞察到文化传统的核心所在。伦理以语言为依托,是文化传统与每一生命个体的联结媒介。若要摆脱伦理的羁继,势必要对伦理的承载物一语言进行变革。伦理觉悟引致了语言觉醒,陈独秀从对一旧伦理的反思中进而发现了文言文和旧文学的一致性。在这一意义上,陈独秀领悟了语言变革的真正意义,“五四”文学革命之路亦由此开启。

从夷变夏——十六国诏令所见民族首领对君权合法性的诉求

西晋末年,五胡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打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格局。“华夷之辨”思想成为五胡民族首领确立自身正统地位的难题。诏令文书蕴含着民族首领对自身政权、帝位合法性的理念建构,是民族首领身份认同的鲜明呈现。因此,将民族首领的诏令文书作为切入点,探究其对君权合法性的政治诉求可知,他们解放思想,为自身争取君权的合法性,就是一个以夷变夏、化夷为夏的过程,此诚为中古政治文化的新变局。

渊博与日用:从医学看辞赋在近世的两种进路

宋代官方援儒入医,引起士人知识结构、医家身份结构等一系列变化,其影响波及文学,演绎出辞赋在近世的两种进路。精英文人以资书为赋的创作方式,将广泛而专业的医学知识熔铸入赋,拓展了辞赋之“学”的广度和深度,展示出赋的“渊博之路”。民间医者以赋体承载医学知识,其性质和传播方式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世俗性,体现出赋的“日用之道”。文与医、审美与技术共存于上层文人和底层民众之间,不仅互动,而且斡旋,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近世文学面相。

老凤声清引雏凤--新见辅仁大学小说选题论文论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时期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手稿,是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办学情况的一手材料。其中,有12篇古代小说选题论文。小说选题论文占比小,与当时辅仁大学文学课程教学状况有一定关系。论文选题倾向与辅仁大学教师余嘉锡、孙楷第的研究旨趣相一致,余淑宜的《殷芸〈小说〉辑证》更是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的早期手稿。12篇论文深受辅仁大学考据之风影响,唐以前小说选题论文主要为古小说辑佚,明清章回小说选题论文则重小说源流考证。此批小说选题论文直接体现了民国时期大学生的小说观念及研究水平,是民国时期大学古代小说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史料。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总结之作--评陶水平《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1957)、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与《漫长的革命》(1961)的出版,标志着“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正式发端。

古文传统与理学思想的涵容——曾巩散文经典化历程及学理意义考论(1127-1279年)

在1127—1279年间,曾巩散文在理学家的推动下实现经典化。在理学家的解读视域中,曾巩散文所突出表现的正统道德观念,以及与理学思想相通的内容要素,构成其儒学文化维度的经典属性;曾文所展现的严谨法度和整饬结构,形成与其道德性内容相互映衬的秩序感,构成其表达技法维度的经典属性。曾巩散文的经典化历程,反映了12、13世纪儒学士大夫试图涵容古文传统与理学思想的学术追求,也对＂唐宋八大家＂观念内涵的形成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文体研究史略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民间文学文体研究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形成了进化论和古史辨两种研究范式,以前者为主导。第二阶段是3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不同的政治背景造成了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分别以社会一民族学、俗文学和苏联文艺理论为基础进行文体研究。第三阶段是70年代末至今,在对固定分类体系的借鉴和反思中,语境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取向。总体上,文体由分类、分析和文学的静态概念,转向了交流、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动态概念;由文学—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转向了民族志的研究范式。

论《中国古籍总目》对古籍种类和版本的统计失误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近年来编纂规模最大，收录古籍最多的全国古籍书目，本应该准确全面地反映全国古籍的收录状况，但是其在统计古籍书种和版本时却时有失误。本文拟在参考诸家目录及自己的目验的基础上，对其常见的失误进行研究，并对古籍统计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只愿文章中试官”——论明代通俗小说中与考官相关的情节模式

科举考试的"考官"在明代通俗小说中极为常见,而与考官相关的种种情节也成为小说结构中的异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现实的科举情形来看,本应严密完备的阅卷体系,却成为一个权力争夺与制衡的复杂场域,所有参与其中的考官都在施加自己的力量,企图将其拽入自己理想的方向。而由此附着在考官身上的科举特性也便为小说情节的构筑提供了便利,产生了诸如"考官相争、士子落第"之类的情节模式,从中正可以看到明代科举制度对于通俗小说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