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触媒”:戏剧《巨物之城》中的身体政治与后人类反思

《巨物之城》是国内首部以人机共生时代为背景、以机器人为主要角色的戏剧作品,其以类人机器人的遭遇为线索,引发了有关主体性、歧视、异化等后人类处境的思考。作为“哲思触媒”,艺术以感性方式揭示技术发展的伦理症结,为人机关系的反思提供重要参照。在机械身体日益普及的语境中,捍卫人文价值既需要对技术加以伦理规制,也需要发掘艺术的批判力量。唯有在伦理和艺术的双重规约下,人与机器的关系才能获得平衡,科技进步才不会以人性为代价。《巨物之城》由此开启了对“什么是人”这一终极问题的探询,引导我们展开更为深入的对话与思辨,为理解后人类处境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媒体时代天津曲艺发展的困境及出路

天津被誉为中国北方“曲艺之乡”,受自身地理环境以及历史氛围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津曲艺,曲艺种类之多、流派纷繁、名角云集、乐队伴奏实力强悍是国内其他省份难以比拟的。但就目前状况来看,新媒体时代下技术革新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曲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困境,加之天津本土曲艺的蜕变与改良陷入停滞,曲艺在天津日渐式微。本文在分析天津曲艺的形成发展、特点成就的基础上,讨论天津曲艺发展现存的弊端与困境,进而从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探索出新媒体环境下天津曲艺的破题思路。

从“舍子”和“杀父”情节看改编《赵氏孤儿》的伦理呈现

《赵氏孤儿》作为一部经典戏曲,流传至今仍盛演不衰。但其中“舍子”与“杀父”两处情节内在的传统伦理价值已然失效。基于此,本文分别梳理陈凯歌电影版和田沁鑫话剧版对“舍子”与“杀父”进行的现代改编,详细梳理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认为两版改编分别以英雄降格与个体情感对抗牺牲复仇的高调叙事;以集体迷惘与信仰失落描绘“父亲死后”的孤儿困境。最后,对比分析电影版和话剧版的现代价值,解读二者对于现代主体精神感受和生存困境的影射。

舞台艺术数字化创作原则与作品特点——以《抗战中的文艺》《龙凤呈祥》为核心

近年来在“双演融合”新模式的推动下,各大文艺院团纷纷进行探索尝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创新作品和成功的探索案例。《抗战中的文艺》和《龙凤呈祥》作为近年来较为成功的“双演融合”案例,打破观众圈层界限与局限,使得戏剧艺术更加便捷地走进了日常生活。本文从这两部优秀作品出发,梳理舞台数字艺术精品的创作原则和作品特点,希望给文艺院团和剧目创作者带来一些启发,为新时代文艺赋能。

傅山对《庄子》是非观的诠释——兼论其对郭象的批评

明遗民傅山基于时代关切,立足现实世界,对庄子的是非观重新作出诠释。不同于庄子之“泯是非”,傅山提出“是非顾在”,认为人当去除坚执私己立场的“成心”,因任各物当下本然之是非以成就其独特的价值,使“物各自是”。他倡导人置身世间,在本有的良知上遣除私意分别,明辨是非,“取其是而去其非”。傅山因而不满郭象顺任成心以齐是非的观点,批评其否认事物客观的是非差异,缺乏道德操守,对主观执持之“是非之心”的消极因循取消了人向上一机的工夫努力。傅山的是非观凸显其经世济民的客观精神和道义担当。

“互联网+”赋能红色纪念馆发展:意义、问题与作用机理

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我国生产生活各方面水平得到快速发展,国家虽始终高度重视红色教育和红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但红色纪念馆未能及时实现更新与转变,出现了诸如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展陈方式单一、科技感不足等问题。“互联网+”的持续发展为我国红色纪念馆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改革契机与技术支持,本文在“互联网+”视域下分析当下红色纪念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管理、技术、市场和价值四个层面,探索通过智能技术手段为红色纪念馆发展赋能的机制。

先秦儒家孝道观的发展

西周时期的孝道观,作为古代父系社会向宗法血缘关系过渡的伦理体现,展现了在殷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周人将祖先祭祀的孝道理念转化为内在的伦理道德观念。孔子在继承周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孝道理念。他将儒家天命观念与人性论相结合,并将“仁”视为天与人之间的沟通媒介,认为孝悌为行仁之根本。曾子的孝道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括贵生、养亲、敬亲三个方面。孟子对孝道的尊崇不仅表现在对父母的敬爱与照料上,更体现在遵循与传承道德规范上。荀子的孝道观从内在化转向外在化,从理想层面转向现实层面。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孝”不仅是内在精神需求,亦是外在行为规范,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

试论娄烨电影创作的美学风格——以《兰心大剧院》为观察中心

娄烨作为第六代导演的标志性人物,其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作者风格,他的作品可以形成由风格串联起来的时空勾连。而2021年正式上映的《兰心大剧院》更能看出娄烨“反类型化”的作者书写,体现出娄烨在尝试着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形态,但同时也暴露出电影作品商业转型时的一些问题。本文以《兰心大剧院》为观察中心,试图分析娄烨在处理作品传情表意元素时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不仅是娄烨作品符合后现代美学风尚的重要标签,已然成为娄烨电影中实现自我表达的重要途径,更体现出其在艺术创作上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的决心。

论现代京剧《燕翼堂》的艺术创作

大型革命现代戏《燕翼堂》以山东蒙阴刘氏一族舍家卫国的真实事迹为创作背景,以京剧形式展现了一个家族的毁灭与一个民族的新生,具有深刻而生动的革命教育意义。作品题材宏大震撼,构思巧妙独特,在剧作结构方面注重点线交融,在把握了整体架构的平衡性与渐进性的基础上,又穿插了几处情节陡转点,增强作品戏剧性;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则注重典型化方法的运用,于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中诠释人物、立住角色;在对家国情怀的主题阐释上史诗性特征鲜明,创作团队从故事文本与舞台呈现等多个层面构筑其恢弘凝重的史诗风格,具有一定的艺术高度与思想厚度。本文从剧作结构、人物立象与主题内涵三个方面深入探究京剧《燕翼堂》的动态艺术创作。

新时代柳子戏创新发展策略研究——以昆曲发展经验为借鉴

柳子戏作为“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之一,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近年来,山东省柳子戏一直谋求复兴,寻找可持续发展之路。本文从柳子戏创新性发展角度出发,从山东省柳子戏现状入手,分析其在生存环境、文化冲击、市场压力等背景下面临的困境,并借鉴业已“破局”的昆曲对此类问题探索出的发展经验,从受众、传播技术和迎合市场需求等三个角度提出对应的策略,从而突破阻碍,推动柳子戏更快更好发展。

郑板桥艺术美创造的三重境及其哲学意蕴

艺术美以打破时空界限为己任,突破时空限制求得永恒之美,其中,艺术美创造过程的三重境非常值得探赜。本文通过分析郑板桥画竹的“艺术美”,总结出艺术美创造具有“感悟—意构—呈现”三重境。第一重境是感悟于自然之道,客体在主体意识世界投射中,主体对客体进行观察、理解和感悟,形成主观与客观结合的“眼中之竹”;第二重境是意构于精神之界,主体对现实素材进行提炼、重构、打磨、雕琢及内化,经艺术酝酿和意构加工,形成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胸中之竹”;第三重境是呈现于物化之形,为真正实现艺术美的永恒,主体通过物质材料和艺术技巧,把“胸中之竹”物化为典型与个性结合的有形之物“手中之竹”。艺术美创造的三重境又各自包含三个阶段,本文对其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赜,对其中的哲学意蕴进行了深刻分析。

文化数字化构筑文化消费新发展图景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的印发对文化消费升级意义深远,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文化数字化构筑文化消费新发展图景,文化数字化发展能有效提高文化资源的配置效率,重构文化产品生产流程,推动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文化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加匹配文化消费生产消费平台化、消费推送精准化、消费体验场景化的文化消费新特征;拓展丰富数字化互动展览场景、演出上云的演艺场景、沉浸式娱乐场景等新型文化消费场景。

网络亚文化视角下平台自制纪录片发展探析——以哔哩哔哩为例

近年来,哔哩哔哩自制纪录片的新异风格与火爆现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与传统纪录片不同,网络亚文化塑造出哔哩哔哩自制纪录片的特色,使其呈现出新的风格。但是,这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使纪录片的发展面临着文化内涵薄弱、价值导向偏离、被资本干涉、较难处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关系的困境。哔哩哔哩自制纪录片不仅是一种娱乐产物,还是一种商业谋利工具,但作为纪录片,其本质是追求真实、承载艺术、传播思想的文化产品。因此,哔哩哔哩自制纪录片在发展中应妥善解决网络亚文化带来的问题,积极承担相应的文化责任,守护纪录片的文化价值,从而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

文化数字化战略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活化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联着民族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非遗的数字活化带来了新机遇,可重点结合三大策略持续推进非遗数字化传承发展路径:一是通过协调多主体力量,加强数据库建设,将非遗数据资源整体链入中华文化数据库;二是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发展双轮驱动,丰富非遗数字内容供给,以数字思维构建非遗数字文化生态;三是拓展非遗数字化应用场景,发展“线上+线下”体验及消费形式,使非遗融入当下生活。

羊山战斗纪念地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

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跨过黄河,发动了著名的鲁西南战役。鲁西南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开辟了道路,揭开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从此开始了一个伟大转折,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羊山战斗是鲁西南战役中最为重要一场战斗,也是鲁西南战役的最后一役,这场战斗异常残酷,我军付出了巨大代价。刘伯承司令员在羊山战斗结束时作诗一首:"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为缅怀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1952年,金乡县委县政府在羊山主峰上建造了羊山革命烈士陵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历史性命题,又是一个时代性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支撑,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为新的形态。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铸就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探赜文化之于“中国之治”的支撑作用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离不开文化的丰厚滋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亦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给予支撑。其中,绵延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是"中国之治"的基因底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知识宝藏和智力保障。因此,充分发挥文化之于"中国之治"支撑作用的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厚植文化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这也是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思想保证。

与精神贵族共舞——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尼采是精神贵族,是部分学习哲学之人的启蒙之师。尼采哲学的诞生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促使现代西方人对其所处基本境遇和直击心灵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在《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中,周国平先生揭示了尼采摆出的各种问题,"酒神精神""强力意志"和"永恒轮回"是其中三个重大主题,该书引领读者与尼采精神共舞,给现代西方哲学带来新思考、新感悟,更加关注人与价值的问题,促成哲学对新旧问题推翻之后的真理与价值的再造。

裴頠《崇有论》进步意义探微

魏晋南北朝时期,现实的多元化和思想的多元化同步进行,分裂动荡的时代给百姓带来了苦难,也带来了思想的繁荣自由,玄学对名教与自然的探索过程蜿蜒而曲折。裴頠生于西晋的士族大家庭,既在朝中有所任职,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其《崇有论》以"有"为论述的出发点,认为"有"是根本,是统括和混同万物的最高的道。自东汉末年以来,名教自身已具有严重的弊端,必须予以调整并建立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新名教。《崇有论》中裴頠对"贵无"的批评中包含诸多合理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