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西《长宁县志》所见黄乡叶氏的多面相

明正德至万历年间,江西黄乡叶氏既追随南贛巡抚王守仁等人平乱维护地方稳定,被授于“义官”或“千夫长”,同时也从事打劫、迫害地方民众的活动,于万历二年(1574)被官府所剿灭,可谓是赣闽粤边界区一股“亦贼亦官”重要地方势力。纵览明清时期《长宁县志》对黄乡叶氏的所史书写,其在县志中最初多以“盗贼”形象出现,后来也存有叶揩被塑造成“神灵”形象的双重记载。黄乡叶氏“贼、官、神”多种形象并存于县志文本以及“大盗化神”形象的演变,这是明末清初长宁县社会动乱频繁以及灾害严重直接导致的结果,也是《长宁县志》编纂者基于国家政治伦理下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对黄乡叶氏及地方历史的书写与重塑。

年鉴新发展:拓展资政功能的再思考——以河北省情为视角

跟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步伐,地方志和年鉴事业也进入转型升级、高速发展的阶段。年鉴工作要深刻领会"新时代"的丰富内涵,用"新时代"思维开展年鉴工作,用"新时代"思路拓展年鉴功能。在内容上要紧贴时代,逐年记录时代的发展变化,拓展地方综合年鉴的存史功能。在推广使用上,要坚持"编鉴为用",找准资政辅治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发挥新时代年鉴的独特作用,拓宽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政功能。

浅析出版社前期介入对年鉴编纂出版质量提升的影响——以《中国文化年鉴》编纂出版为例

年鉴编纂出版是一项系统工程。本书以中央级年鉴《中国文化年鉴》为例,探讨出版社前期介入与全程参与对年鉴编纂出版质量提升的影响。

年鉴综述、概况与单一性记事条目的功能和作用——以《兵团年鉴》《中关村年鉴》《苏州年鉴》为例

文章以《兵团年鉴(2015)》《中关村年鉴(2018)》《苏州年鉴(2018)》为例,探讨年鉴综述、概况与单一性记事条目的功能和作用,认为年鉴中的综述作为一个分目,其功能和作用是综合记述一个领域、部门、行业年度发展变化情况,是对该类目年度情况的综合记述和概括,其作用是提供年度内该行业或部门的总体情况,以及年度发展变化的主要方面的内容。概况作为条目,在年鉴中承担反映相应领域全面情况的任务,是一个领域、部门、行业基本面貌的概述和综合。单一性记事条目是记述年度特定事物的条目,它单独记述某一具体事物,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或行业发展中"点"的情况,以某一具体事物、事件、措施和现象为对象,选材讲究新颖,是年鉴内容逐年更新的主体。年鉴编纂者应正确理解和把握年鉴综述、概况和单一记事条目的功能和作用,在设计年鉴框架时注意三者间的区别,以及在年鉴中的功能和作用,编纂出高质量的年鉴精品。

2016年《史志学刊》刊发学术论文统计情况

《史志学刊》自2015年创办以来，得到学术界的点赞2016年共出版6期，发表稿件102篇。《史志学刊》专业水平不断提高，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显著扩大，《史志学刊》社会反响强烈，全年刊发的102篇论文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篇，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篇，省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5篇，市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篇，

日升昌傅山款额题试探

本文通过地方史料文献,特别是存世碑文的研究,找到了明末清初以傅山、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各反清复明群体与人物间关联的载体——道教宫观,并进一步探讨了支撑这些群体活动的经费来源,即秘密汇兑业务。在此基础上,解析了日升昌票号三进院东角门傅山题款"數飛"额题的内涵,为票号产生于明末清初的"李自成遗金说"提供了佐证。

晋藩宁河王府沛县县君朱氏墓志铭

在今太原文庙东南角的院落内,笔者发现一块被用作铺地砖的明代墓志。据墓志可知,墓主人沛县县君系属晋藩宁河王府,其父为辅国将军朱奇瀔,丈夫为阳曲仪宾郭清,生三子二女,享年三十五岁。墓志内容单薄,信息量小,所记述仅其为女、为妇、为母三个人生阶段的家庭关系。根据相关明代宗室的历史文献及粗简的墓志,推知如沛县县君这样的宗室末支子女,在明嘉靖王朝已成为寄食于社会边缘的角色。

《史志学刊》优先刊登方志理论研究指南

根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山西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精神要求，2016年《史志学刊》重点优先刊登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相关的学术论文。以下参考选题仅供参考。

吕留良藏刻书考

本文从文化背景、藏书情况和刻书倾向等几个角度,对清代文字狱案的重要牵涉者——吕留良其人的藏刻书情况展开考察,认为吕氏著述倾向与藏、刻书活动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专业年鉴理念创新——以台湾《出版年鉴》改版历史为视角

台湾与大陆文化同根,同样重视史志鉴的编修,但长期以来,有关台湾各类年鉴的研究始终不足。本文以台湾出版年鉴的历次改版为参考,初步探讨其历次改版背后的理念和意图,探索专业年鉴创新的可能性。台湾《出版年鉴》自1976年创刊,坚持每年或隔年出版,并历经多次改版,对年鉴工作及研究者了解台湾专业类年鉴的编纂理念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精心组织 严格要求 扎实做好阳泉史志年鉴编纂工作

2003年以来,在阳泉市委、市政府和省史志院、省交通厅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局史志年鉴编撰工作,按照省、市的要求,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组织、严谨求实,全面开展交通系统史志年鉴编撰工作。目前,各县(区)交通局。

展示山西文明 宣传山西文化——在书画名家龙田笔会上的主持讲话

(2010年9月29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中秋节合家团圆的余温还没有散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周年的喜庆序幕又将拉开。在这美好的两节期间,在这迷人的金秋时节,"纪念山西新方志工作开展30周年书画名家龙田笔会"在省城文瀛湖畔迎泽宾馆的迎宾厅隆重举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专门部署《山西省志·城乡建设志》编纂工作

2010年2月26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召开2010年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暨党风廉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总结2009年工作。

全省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

6月30日,全省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太原召开。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省地方志办公室处级以上干部共40多人参加了会议。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茂盛、副主任赵群虎、纪检组长郑小豹、副主任张晓光参加会议。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一生历仕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历任天章阁待制并侍讲、永兴军安抚史、端明殿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和尚书左仆射(宰相)等职。司马光毕生致力于编撰《资治通鉴》。司马光因与推动变法的王安石政见不同而淡出朝堂,退居洛阳后,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放在《资治通鉴》上。司马光在洛阳的居室十分简陋,为利于专心著书,司马光让人在家中挖了个又大又深的坑,砌成地下室,专为写作之用,美其名曰“壤室”。北宋王得臣著《麈史》记:“熙宁间,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营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层,上曰朝元阁。

中国杂技史志编撰概况

中国杂技艺术源远流长。民国之前诸多文献对"杂技"多有著录。真正意义上的杂技史志编撰的繁荣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且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文史资料、文史丛书或文化艺术志之中。杂技专志的出现较晚,且多为内部印刷。中国杂技史志编撰工作仍任重道远。

西汉时期农业政策探析——以帝王诏令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建立之初,经济衰颓,农业萎缩,帝王颁布一系列农业诏令,涵盖了教化、经济、政治等多个层面。推崇农本、亲耕藉田、优宠力田等教化措施,为天下树立了勤劳农事的形象和榜样;改革租赋制度,减免田租、口赋,减轻农民负担,开放禁苑和假民公田,解决失地问题,经济措施起到了稳定小农经济的作用;免奴婢、放宫人、赦刑徒,增加农业劳动力,严格限制商业、采矿业过度繁荣,并且广征谏言、亲祠后土,政治措施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重农诏令的颁行,对于此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历史文献资源建设的思考

历史文献是历史进程的见证,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历史文献资源的建设应当作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点内容和突出特色。本文以山西大学图书馆为例,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历史文献资源建设的现存缺憾,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变对策。

抗战时期卫聚贤与郭沫若的学术交往

卫聚贤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学术生涯常与国民党元老为伍;郭沫若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领袖,这两位政治立场不同的学者在抗战时期有过一段学术交往,成就了民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相同的考古兴趣、共同的学生金祖同,让卫聚贤与郭沫若相识相交,不同的政治立场最终让二人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