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经营权信托的价值、羁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农地经营权的性质不影响其成为信托财产,农地经营权信托有理论与制度的双重支撑。与其他农地流转方式相比,农地信托的流转方式不但有历史根基,而且能兼顾农地经营权的安全与收益、实现金融入农扶农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实践中,我国农地流转仍然以出租和转让的方式为主。农地信托面临的制约因素包括政策服务配套不够、关键性制度支撑不足、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积极性不高和农户参与意愿不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推动农地信托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包括:政府提供财政、金融和平台支持服务;完善信托登记、税收优惠和监察人制度;革新信托公司对农地信托的认知、弱化分别管理义务、细化亲自管理义务;增进委托人制度感知与权利归位。

宪法人格尊严的类型化——以民法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为素材

我们可以借鉴民法人格权与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实践,通过“领域化”和“环节化”两种相互交织的路径,不断实现宪法人格尊严内容的类型化,容纳人格展开过程中的新场景和新诉求,通过宪法与部门法的交互效果,维护和增进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规范力。一、人格尊严内涵的再讨论:目光往返于宪法和部门法宪法上人格尊严内涵之界定,洵非易事。

征稿启事

《中国法律评论》是一本融合法学学术与法律实务、法律思想与治理策略的法律专业期刊。自2017年第1期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诚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稿件要求本刊主要设有“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对话”“专论”“思想”“判解/立法”“影像”“批评”“策略”等栏目,其中“思想”“批评”“策略”栏目接受海内外专家学者赐投稿。作者来稿需符合以下内容和形式要求.

被误读的宪制——评苏力《大国宪制》

引言《大国宪制》对中国"宪制"进行了知识考古。然而,在《大国宪制》中,苏力不时语出惊人,挑战宪法学者的认知共识甚至价值底线。如所谓《大宪章》限制了国王权力的说法只是"部分法学家的意淫"。

谜一样的独角神兽(一)

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传统中国,人们对独角神兽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指神兽是诸礼仪和官员服饰中的重要元素,传承经久,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存在;陌生,指人们对神兽的认知多非亲眼所见,主要凭史籍载文绘图或口耳相传,形成神兽形象的思维定式,其中想象附会的成分与日俱增。在传世和出土的典籍、文物上,独角兽的形象千变万化。

数据可携带权的权利结构、法律效果与中国化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被写进中央的政策文件,以发挥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数据在三个不同的维度呈现出重要意义:对于个人而言,它是个人的尊严所系;对于平台来说,它是企业的重要资产;对于国家来说,它是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数据属于谁?数据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谁能够访问数据?谁可以控制数据?谁必须将数据与他人分享?谁又必须将数据向主管机关备案?所有这些问题都牵涉一国数据法律体系的建构以及建构该法律体系所依赖的原则。

平台经济用工与新业态劳动关系

多年以来,我国劳动关系领域持续博弈,劳动立法运动风起云涌,已然成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道奇景。然而,处在暴风眼位置的劳动关系概念,却从未获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立法的明确界定,实务上大多依照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判断。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经济蓬勃兴起,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催生出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新型劳动身份:另一方面刷新了劳动的交易形式,衍生出劳动关系认定、劳动风险分配等法律和社会问题。如何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如何在新经济形态下明确劳动关系的内涵?

区块链治理之现状与思考:探索多维价值的复杂平衡

区块链浪潮的兴起在国内外已是有目共睹。自2018年以来,蚂蚁金服、京东金融、腾讯、百度、360、京东、万达、美图、暴风等上市公司密集入局区块链,涉及云服务、食品溯源、内容、游戏等多个领域。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也纷纷开始探索区块链相关业务。

坚持问题导向 精准聚焦发力 把司法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攻坚之年。中央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陆续出台，地方实践探索的鲜活样本“百花齐放”，司法改革主体框架搭建完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司法改革蹄疾步稳，人民群众获得感日益增强。

监审合一抑或监审分立--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背景下的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完善

监察和审计是国家公权力监督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是专门监督机关对国家公权力监督的两种最主要的形式。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十大课题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展开,改革的目标已经清晰——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于是,实现改革总目标的路径也就清晰,且不容置疑——通过试点,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为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上述内容在全国推开并落到实处,需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改革提供支撑,在修改宪法及其相关法规范的基础上,做到包括试点在内的改革全过程都于法有据,依宪依法进行国家权力重新配置和机构整合。应当在试点过程中以及试点之后进行科学评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基于评价结果来确定由谁、何时、如何全面推开。这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课题,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题;并且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对该课题展开深入研究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公安机关干预民间纠纷合法性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本栏目简称《人民警察法》）1995年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同年付诸实施。在过去20多年里，尽管与《人民警察法》密切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本栏目简称《刑事诉讼法》）在1979年颁布以后，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大的修改，但人民警察法并未进行相应修改。自2014年起，公安部终于开始着手《人民警察法》的修订工作。2016年12月1日，公安部公布了《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中国法律评论 期刊简介

《中国法律评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主办。本刊依托法律出版社拥有的优质学术和实务作者资源,致力于推动法律学术与实务的融合,是学术精英与实务专家的共同平台。《中国法律评论》秉持中国法律"思想之库府,策略之机枢"之理念,关注社会、经济、民生的法治问题,检视法治缺失、疏失、减损、冲突,立足治理,提炼、激发、阐释法律思想,弘扬法律精神,凝聚法律智慧,研拟治理策略,为建设法治中国服务,为提升法治效能服务,为繁荣法学服务。

简政放权的简放之道

从政府和社会两个维度来说,"简政"简的是政府的事务,"放权"放的是政府的权力,恢复公民个人、市场和社会的自由与自治。简政放权无法指望几年之内即可完成,应当在厘清政府与社会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的前提下,按照《行政许可法》等所确立的正确方针,从长计议、分步实施,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落实,稳步推进简政放权的改革。简政放权是一个系统工程,唯有诸多机制配套施行,才能推进简政放权的不断深化,才能促进整个国家治理的优化。

论法治的社会历史条件——以西方中世纪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国内学者对法治的理念与实践论述较多,对法治产生的历史社会条件却着墨很少。11、12世纪欧洲的历史社会经验说明,法治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包括政教分离的政治权力架构,法律治国的策略和法律至上的理念,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兴起,以及大学、法律科学和职业法律家的出现等,跨文明的比较研究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命题。因此,法治的建成不仅需要主观的愿望和法律界内部的努力,还需要客观条件的发展与成熟。

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

对审判活动公开性和独立性的任何一种冲击和干扰,都会打破诉讼活动的基本结构,从而也破坏了司法公正的基础。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虽然,审判独立并不能保证司法一定公正。十八大以后,中国法治开始有明显的转暖迹象,官方的提法也开始变化,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体现了法治观念的转变和价值观的重塑。之后能做得怎么样,改革的进展有多快,能否克服权力干预的影响,历史的惯性在哪里,关键还要看司法观念转变的状况,阻力肯定还会有。

征稿启事

《中国法律评论》是一本融合法学学术与法律实务、法律思想与治理策略的法律专业期刊。自2017年第1期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诚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稿件要求本刊主要设有“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对话”“专论”“思想”“判解/立法”“影像”“批评”“策略”等栏目,其中“思想”“批评”“策略”栏目接受海内外专家学者赐投稿。

论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总抓手。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以史明志 知史爱国

在我执教的生涯中,有两次编书的经历似乎都与"志"有所关联,正因如此,虽然事隔多年,依然记忆犹新。这两次编书一次是在1979年提出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编写《中国古代民法史》,分别叙述如下。一、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把法史研究中心牢固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我国学术研究处于封闭状态。大部分学科没有与外国进行交流,包括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