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保证国家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系统、全面地定位和把握国家安全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制度创新与中国动画的内生进化

动画发展具有内生性,因而具有依靠自主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制度创新则对其内生性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动画兴衰史表明,适当的制度创新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动画实现内生进化。反之则会挫伤其内生性,导致衰落与退化。唯有围绕修复内生基因、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行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才能使中国动画实现真正的复兴。

文化治理及其国际经验

'治理'是包括文化事务在内的现代公共事务管理的共同趋势。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治理',即推动建立由各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共同'治理'公共文化事务的制度框架,以形成'(共同)治理结构',实现公共文化事务的'善治'。各国文化治理的实践经验表明,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是开展文化治理的核心理念和法理依据,形成'治理'结构,建立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则是文化治理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其他如必要的资金资助、具体的政策措施等,则可根据本地情况灵活采用或加以变通。良好的文化治理,能充分激发文化创造力,有效改善文化生态,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全面促进文化发展。

2012台北市民文化素养调查

文化素养是指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所共有或共享的知识和能力,也是维系社会秩序与塑造价值的要素之一。近年来,世界各国莫不积极透过文化指标的建立与调查,作为衡量其文化实力的依据,并用以推展文化政策、提升行政绩效、展现其特色与活力,进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竞争力。台北市的文化素养调查,旨在了解台北市民在大众传播活动、视觉艺术活动、表演艺术活动、文化艺术机构与设施、文艺民俗节庆活动以及休闲旅游活动等六个面向的参与率和消费概况。文化参与和文化消费是重要的文化指标之一。台北市的文化素养调查虽然早在2002年即开始进行,但2007—2011年因故中断数年。近年,台北市文化局委托本系重启调查,然因间隔已久,且部分调查项目已有修正,最后仅能就统计结果作描述性分析,暂时无法进行纵贯比较。未来,台北市政府若能延续文化统计调查工作,不仅可以更深入了解台北市整体文化发展的脉络,作为文化政策拟订参考依据,也可作为地区、城市甚至国家间国民素养和文化实力比较的基准。

长三角非物质文化资源协调发展战略——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思考

非物质文化资源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两个部分。本文以长三角区域为例,分别分析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空间分布特点,并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长三角区域非物质文化资源协调发展战略的思考。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意打包贷”融资新模式的构建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在以集群化为主要特征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银行信贷融资困境。纾解这种融资困境的有效办法是改变既有的"—对—""以零为零"的借贷策略,创新出"多对多""化零为整"的集群"创意打包贷"融资模式。集群"创意打包贷"融资模式是一种考虑融资供求双方客观条件与现实需要的规模化、专业化、正规化的集群融资新模式。其整体框架由"两圈、三层、五步"构成,具有提高集群融资可得性与融资效率、扩大集群共同融资量、降低集群融资成本与融资风险和实现群内外相关主体协同共赢发展的作用。

2011年美国电影产业发展回顾

美国电影产业是世界电影产业的核心力量,它的发展对美国乃至全球的电影产业和文化产业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北美市场,尤其是美国,仍然是世界电影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2011年数据显示北美票房总额占全球票房的近三分之一;银幕总数尤其是数字银幕数全球领军。2011年海外票房增势强劲,各个地区都对票房的增长作出贡献。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几大主要经济体,即"金砖五国"中有三国(中、印、俄)位列海外票房前十位。

从文化产权交易到精神经济发展

文化产权交易是我国产权交易市场上的新兴事物。从性质上看,文化产权交易已经超出了传统物质经济所解释的范围,它在许多方面符合精神经济的特征,是以精神内容交易为中心的精神经济现象。因此,本文试图运用精神经济学的观点诠释文化产权交易。首先,把精神经济与文化产权交易结合起来,理清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其次,在分解精神经济时代产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文化产权交易的类型及其性质;最后,依据文化产权交易的经济作用,提出通过发展文化产权交易促进精神经济发展的若干对策。

深圳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

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文化资源是两个既有重叠又不相同的概念,它们都囊括了城市文化的各个方面,但看待城市文化的出发点、眼光、角度与目的不同。本文以深圳为研究对象,从这两方面研究其城市文化。文化资源方面,深圳的传统文化资源不断积累,具有不小的开发潜力,公共文化资源也实现了快速积累。文化资本方面,深圳在城市实力增强、改革开放、移民人口等因素的促进下实现了文化资本大幅提升。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深圳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文化资本运营增殖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进一步开掘城市文化资源,运营城市文化资本,是深圳城市文化建设的关键。

高新科技与文化产业——从新媒体技术的视角

一、引言在2007年10月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特别指出要"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这一论断从国家政策的高度指明了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十五规划"确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政策至今,文化产业在我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产业门类、规模和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划分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标准及其意义

一、文化体制改革势必造就大批文化企业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应该看作是文化领域内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要求我们,要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发展观中解放出来,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也只有这样,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是更加协调、更可持续的,同时也更加适应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以及多元政治文化发展格局的形势要求。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文化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或导向,对我们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具有重大意义。

韩国动画产业的现状和前景

一、正迎接转型期的韩国动画产业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开始制作商用动画片。初期制作的一些创作动画片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因不能提供可以克服狭小国内市场的契机而停滞。取而代之,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外动画制作公司的制作承包被激活。韩国动画业界开始接受国外制作公司的承包订单,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为世界性动画片承包制作国家。因上述原因。

中国文化管理类学科建设刍议

在2020年第十七届全国高校文化管理类学科建设联席会议关于文化产业新商科和文化管理类学科的讨论和交流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管理类学科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需要关注其发展的语境。在梳理学科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文化管理类学科建设经历的三个阶段、高校学科人才培养的四类实践。中国文化管理类学科的独立性、相对性已显现,学科的知识体系也已基本成型。尊重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规律,构建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学科体系是新时代赋予的社会使命。

地方艺术表演团体转企改制及其演出效应评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反事实分析

文章在中国艺术表演团体转企改制进程阶段性划分基础上,根据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4—2017年转企改制事件构造反事实分析框架,并运用倍差法对转企改制的演出效应进行因果识别。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首先,转企改制提高了企业性质艺术表演团体的平均演出收入水平(即期效应和滞后效应);但降低了事业性质艺术表演团体的平均演出收入水平(滞后效应);其次,转企改制具有自我强化性,实现了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的有效结合;再次,转企改制的演出效应具有阶段性差异,但在巩固提高阶段推进转企改制却不会继续提高演出收入水平;最后,在集中推广阶段,转企改制的同群效应显著为正,表明转企改制的经验与教训在区域间得到了相互借鉴。基于上述结论,围绕重塑文化市场主体竞争力,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等方面给出有关政策建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沿线国家音乐产权略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沿线十一个国家的音乐产权受到各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影响,有殖民烙印。音乐产权生态环境使这些国家的音乐产权规范显示民族历史特色,国际相关公约也构成它们的重要内容。这些国家音乐产权的五大类音乐产权主体与两类客体存在差异。音乐产权具体的非财产权的三项权能、财产权的五项权能、综合权的三项权能,体现各国音乐产权生态特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沿线十一个国家音乐产权综合反映了各国国情,研究它们对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民心相通有重要价值。

创建“一流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语境下,文化产业兴起并快速发展起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文化管理问题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视野。2012年,"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简称文管)在管理学(门)类下,从"试办专业"调整为"基本专业",成为工商管理专业类(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这意味着文管专业的学科基础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社会需求相对稳定、布点数量较多、继承性较好,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本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从文化的三种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系统梳理了文管专业创建发展过程及其主要问题,论证了进入文化强国时代,以文化为中心,创建"一流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的实践历程及其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前期文化政策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文化政策转型,使得文化政策的实践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40多年来,党的文化政策始终坚持党的文化发展的根本宗旨,围绕文化政策的核心议题,紧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展开了稳步推进、不断深化的政策创新过程,形成了改革开放40年党的文化政策实践的三个阶段。党的文化政策的探索为我们在未来进一步完善文化政策实践提供了诸多启示。

论文化产业政策与法律的性质地位

政策与法律是现代产业调控与文化法治社会两股重要力量,文化产业法律性质包括公正性、规范性、强制性、稳定性,政策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灵活性。政策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初期处于中心地位,政策主要体现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激励功能及加速作用;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稳定作用。然而,文化产业在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就必须高度重视文化产业法学理论的研究及法律体系的构建,法律对文化市场竞争秩序具有规范功能;文化法治的传承与指引功能;对文化弱质行业、特色文化产业的保障功能,具有其他文化经济政策所无法替代的地位。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法律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障。

制度创新视角下“活态”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大运河的研究

作为世界遗产发展新类型的"活态"遗产对保护管理制度有新的要求。选取中国大运河对"活态"遗产在形态、功能、价值等方面区别于传统"静态"遗产的特性深入剖析,指出我国现行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针对活态遗产管理的不适应性,进而提出构建协作管理机制的理论基础及实现路径。

合作治理视角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治理范式:作为社会治理的文化治理

转型时期如何明确文化产业发展的治理范式是当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本文试图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的四个层面入手,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治理范式——文化治理界定为一种社会治理,指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治理必须以公私合作关系为逻辑起点,以合作治理理念为驱动因素,构建以政府、社会为主体的文化治理,引导、规范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和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