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图史研究现状及思考

一早期海图多为航海所用。中国地处世界最大陆亚欧大陆东部,东临世界最大洋太平洋,具有绵长的海岸线,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历史上我国沿海人民很早就有航海实践。史料记载,春秋时代的孔子曾感叹其思想难行于中国,曾寄希望于乘着小筏子渡于海,将其传播四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载《论语注疏》解经卷第五,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战国时期中国沿海出现吴、越、齐等强大的诸侯国,造船业在广泛应用中得以迅速发展。秦代之前船上已经使用的风帆利用自然风力作为船舶动力,为船舶航行提供动力资源,使之更便于海上远距离行驶。张良群:《从秦代航海条件看徐福东渡的可能性》,《日本研究》1998年第1期,第58~62页。

《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述评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海洋,海洋史的研究也越发受到学界的重视。王涛博士新著《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采取全球史的宏大叙事,深入考察了明清时期海盗、海商势力的兴衰与全球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态势,令人耳目一新,实为不可多。

巴达维亚的中国洋船及华商:以瓷器贸易为中心

本文关注的重点不是瓷器本身,而是运输瓷器和陶器到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下文简称荷印公司)亚洲总部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船员及其乘客。自从克里斯蒂安·约尔赫(Christiaan J rg)关于荷印公司瓷器贸易的开拓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迈克尔·哈彻(Michael Hatcher)关于东印度大商船“海尔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的惊人发现公布以来,我们对荷印公司在广州的贸易活动以及把成千上万件瓷器从中国高效运至欧洲的方法已经相当清楚。然而,最近一些船只残骸的发现提醒我们,中国瓷器并不只是通过欧洲东印度商船运到国外。

海外华侨文献搜集与当地历史脉络关系探讨——以马来半岛近代广东华侨文献整理为例

近年随着政府重视与学术投入增加,学术界对海外华侨文献的调研越加深入。许多学者能持续地到东南亚、南美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大规模地搜集华人社团内部资料、当地各级档案馆资料等等,相比过去的研究有长足推进。这些工作,一开始往往是从资料储藏地着手,顺藤摸瓜,逐步扩大。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单纯的统计或堆砌无法满足深度的整理利用需求,我们需要反过来思考,所得到的资料当初如何形成,又如何结构性反映当地历史的转变,能回答研究者什么问题。如何使资料搜集与整理贴合当地历史脉络,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潮瓷下南洋:19世纪以来潮瓷与东南亚潮人陶瓷业

潮州地处沿海,与东南亚关系密切。民众驾舟下海为常事,潮州俗语云＂八月东风下南洋,五月南洋回家乡＂。潮州至南洋依赖季风,每年往来一至两趟。近代潮人移居东南亚,依旧保持家乡生活习俗,使用陶瓷枕头,陶瓷盘、碗,陶瓷水缸等,因而潮瓷在南洋一带相当有市场,是促进潮州窑业发展的重要海外因素。

明清时期香山海陆环境变迁与农业开发

关于珠江三角洲海陆环境变迁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集中于探讨香山附近海域成陆开发的进程问题。目前学术界对香山具体成陆时间仍有颇多争议。如曾昭璇等认为明代香山一带仍是浅海地形,是一个广阔的海湾,称金斗湾,属于磨刀门浅海区。以往研究指出了海陆变迁对水网系统的重要性,但是在谈到水道淤浅时,往往认为农业开发破坏生态环境,而相对忽略了农业开发与水网发育的关系。本文试图分析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香山附近水域的海陆变迁与农业开发情况,进而揭示水网发育的具体过程及其形成原因。一 明代香山县西、北水域的开发香山县系南宋时期析南海、番禺、东莞、新会四县濒海地区而设,当时只是一片以五桂山为中心的海岛群。因香山县总体地势是南高北低,加上西江干流冲击县境的西、北水域,宋元期间西北部大片海面淤浅成陆,形成“西海十八沙”,即今小榄、古镇等地区一带。明代以后,西海十八沙继续扩展,从石岐至横门一带水域也逐渐淤积,又形成“东海十六沙”,即今黄圃、南头等地区一带。

曾德昭《鞑靼人攻陷广州城记》译注并序

明清鼎革之际,广州两遭劫难。第一次是1647年初,李成栋、佟养甲率清军攻占广州,广州惨遭洗劫。次年因李成栋归附永历帝,广东重新回到南明政权控制范围。关于这一次广州劫难,当时在中国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阿泽维多(Manuel de Azevedo,1581-1650)编纂的《中国的战争、起义、皇帝之死及鞑靼人侵入报告(1642-1647)》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戏金、罟帆船与港口:广州湾时期碑铭所见的硇洲海岛社会

在以往的海洋史研究中,研究者对边陲小岛关注不多,也较少讨论水上人对陆地的控制。这些岛屿虽不及广州、厦门和澳门等主要港口重要,但也有值得学界关注之处。学界普遍认为,是否在陆地定居是水上人与陆地居民的划分标准。

走进排港:海南岛古渔村的初步考察

海南岛自然海岸线1226.5公里,人工海岸线596.3公里,总长1822.8公里。在将近2000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大大小小68个海湾。在这些星罗棋布的湾区中,海岛的先祖们根据“天时”“地利”“人和”法则,开辟出了数十处港口,又以海湾与港口为凭依,建构了众多渔村,如临高新盈、儋州白马井、澄迈东水港、东方港门村、三亚西岛、文昌宝玉村等。随着19世纪中期中国开启至今的现代化发展,这些古渔村在自然与社会潮流的侵蚀和冲击之下,日渐衰落。如今海南岛虽号称中国“后花园”,却已经找不到一个保存完好的古渔村,几乎每个古渔村都受到历史大潮的反复冲刷,大多陈旧不堪,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也日渐消失。

沿海崛起:早期大越的贸易、国家与文化

宋朝外贸大潮极大地影响了大越,助推红河流域上游乡村与下游乡村12世纪的经济整合,13世纪以陈朝立国为标志的政治整合以及14世纪的文化整合。沿海的财富、权力和儒家的经术进入并深刻影响内陆的首都异龙（今河内）,给整个大越带来巨变。我们考量宋代中国与亚洲诸国贸易的程度和影响时,在检视经济层面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政治、文化层面。自宋徂元入明,中国东南沿海与地中海之间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对东南亚世界影响甚大。

韩国华侨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近年韩国学界为中心

韩国学界①对朝鲜半岛华侨史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高承济的《华侨对韩移民的社会史研究》是韩国学界最早的朝鲜半岛华侨史专门论文。其后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视角一直影响着韩国学界的华侨史研究,涌现出一批研究朝鲜半岛华侨史的硕士学位论文。

早期西方地图中澳门地名与标注方位的谜团

一相关学术史回顾（一）澳门地名来源研究关于澳门的地名来源,前此集中讨论的其实是其经标准化后的葡萄牙语书写形式Macau及其前身Macao的来源。据亲眼见过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1555年11月20日葡萄牙富商费尔南·平托寄往果阿亲笔信件的金国平、吴志良称,该信最先出现amaquao这样的地名。

靝馨茶商的周转困局——乾嘉年间广州贸易与婺源绿茶商

一前言婺源与徽州府的其他县份各自位在黄山余脉大障山的两侧,大障山即是鄱阳湖水系之乐安江与钱塘江水系之新安江的分水岭。婺源县独居一侧,因此现在被划人江西省。但在明清时期,婺源实为安徽省徽州府的一个属县。婺源是个多山的县,民间有＂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的说法。

1390～1497年间中国的火器技术与越南

在世界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军事技术总是最先被引进,因为若不如此,就会大难临头、国破族亡。Anthony Reid,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The Military Balance(Townsville,Queensland: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James Cook University of North Queesland,1982),p1.——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欧洲和东南亚》武器和军事组织方面的任何巨变都会使一些民族比以前更容易实现目标,却也让其他民族面临前所未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由此影响政治与社会。火枪的出现正是这样一种巨变。William HMcNeill,The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1450-1800(Washington DC: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9),p1.——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450~1800年的火药帝国时代》在亚洲军事史上,有关1511年葡萄牙入侵马六甲之前中国火器技术传入东南亚的历史仍遗留诸多空白。笔者曾撰文讨论过明初(1368~1450)火器技术传入大陆东南亚北部地区(主要包括今中国云南南部、印度东北部和大陆东南亚的北部)的历史及影响。Sun Laichen,“Transfers of Military Technology from Ming China to Norther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1390-1527”,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4,3(2003),pp495-517.中译文《明代中国军事技术的传播和东南亚北部大陆的崛起(1390~1527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5年第1期,李新平、邱普艳译,第27~39页;另收入范宏贵主编《论说东南亚》,民族出版社,2010,第239~269页。本文则主要探讨中越关系和越南历史中与中国火器传播相关的两个问题。

北方海航道开拓的历史进程--以分段航行为视角

随着地理学、地图学、航海术与造船术的发展,15世纪后期西欧国家开始寻找从海上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航道。15世纪末,葡萄牙率先打通经好望角前往印度的新航道,即“南方航道”。但这条航道要绕过漫长而炎热的非洲海岸线,是一条艰难的航线。受世界海洋一体理论、开放极地海等地理学说的影响,部分欧洲人相信存在一条从欧洲北方前往东方和新大陆的航道,即北极航道。①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了南方航道,加之本身地理位置比较偏北,后起的航海国家英国、荷兰于15世纪末开始将探索的目光转向北极航道。由此,开启了人类北极航道探索的漫长历程。根据地圆学说,无论向西航行,还是向东航行都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

马角、莲峰、干豆、麻豆等地名及有关天后庙名源流探真

缘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本文第一作者谭世宝对天妃(后)历史文化尤其是有关庙名、地名已发表了约30篇论文,大多收入专集《澳门历史文化探真》和《马交与支那诸名考》,①此外谭著《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与《金石铭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庙宇碑刻钟铭等集录研究》内容也与本文主题多有相关。

汪日昂《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与17~18世纪中国南海知识的生成传递

在17~19世纪即清代康熙朝至光绪朝的士大夫之间,刊绘和观览《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系列舆图颇为盛行,许多版本都遗存至今。收藏机构和学人们大都已据各版的名称与识文、清朝内陆与边疆政区的变动判断其年代,梳理其系统,并以之阐明清代疆域图的绘制及其知识。但大多没有仔细分析其中南海(包括南海诸国、南海诸岛、南海航路)的知识来源。

再探十九世纪香港的德国社群

根据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专家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看法,一个族群共享以下特性:代名词、关于祖先的神话、集体记忆、共有文化特征,印象中的家乡和一种凝聚力。历史经验证明,政治单位例如国家,一般由多个族群组成,置身当中的不同族群并不一定经常和平相处,相反他们会因为争逐各种社会资源而时有摩擦。人数众多、组织力强,具有较强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的族群自然在斗争中取得优势,成为所谓的“核心族群”。战争和国家边界的变化容易形成新的强势或弱势族群。被征服者往往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陷于弱势。但很有趣的是,某些人数少但拥有强大资源的族群,纵然寄人篱下,仍然能在异国居于领导地位。东南亚的华人社群就是很好的例子。除了如纳粹德国那样的极端例子外,很少有强势族群会驱逐或灭绝国境内的少数族群。他们有些会要求少数民族在文化、衣饰以至其他生活习惯上融入主流族群,亦有一些对多元文化较为包容。少数族群无论如何也得面对现实,在不同程度上追随强大的“核心族群”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中西富贵人家西方奢侈品消费之同步--基于《红楼梦》的考察分析

16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中国常常被喻为世界的白银蓄池。很多研究在讨论这一时期中西贸易时都倾向于强调商品的西流(商品从中国向欧洲、美洲流动)和白银的东流(白银从欧洲、美洲向中国流动)①,以及中国器物对欧洲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②。

宋元环珠江口的县域变迁与土地开发--以香山县为中心

香山县是古代、近代珠江三角洲最大的沙田县。它具备珠江三角洲发育的各种形式,如沿岛屿发育,沿海岸边发育,沿激流之中的洲心发育,使大大小小的平地分布在海上。它的耕地形成是自然冲积和人工围垦结合的过程。文献所载香山的土地开发,汉唐时期初见端倪,北宋已有雏形。香山在南宋绍兴年间建县,建县后到元朝的沙田开发,使沙洲之间的“海”已经变小很多,这是明清以前沙田开发的一个新起点。关于这一问题尚未见专论,本文试对此加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