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强关系稳定的条件与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三大历史范例的动能透视

历史上,某些强国之间曾有历时数十年的稳定关系,其间两强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平相处。然而,强国间的稳定迁延愈久,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就愈见显著,而这大概率的趋势一般更引发考察者关注。本文依次考察现代早期欧洲、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东亚大陆和公元前5世纪西方古典世界的三大历史范例,探求造就和延续稳定的基本条件与导致稳定终告倾覆的强劲动能,无论它们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

美欧竞争新动向:同盟框架下的博弈与前景

国际格局之变错综复杂,美欧关系亦经历深刻调整。尽管美欧整体同盟关系尚未破裂,但在同盟框架下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主要体现在经济付出与责任之争、安全依赖与自主之争、政治团结与分散之争、规则捍卫与破坏之争。这四组矛盾折射出美欧同盟内竞争的新特征,包括双方维护西方主导经济秩序共识之上的利益争夺、军事同盟基础之上的新“同盟困境”、保持基本政治共识之上的内部政治干预以及大西洋两岸同向思潮之上的不同政策转换效率。美欧竞争与博弈的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可能会向三个前景演变。一是中美博弈胶着升级,欧洲继续在中美之间“游走”,与双方构建议题式合作关系;二是中美欧“三足鼎立”,互有合作与制衡;三是美欧联手对华。中国应未雨绸缪,做好对美和对欧工作,积极塑造对三方及世界更有利的中美欧战略关系。

美国对华半导体竞争战略探析

半导体产业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等新兴技术的重要支柱,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在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芯片短缺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半导体竞争战略呈现出攻防并举的态势。美国既希望凭借加大投资、推行优惠政策、提升研发能力等“自强”手段激励本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同时又试图通过强化出口管制、增强投资审查、限制人才交流等“抑他”手段,以“精准脱钩”战略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从短期看,这一战略将推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并制约中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从长远看,该战略会损害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实力,并激发中国加快技术进步的进程。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对华政策:文本解读与分析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引起了中美两国各界人士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担忧。分析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及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战略定位用词的改变、对中国崛起的标准用语的改变,以及对中国的崛起的认知和对华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从对手到朋友再到对手的过程。导致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除了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的对华战略的受挫和美国产生战略焦虑等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对国家利益认知的改变所导致的战略重心的转移。未来,中美关系将呈现竞争多于合作的趋势,中国在发展自身实力,做大中美合作蛋糕的同时,还应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美国也应该认识到进行贸易战只会是两败俱伤,应拿出更多的诚意与中国加强对话与协商,共同探讨中美两国的相处模式,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和平竞争关系。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演进

经典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围绕美苏战略武器关系而形成。中美战略稳定既是一个新概念,也是一种延续的状态。2010年,美国官方报告中开始出现"中美战略稳定"的描述,在官方层面将战略稳定用于中美关系,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中美之间围绕核武器形成的战略稳定关系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状态,在中美关系中虽然没有处于突出的地位,但是对于中美两国,特别是建交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建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不仅应服务于双边关系大局,而且要包含中美军事与安全互信、有利于中美战略稳定的核政策、双方都认可相互脆弱性、在力量建设上确保双方的核报复或核反击能力等要素。中美之间建立新型战略稳定框架是探索新型国家关系的必经之路。本文重点梳理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探讨其发展状态、影响因素和衡量标准,并就中美之间的新型战略稳定框架提出建议。

拜登政府对华经济安全战略论析

经济议题“泛安全化”是近年来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从美国公众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国家安全三个维度构建对华经济安全战略,依靠美国“产业自强”、对华技术封锁、增进区域合作、全球规则治理等手段具体实施。该战略以“新华盛顿共识”为基本原则,具有“精准脱钩”和强化“友盟经济”的特征,以建立“小院高墙”科技发展保护体系和关键产品供应链“去中国化”为施政重点。该战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体系出现结构性分裂的风险以及国际经贸领域的“规则之争”,但囿于违背市场经济逻辑,其政策效果有限。探究拜登政府对华经济安全战略的态势,对于解读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理性分析预测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破碎的美国身份: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对谈

美国身份曾经坚固统一,但现在正走向破碎,美国秩序曾经令外邦仰慕,但目前却沦为民众分裂的源头。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背景下,本篇对谈旨在对美国身份和秩序是否需要重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各自在未来的使职是什么等问题展开深度讨论。

特朗普执政后的美俄关系:态势与前景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执政之初,美俄关系向好的可能性上升,有学者认为在特朗普和普京的积极推动下,两国可能达成"大交易",实现关系转圜。特朗普执政以来,美俄关系的发展态势逐渐明晰。尽管外界多以"恶化"形容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俄关系,但两国关系的消极面实际上遭到了美国部分媒体的渲染和夸大,美俄之间并没有爆发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特朗普和普京均有政治意愿改善两国关系,两国高层的交流也保持了较高频率。然而,美俄关系面临美国国内多方力量的博弈,以及两国关系在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博弈所产生的阻碍和困境。在双重博弈之下,两国关系中的新旧障碍难以消除,直接导致在整体上美俄关系"快速重启"失败。由于国际格局和美俄关系性质的改变,短期内两国关系仍将维持僵而不死、斗而不破的状态,或仅能在部分具体领域开展有限合作,难以通过"大交易"的形式建立更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对华战略的“全政府”方式:概念、逻辑与现实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开启了以“全政府”方式推进竞争性对华战略的态势。作为一种确保战略实施的原则与方法,“全政府”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各要素参与的“全”与“协调”。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冷战与反恐战争期间都在对外战略中采取过类似“全政府”方式,但两者在战略定位、政策协调与社会动员等方面存在不同。特朗普政府为“全政府”方式设定的目标是防范中国的所谓“安全威胁”,在相应的政策实施中有一定的难度,其内部也未形成必要的协调状态,但支撑“全政府”方式的“全社会”状态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呈现出加剧的态势。拜登政府执政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竞争性对华战略及其“全政府”方式,但在战略定位与政策协调上面临较大的挑战。美国民众对华负面态度加剧的“全社会”状态,也对拜登政府的“全政府”方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塑造与制约。

美国对非发展外交评析:以“电力非洲倡议”为例

发展外交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非洲实施的重要外交战略。发展外交的提出是美国反思发展理念、优化政府职能、保障美国国家利益的结果。发展外交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等机构通过相互合作,实现美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学目标实施外交政策的过程。"电力非洲倡议"等政策是美国对非洲地区实施发展外交的重要内容。美国对非发展外交具有强化美国国际领导力的根本目的、运用伙伴关系的重要手段、促使非洲国家政治转型的重要功能、鼓励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的显著特征。美国对非洲的发展外交战略对中国推行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电力非洲倡议"的案例研究,评析美国对非洲实施的发展外交战略。

对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对非洲的经济战略

在全面对华竞争背景下,经贸议题成为美国经略非洲、与中国在非洲竞争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美非经贸合作制度和政策框架、加大对非洲关键矿产的投资、加快布局非洲新兴产业、打造全球基建伙伴联盟等手段,试图全面强化与非洲的经贸联系,重塑21世纪的美非伙伴关系。拜登政府的对非经济战略对有关各方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使美国在非洲的经济竞争力有所恢复,优化了美国在国际上的产业布局,使非洲市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同步上升,也使中国企业在非洲面临更多竞争和打压。但鉴于《非洲增长与机遇法》作用不彰、美非扩大经贸合作的结构性障碍显著以及美国规划与非洲自主发展意愿冲突,美国加强对非经贸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理解美国经济长期停滞——基于垄断势力集聚视角的述评

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速一直处于历史低位,国债利率持续走低。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的市场平均垄断势力升高,且集聚程度不断提升。与之对应,企业的托宾Q值均值持续上升,且主要是头部企业的估值上升。本文在介绍美国经济发展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上,从垄断势力加剧的视角,分析美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旨在加深对美国经济现状的理解。

中美“共管台独”:历史经验与启示

2000—2008年,中美为遏制台湾当局的"台独"分裂活动寻求合作,有效管控了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这是中美"共管台独"的战略新思路。美国向中国保证不支持"台独",中国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充当的角色重新进行评估,要求美国政府不对台湾当局释放错误信号,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以制衡"激进台独"的分裂活动,从而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底线是推进国家统一和坚决反对"台独",美国的底线是反对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有鉴于此,本文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美两国管控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之言行作为研究案例,在回顾中美"共管台独"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为中美关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提供启迪。

美国的阿富汗退出战略探析

海外军事干预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特征,国际政治学界近年提出的"退出战略"理论,为考察美国如何结束海外军事干预提供了重要路径。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的"退出战略"主要源于美国总统的"阿富汗战争观",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均认为,阿富汗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趋降低,阿富汗战争的前景日益暗淡。以此认知为基础,这三位总统在任职期间均致力于从阿富汗撤军,结束阿富汗战争,并为此通过一系列的战略表述,以国家利益为由,为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决策进行辩护的同时,提出结束阿富汗战争"退出战略"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即在从阿富汗撤军的同时力争保持此次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的成果,包括使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以及维持阿富汗政府的续存。美国在逐步减少驻阿美军的同时,试图通过与塔利班的直接谈判,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由于没有能将此次"退出战略"实施中的政治层面与军事层面有效结合,美国在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的同时,未能实现其理想的"结束状态"。为全面和深入考察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退出战略",本文以比较分析为研究路径,探析独具美国战略特色的"退出战略"。

科技革命与法律演化的两个面相

在现代社会,复杂性增长与社会加速是两个引人注目的时空现象,而这种现象部分由科技革命所引发,并进一步带来了法律变革。复杂性增长造成法律及其诉讼爆炸式增长、信息超载、功能分化与风险剧增,这导致法律不得不以增加自身复杂性的方式降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而社会加速则带来法律在时间处理方面的四个难题,分别是稳定规范性期待难度加大,系统时间感受环境压力增加,司法决断时间压力增大以及立法作为时间调节器功能的不足。法律能否成为减速机制,从而减缓时间加速带来的人的异化,正在成为严峻的问题。科技革命与法律演化的关系暗含着在后人类境况下,需要对人的存在问题加以反思,后人类境况绝非意味着对既有人文主义思想遗产的否弃,更不意味着走向反人类的绝境,而是在兼容意义与功能、人文与科技的前提下,实现文明的第二次轴心突破。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探析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了调整,打击恐怖主义、遏制伊朗、支持以色列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中,打击恐怖主义是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重中之重,在依靠地区盟友的同时,美军加大了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打击力度。对伊朗,特朗普政府否认并退出伊核协议,收紧制裁,同时怂恿地区盟友联合对抗伊朗。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完全倒向以色列,试图以向巴勒斯坦施压推进巴以和平进程。整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仍以战略收缩为主线,且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但却明显缺乏战略统筹和全局规划,各项政策之间相互掣肘,矛盾丛生。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可能会强化中东地区的"美退俄进"战略态势,使得四个地区强国间的对抗加剧和复杂化。从长远看,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不利于中东地区的稳定,放大了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危机,甚至可能拖累美国在中东和全球的战略收缩计划。

联盟与国际秩序

自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来,主要大国经常以缔结、变更和扩展联盟的方式,改变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对比,增强在大国安全竞争中获胜的前景,从而在国际秩序的塑造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导致国际体系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两国主导建立的两个联盟体系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架构,从而维持了两极均势秩序和两个阵营内部的等级秩序。在两极竞争中,联盟的灵活性显著降低,从一种应对妥全威胁的合作形式转变为超级大国维持自身主导秩序的工具。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不断调整战略、扩展成员、强化功能,成为美国维持单极霸权的重要支柱。随着国际权力结构朝着分散化方向发展,美国领导下的庞大联盟体系受到利益诉求差异、成本分摊矛盾和战略承诺模糊等因素制约,增大了美国协调和管理盟友战略行为的难度,也影响到单极霸权秩序的稳定性。

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探析

"航行自由行动"是美国政府1979年制订的"航行自由计划"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南海形势的升温,美国在南海多次高调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已经成为其南海政策中非常引人关注的重要组成。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有诸多考虑,包括担心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等活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危及航行自由,导致法理上出现更大的挑战,进而不利于兑现向盟友许下的捍卫南海地区安全的承诺等。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呈现出一些和其他地区的航行行动截然不同的特点,如行动从低调到高调又回归低调的转变,先发制人地挑战尚未成为现实的主张,逐步升级并与其他行动的相互配合日益增多等。关注美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基本动因、主要特点和变化趋势,对充分理解和把握美国在南海行动的新特点并研判未来走向,进而通盘考察美国的南海政策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