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R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村超”赛事反映了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合作生产模式,该模式起源于社会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即公众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协同治理通过社会酝酿机制、市场助推机制、议程吸纳机制和行政赋能机制提升合作生产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下的合作生产是多层行动舞台联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层次行动舞台和合作生产所处不同阶段,上述四种机制的运用需要考虑其权变性和阶段适配性。将合作生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合作生产的理论体系,此外,基于典型案例阐释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也具有创新性。

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设定的逻辑与进路

我国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面临着法律规范层级与许可事项重要性不匹配、法律规范稳定性与互联网高速发展不相容、许可事项碎片化与互联网有效治理不和谐等多重困境。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需回应“因何设定”的实质逻辑和“如何设定”的形式逻辑。在实质逻辑面向上,立法者需要区分互联网基础服务领域的许可事项和“互联网+”领域的许可事项,进行功能分析的二阶判断。在形式逻辑面向上,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存在“特有型”和“交叉型”两类方式。在“辅助性原则”和回应型法的指引下,互联网基础服务领域的许可事项和“互联网+”领域的许可事项需要分别匹配“特有型”和“交叉型”的设定方式,保证许可设定权限合法和事项重要性程度匹配,遵循“同一性原则”合理选择法条类型,以实现实体领域行政许可事项与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的体系衔接。

政治、行政与民政: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政”框架建构

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需要立基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系统均衡高质量地推进各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国家、政府、政党间关系结构基础这一全新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框架所内蕴的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五位一体”的内容体系与治理体系的双重建构过程,展现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的生成过程,比较分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到的人民与国家(政府)和政党关系、政党与国家关系以及政党和政府关系三大核心关系的“性质差异”,探讨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政”框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基点端赖于“过上好日子”的实际需求建构,其内容体系涵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多元主体“政治一体化”建构、“党政合理分工,整体高效协作”的行为主体“治理一体化”建构以及“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利益主体“利益一体化”建构三个有机方面,由此创建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行政民政“三政”理论框架,并对包括“政治引领行政”“行政提升绩效”“民政保障福祉”“组织起来发挥合力”在内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体系进行了展望,从而为构建合力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型范式提供理论资源基础与实践绩效支撑。

新冠肺炎疫区高校大学生的 精神状态与行为应对———基于武汉四所重点高校学生网络调查的研究报告

2020年1月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演变成一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作为核心疫区的武汉市首当其冲,广大市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巨大威胁。在这个全世界大学生人数最多的特大型城市,有130万高校学生在武汉学习生活。他们在疫情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应对如何?本项研究以网络调查方式展开,针对这一特殊群体于当年1月底进行基线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全日制本硕博在读学生。调查数据涵盖了受访学生的精神状态、主观认知、回乡及留守学生对疫情防控的个人感受、疫情对教学科研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这篇“快手定制”的调查报告展示了新鲜的一手数据,以期为未来进一步的学术研究积累实证素材,为各级政府决策和高校学生工作提供参考。

邻避运动中的风险感知、利益结构分布与嵌入式治理

"中国式邻避"往往由于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大众媒体推波助澜而陷入"闹解"和"多输"的循环怪圈。基于杭州九峰垃圾焚烧项目"封闭决策—日常抵抗—邻避抗争—协商治理—原址重建"的历时性观察,建构"风险感知—利益结构分布"理论框架分析冲突演化机理,公众根据感知风险、感知挫败以及对政府、环保机构的不信赖感产生"邻避情结",而执政者"治理失灵"背后存在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与悬浮型基层政权等深层逻辑。本文运用"解剖麻雀"方法透视邻避冲突生成逻辑后,进一步从执政理念嵌入、工作方式嵌入、公众参与嵌入和政党力量嵌入四方面探讨邻避冲突化解的"嵌入式治理"路径,以期为基层政社良性互动提供参鉴。

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机制关系的供给侧分析

传统关于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关系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两次分配关系之间的内在机理与价值功能性。通过生产-分配理论,从供给侧视角入手,我们会发现初次分配有助于分配需求的均衡,从而提升二次分配的效能,有效实现分配供给的公正性。进一步,通过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配供给机制的一般规律,我们发现西方国家的福利改革并非只是单纯的“私有化”改革,而是包含了市场和政府“双重”分配供给主体功能的综合性改革,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不应被矮化和忽视,而作为分配供给主体的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应当平衡与协调,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总体上看,初次分配做得越好的国家,其分配需求较为均衡,有利于其二次分配的公正性实现。这对我国的分配供给机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数字化是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投入服务化则是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拓展的引力模型展开实证检验,分析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交互效应。研究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但与数字化贸易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贸易时,这种促进作用被减弱;对出口增加值率进行分解发现,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最终品、转口贸易的中间品出口增加值率存在负向交互效应,但对直接出口的中间品、出口转内销的中间品增加值率存在正向交互效应;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交互效应有助于降低价格边际、提升数量边际,从而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形势、长期发展战略与治理策略

客观估计并研判当前和未来人口形势,选择正确的人口长期发展战略,是进行有效人口治理、不断优化人口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基于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和近年来人口政策调整实践,对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形势、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与人口治理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低生育形势较为严峻,不仅实现低生育水平已近30年,而且未来无论是人口负增长还是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尽管低生育形势日趋明显,但人们对于低生育形势的认识因各自秉持的人口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这一差异也导致了有关人口治理和人口政策优化方案的不同主张。本研究认为要在坚决拒绝主张人口大幅削减的人口负增长战略基础上,分别通过实施缓解性和适应性的人口政策,千方百计提升当前过低的生育水平,同时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重构来适应未来人口发展和变动趋势。

征稿启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作出了关乎全局、着眼长远、纲举目张的战略部署。

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扩散的行动策略研究

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为基础,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文件三个方面探讨了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扩散的行动策略。研究发现:时间上地方政府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扩散效应显著;空间上政策扩散的邻近效应明显,先行地区对周边地区起到创新示范作用;在政策扩散的路径上,公共资源交易呈现前期以自下而上的扩散为主,后期以"锦标赛"式扩散为主;在政策扩散的动机上,呈现强制和竞争交替的特点。

长三角雾霾污染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兼论多方主体利益诉求下地方政府雾霾治理行为选择

本文运用Theil指数、莫兰指数、Kendall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都市圈城市群2014-2017年PM2.5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发现,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持续得以改善,但呈现“北高南低”“冬高夏低”的时空差异特征,地区差异呈缩小态势,区域PM2.5污染呈现明显的“U”型曲线。同时大气污染季节变动呈高度一致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关系,各城市雾霾污染的空间分布具有邻域之间的空间关联结构。由于区域雾霾污染呈现多种污染源耦合构成的复合污染态势,并且区域内各省市具有地方性污染特征,加上雾霾污染治理中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这就要求针对污染源种类制定精细化的雾霾防治政策,实现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规政策的互补,并基于合作博弈选择逻辑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使治理法规政策体现制度性、公平性和合理性。

城市权利的解锁——基于乡村振兴的视角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同样伴随着乡村发展的任务。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是封闭进行的,是通过权利差距的确认进行的,这一差距日益受到思想和制度的双重挑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推进的市领导县体制,形成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城市型政区特征,在市-县-镇-村的政治格局中,隐藏着工-农-工-农的内在逻辑冲突,正是这些充满冲突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为后来的农民城市身份的获得与城市权利的解锁提供了路径,同时在权利平等的前提下,乡村也可以成为城市权利实现的重要场所。

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水平供给创造需求——学习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供求关系良性互动的论述

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思想尤其是关于供求关系良性互动的论述,有助于梳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深化认识和自觉遵循新时代客观经济规律,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面对经济发展有效需求不足等失衡特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已成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需要认识和遵循的重要规律。当前实现需求与供给两端协同发力,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导向上必须追求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水平供给创造需求,还要从政策制定和传导机制、治理机制和体制基础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和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制度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削弱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提升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经历了从提级管辖和异地管辖向相对集中管辖和跨行政区划管辖改革的转变,但对异地管辖制度的实施效果欠缺基于较大样本的实证评估。对具有代表性的“拆违”行政诉讼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时,异地管辖以及提高管辖法院相对于被诉行政机关的级别都能够显著提高行政机关的败诉率,同时,法院是否认同政府的公共政策、原告是否聘请律师也会影响判决结果。未来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既要通过物理意义上的异地管辖和提高管辖法院级别来压缩政府干预司法的空间,又要辅以其他配套制度改革,重塑法院对政府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认知,并充分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

领导授权选择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管理学的领导授权理论是以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底蕴的学说,但现有的分析和研究偏重对领导授权的积极影响,而较少涉及实际存在的负面影响。本文在概要评说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条件-风险-选择”这一体现行为经济学要义的分析框架,考察了领导授权选择行为机理,认为领导授权行为在受有限理性和认知约束的同时,还会受到授权条件和授权风险的影响和引导;针对这些约束和引导,本文构建了旨在描述有限理性下领导授权的期望模型和行为选择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指出领导授权并不一定会带来积极效果,认为自利型授权会对下属创造力产生负面影响,只有权变型授权和直觉型授权才会大概率产生正面影响;围绕以上观点,本文依据模型展开了实证研究,试图论证领导授权之负面影响的客观存在。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分析

行业协会商会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大都关注行业协会商会的经济服务功能或从现象出发描述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而较少从理论视角去构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机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与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了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与机制的分析框架: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管理的辅助机制、参与社会自治的补充机制与参与社会共治的协同机制。通过对温州市行业协会商会案例的考察发现,温州商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安全生产等社会管理事项,开展行业自律、助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参与环境自治等社会自治领域,以及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培养社会人才充分就业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等社会共治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实践。为了更好地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党委与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行业协会商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多元化角色,同时要赋权赋能行业协会商会以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半城半乡”与农民的就近城镇化模式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这一波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现象在于,大量农民在自己所在的县乡购房并逐步开始城镇化生活,呈现出一种就近城镇化的独特模式。这种就近城镇化具有“非精英群体进城”“家庭代际支持”“生产生活空间分离”“生活面向分殊”“户籍制度影响小”“城市融入成本低”等诸多特征。相对于较为传统的农民外出务工而导致的“半城市化”而言,就近城镇化是一种“半城半乡”的城镇化模式,农民可以同时利用城市与农村两种资源,通过人员、物资等要素在城乡之间两栖流动,实现进城成本的最小化。就此角度而言,就近城镇化是一种更为廉价、风险更小的城镇化,这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得以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城镇化也更加契合国家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多重目标,政府和学界应更加重视这种具有中国独特经验的城镇化模式。

社会影响力债券: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面对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低下的问题,社会公共领域的创新治理应当融合社会维度、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的体制机制,寻求“多元主体参与、多重机制互补制衡”的协同治理改革路径。多元协同治理强调多方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竞争、社会制衡”的机制互补。在这一治理理念下,社会影响力债券可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设计的可能路径之一。它通过整合公共服务供给侧的各个运作环节,利用多元主体的角色分工,充分发挥优势互补的协同增效,对促进“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具有实践意义。

NFT数字作品交易的法律风险与治理路径

碍于事前预防机制的不健全以及交易环节的管理漏洞,NFT数字作品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中心化平台运营风险以及违背金融监管法制的风险。层出不穷的交易乱象不断挑战既有的法律体系,也侵蚀着NFT的确权价值。为治理上述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应当在明确NFT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构建法治化的风险治理路径。首先,在立法层面为各类交易主体设定法定权利与义务,完善全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第二,落实交易平台的主体责任,明确其权责属性;第三,优化金融监管原则,逐步推进合规的二级交易市场,激励交易平台主动寻求合规,形成自下而上的预防性治理体系。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生态系统研究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关键在于改善创新生态。构建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生态系统是“四个面向”背景下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核心要义。从国内外创新高地生态系统的共性要素来看,创新要素的集聚融合、促进要素耦合的制度环境、与外部的开放协同是当前形成人才集聚强磁场效应和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必然选择。换言之,集聚人才、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不再是政府行为抑或是单一政策的问题,而是多主体协同、人才及其关联创新要素的共生演化,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体和多元要素耦合、多元制度供给以及区域生态子系统间突破地理空间的深度互动等在内的生态系统构建。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人才在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各环节中进行配置与链接,受到所在集群(组织)、要素间制度安排、多个生态子系统间的空间交互影响。因此,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生态系统结构主要包括了要素层、制度层和空间层三个层次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