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一辑)

《新媒体与社会》是以新媒体与社会为基本研究范畴的学术集刊,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一辑特别联合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推出“计算传播与媒介范式革命”专栏,以深入探讨计算传播与媒介问题,内容涉及计算宣传、主流媒体传播效果、城市计算传播、计算扎根理论、算法素养、社交机器人等。“学科前沿”栏目聚焦新时代热点和前沿问题,本辑重点总结2022年新媒体国际论坛、第六届中国舆论学论坛的相关内容,并对数字组织网络安全的威胁和保障机制、提升中国主流媒体文化影响力进行了深入研究。

上海市网络视听产业的竞争力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兼与国内其他大城市比较

本文采用专家访谈法,通过与国内10个城市的比较,研究上海网络视听产业的竞争力现状与发展策略。分析发现,上海网络视听产业的总体竞争力、总体专家印象和综合评价表现良好,但在产业辐射力方面,呈现出区域性影响力强,全国辐射力较弱的局面。同时,通过SWOT分析也发现,上海网络视听产业的发展在具有较好优势和机会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劣势、威胁与瓶颈。由此,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策略,为今后上海网络视听产业的发展提供启示。

西方国家假新闻治理的实践与困境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假新闻泛滥成灾,已经成为全球公害,西方国家无疑是假新闻泛滥的重灾区。假新闻扰乱信息传播秩序,诱导公众舆论,愚弄公众认知,混淆视听,制造社会分歧,危害公共安全,给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在各方抨击与压力之下,对假新闻进行治理提上日程。尽管国际组织、主权国家、传媒行业组织、网络科技巨头乃至民间组织纷纷采取措施打击假新闻,然而,却遭遇到言论自由、商业营销、新闻报道机制等相关方面的激烈争议,若想在治理工具与手段上协商一致并非易事。西方国家假新闻治理面临诸多困境,任重而道远。

网络流行语隐喻特征及其传播功能研究

网络流行语依赖社会而生长和传播,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隐喻的使用为网络流行语提供了从网络场域迈向社会场域的一种路径,是网络群体社会属性的一种表达。本文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通过描述网络流行语传播中的结构隐喻、实体隐喻和空间方位隐喻现象,总结其中的符号意指、谐音使用、老词新用、新造词语等认知特点,探究这种语言现象的人际传播交往功能、舆论监督功能等积极作用。同时警惕其破坏语言系统、滋生语言暴力等现象,以期达到互联网内容建设的健康性和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之目的。

新媒体语境下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第六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综述

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交互实时化、信息数字化、社会网络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立足于新媒体语境下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这一议题，2017年7月31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新媒体与社会》集刊编辑部主办的第六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在上海变通大学举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就“新媒体传播理论与实践”“流行文化与消费社会”“媒介运营与品牌管理”“国家形象与战略传播”四个议题展开交流与研讨。

社交媒体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上海10所高校的实证调查分析

社会资本存在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是关系资本而非实体资本。Williams将社会资本分为线上／线下桥梁型社会资本和凝聚型社会资本。本研究基于上海10所高校1065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的路径分析功能，考察了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对其线上／线下桥梁型社会资本和凝聚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以及这些社会资本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和转换的。研究发现：①社交媒体使用可以直接促进线上桥梁型和凝聚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但对线下桥梁型和凝聚型社会资本没有直接影响；②社交媒体使用可以通过线上桥梁型和凝聚型社会资本间接促进线下桥梁型和凝聚型社会资本的积累；③线上桥梁型和凝聚型社会资本会对线下桥梁型和凝聚型社会资本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卷首语

古书有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作为中国古代亦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专著，《礼记·学记》早在数千年前就为我们揭示了教育事业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与实施，我国教育发展也进入了关键阶段。涉及教育的任何一项决策和部署，都是关乎民生的重要议题，尤其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教育领域舆情热点频发，各类教育话题备受关注，教育舆情成为决策者不得不重视的民意风向标。

弱者抗争的“武器”:解读网络流行语的话语政治实践功能——以2008—2012年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对于数以亿计的网民而言，每天都会与各式各样的网络流行语打交道。正是这些流行语既丰富了日常词汇，又促进了热点事件的传播，同时还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结晶智慧、争夺话语权的机会。本文以2008--2012年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网络公共事件为例，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下，普通网民在与主流话语进行抗争时所使用的一个“独门秘籍”——网络流行语。并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解读网络流行语的话语政治实践功能，及其对公民文化的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建构所带来的有益启示。

智能播音主持的发展趋势与前沿

本文从智能文创视角研究播音主持等有声语言传播活动,探析智能播音主持的发展趋势与前沿。通过梳理智能播音主持的发展现状,尤其是不同阶段的代表产品,如机器替人的“智能播音”、人机协同的“智能主播”、数实融合的“智能形态”。面对来自数字人伦、市场纬度、文化层面等的困难,本文希望探究智能播音主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

从准社会互动理论到超人际互动理论:用户与虚拟偶像互动关系的理论拓展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虚拟偶像背后是算法主导,用户与虚拟偶像的互动实际是“人—算法”关系。在大众传播环境下提出的准社会互动理论关注“人—角色”关系,缺乏对“人—算法”关系的解释力。本文首先提出需要引入超人际互动理论研究用户与虚拟偶像互动关系,并从传播环境、互动对象、互动方向、互动关系、互动策略层面比较了准社会互动理论和超人际互动理论的差异;其次从超人际互动理论角度分析了用户与虚拟偶像的互动实践;最后从技术逻辑、研究方法等角度分析了社交媒体时代超人际互动理论的解释张力。

从景观到造梦:传播学视阈的“元宇宙”与伦理反思

综合了近年来多项前沿技术成果的新一代互联网产品元宇宙,被认为是“互联网的最终形态”,它可以打造出一种类似拟态梦境的平行空间,拓展玩家的“第二人生”。但是,“第二人生”过于逼真,有可能让玩家沉浸在梦境之中,成为沉迷虚拟时空不愿醒来的“梦中人”,严重冲击甚至摧毁第一人生。根据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资本主义从商品生产发展到影像生产,通过打造景观世界来控制社会,元宇宙的到来,意味着更高阶段的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的操控。如何在元宇宙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代捍卫人的主体性,将成为当下科技伦理反思的关键。

全媒体出版视阈下出版文本的建构与衍生

自全媒体出版滥觞以降,其实践模式日趋成熟,文本形态构成也悄然改变,由早期依靠影视作品热度运作并借势改编为小说的单一形态发展为多种文本共生共存的局面,同时开始构建作者、读者、出版商等多方主体共创的文本场域,传统的单向文本演化成一种互文文本。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传统以抽象的文字符号为代表的纸质媒介文本的重构、再生与繁荣,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新的文本形态与表现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在融合中通过"重复"生产机制凸显差异,获得了"挽救"与"再生",全媒体出版也由此出现了多元发展态势。

城市形象、用户生成视频与传播效果——对抖音平台武汉城市话题挑战的内容分析

官方的城市形象片是传播城市形象、树立城市品牌的有效途径。以用户生成内容(UGC)为特色的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促使普通市民成为城市形象实践的参与者。本文借助个案"15s发现武汉"抖音挑战话题下的239部短视频经验材料,通过内容分析法,探寻城市形象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机构与个人在短视频内容呈现和视听语言上存在显著差异。普通用户制作的城市短视频的传播效果明显强于机构账户。短视频的拍摄方式与传播效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短视频的后期制作直接影响传播效果。

“互联网+运动”的策略与启示

随着新媒体迅速渗透人们生活各个方面,健身运动成为网络 社交的重要内容.“互联网＋运动”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由此也衍生出新 的商业模式互联网＋运动”涉及“＋互联网” “＋社交” “ ＋商业运 营”等策略.“互联网＋运动”对其他领域“互联网＋”的启示在于 “互联网＋”要便于人们接触和使用,成为人们手机社交的一部分;“互联 网＋”要与日常化手机应用结合起来;“互联网＋”要实现线上和线下的 活动打通;“互联网＋”要设法营销并从中盈利.

社会化媒体与文化Mall模式耦合机制探析——以独立书店“单向空间”为样本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消费形态的改变，线下实体书店开始面临经营困境，仅依靠图书售卖这一环节谋求生存空间越来越困难。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优秀的独立书店凭借其对综合性文化产品的经营，结合文化创意，增加线下空间的体验感，既实现了营利目的，还提升了书店的文化品位。其中，北京单向空间书店走出了一条更为新颖的融合道路，不但在创意行销和消费体验等方面打造产品特色，推行文化Mall理念，将产业链延伸到沙龙、出版、餐饮、设计等多个领域，还与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紧密结合，衍生出“单系列”产品和“微在”新媒体平台。这一运营模式是社会化媒体和文化Mall理念的有机结合，发挥了对话式传播和社交网络传播的优势，为新媒体时代独立书店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同时，这种模式也遭遇了“反乌托邦式”的新挑战。

社会资本与草根意见领袖传播策略——对“学习粉丝团”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微博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民间舆论场中的草根意见领袖在享受技术赋权、拓展其在虚拟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的同时，也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微博场域中也存在着权力等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相比传统社会中作为精英阶层的意见领袖，新媒体中的草根意见领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掌握的社会资本不足，成为其建构领袖地位的掣肘。本文以“学习粉丝团”的新浪微博为研究对象选取样本，总结其为建立意见领袖地位而采取的传播策略与行动特征。本文发现，在传播初期，“学习粉丝团”依靠含糊的消息源、伪装成社会资本强势者等短期策略积累其影响力。在真正成为意见领袖之后，其依靠视觉修辞、去语境化传播等方式对既有信息进行主体性再阐释，标识自我，凸显其对信息解读的优势地位。这些策略也折射出微博平台中草根意见领袖的普遍尴尬：民众对意见领袖现实中身份的认知与期待影响了其在微博场域中的话语权威性。

全球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Twitter平台的数据

全球信息流动语境下的媒介效果一直是国际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国际传播主阵地移步社交媒体后,回应经典问题所需的方法论与研究设计也需要更新。为了创新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效果评估方法,本文采集了全球主流媒体在Twitter(推特)平台上的传播数据,并设计了一套效果评估体系测量其传播效果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全球传播系统中,美国和欧洲国家主流媒体依然占据主要地位,而且国家发展程度对于传播效果的预测作用较为显著,国家依然作为核心主体主导着全球传播活动。此外,研究还发现,媒体商业性质、所有权集中程度等差异也会影响传播效果。因此,在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中,不可将一个国家的媒体简单归为一类,也不可轻易对媒体属性进行扁平化、同质化处理,而是要延续全球传播的多元化研究传统,不仅要考虑文化、语言的多元属性,还要考虑传播主体性质差异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具体到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来看,综合影响力已经有了明显提升,但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城市力量及其计算呈现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核心是推动人类新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中国城市文明是人类新文明新形态的代表之一。如何调动鲜活的中国城市力量,拓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维度和路径,激活城市文明创新发展的内在活力,是当下一个重要的议题。新技术时代来临,有必要依托计算传播,增强城市文明国际传播精准性,走出模糊化、低效化的效能困局,明确其与城市文明国际传播的内涵价值、逻辑关系,确定计算传播视域下城市文明国际传播的基本原则,提出具体的传播策略。

复杂嵌套:数字叙事时代城市形象的多层建构——以广州城市传播为例

为探究数字叙事时代城市形象的建构模式,本文以广州为例,基于视觉叙事理论框架,对哔哩哔哩平台上11则城市视频的视觉叙事及弹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官方城市形象宣传片与自媒体生产的城市视频彼此互动、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了城市形象的首次叙事;浮于视频之上的弹幕作为与影像交融的文本,通过对首次叙事进行补充或离散,对城市形象实现了二次建构。在互动叙事系统里,所有影像与文本被赋予“社交媒介”的功能和属性,城市形象依循“复杂嵌套式”且具有无限性特征的多层模式进行建构。

元宇宙:一个横空出世的对象?——以符号学为视角的历史考察与伦理审思

时下热议的元宇宙,并非数字技术时代横空出世的产物,而是有着自身的演进历程。跳出数字技术语境、深入历史更深远处来认知元宇宙,有助于我们在对其进行解码与祛魅的同时,开展必要的技术伦理审思。本文认为,建立在符号媒介文本上的虚拟世界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虚实关系演变和主体感知方式的改变,是认知元宇宙历史发展的主要路径。由此,符号学便成为一个有效的理论视角。通过对元宇宙之构筑目的、构筑方式与主体感知三大维度的考察,本文试图得出结论:元宇宙的历史发展,总体经历了从古典元宇宙到现代元宇宙,再到后现代元宇宙三个重要阶段。相应地,元宇宙所依托的符号文本构筑方式经历了从“表征”到“仿像”,再到“仿真”的演变过程;虚实两个世界的边界经历了从“泾渭分明”到“动荡不安”,再到“融合联通”的博弈过程;人们对元宇宙的感知方式也经历了从“望远镜模式”到“星际旅行模式”,再到“生活其中模式”的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