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引进来”是否促进了制造业“走出去”——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的分析

服务业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为培育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提供了新契机。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指数,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上游服务业“引进来”对下游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游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通过产业关联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提升和投资规模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结合服务业所具备的知识密集与信息沟通特性进行的机制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不仅能通过引进与创新相关的高级生产要素促进下游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技术优势,还能凭借外资服务部门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天然网络联系有效缓解下游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信息摩擦,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信息优势。异质性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投资促进效应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进程中的国际投资效应,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和优化国际化战略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

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化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基于协定文本覆盖、法律约束程度和条款深化形式三个维度量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并使用2000—2018年OECD-TiVA数据库提供的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研究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显著促进了缔约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机制检验显示,贸易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数据流动规则深度促进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渠道;细分贸易成本后发现,数据流动规则深度通过降低出口目的国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促进了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文章还从不同国别、行业、贸易协定、缔约时点和贸易关联程度五个视角,检验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异质性促进效应。该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我国应按照不同缔约伙伴、行业、数据流动规则条款构建差异化的贸易谈判策略,在与其他国家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尽快引入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深度自由贸易协定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本文基于1995—2014年全球108个经济体(1)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研究了自由贸易协定对成员经济波动的效应、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协定显著抑制了成员的经济波动,且在考虑了内生性偏误和异质性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不同类型条款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最后,机制分析表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提高成员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抑制了成员的经济波动。本文结论为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通过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全球价值链嵌入、贸易壁垒与外需隐含就业——基于跨国跨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激增带来的隐含就业转移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并沦为欧美发达国家向中国发起贸易争端的重要依据。但2009年以来中国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外需隐含就业的不断下降,形成消失之谜。为了解答这一谜团,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切入,实证检验双边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外需隐含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外需隐含就业人数的"消失"是双边价值链嵌入程度减弱和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共同作用结果,并以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为主;单纯从出口看贸易形成的外需隐含就业创造效应,其值会被高估,也就是说,当中国嵌入双边价值链进程受阻,即使有很高的贸易流量也无法达成良好的就业创造;从影响程度和行业差异来说,双边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在不同行业都起主导作用,贸易壁垒的影响在高技术行业比较突出,但整体来看无法对中国外需隐含就业水平形成大面积的遏制;相比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双边价值链嵌入和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外需隐含就业的边际影响更高。

融资约束对中国区域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

融资约束通过交易成本、要素结构、技术创新等途径影响一国全球价值链嵌入,且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通过将中国区域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相结合,测算了中国八大区域的融资约束程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参与地位,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我国区域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融资约束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重要因素,影响显著为负;(2)且各区域交易成本、要素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地位的作用受融资约束的影响;(3)因内源和外源融资约束作用程度不同,融资约束影响程度在各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4)融资约束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关联度的提升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后向关联度则呈现出梯队化特征。上述发现为协调区域全球价值链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经济竞争力提供了参考依据。

我国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本文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系统论视角提出了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机理及路径假设,构建了影响两个子系统的8个潜变量指标,对272家产业集群内跨境电商企业开展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协同关系。结果表明:(1)跨境电商子系统与产业集群子系统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 348,且在0. 05的水平下显著,即两个子系统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性;(2)两个子系统的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在0. 0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等于0,即两个子系统通过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及外部环境的演化,促进自身提升和两者的协同发展。因此,跨境电商和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机理和假设路径是成立的,通过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促进产业集群与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是可行的。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以出口加工区成立之初设定的"主导产业"扶持政策为外生冲击设计“准自然实验”,考察了行业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并对影响的内在机制和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前提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总出口存在积极影响;从国家层面看,产业政策提升了企业出口到已有市场的平均规模(集约边际),对开拓出口新市场的影响不显著(广延边际);从产品层面看,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出口新产品的种类(广延边际),没有显著提高在已有产品上的平均出口规模(集约边际);企业出口成本下降和新产品进入成本降低分别是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和带来产品层面出口广延边际增多的重要原因;对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前提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遵循比较优势是产业政策发挥效果的重要前提。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动态——基于清洁生产标准的一次自然实验

提升技术水平是出口企业应对"绿色壁垒"进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运用清洁生产标准,采用自然实验法验证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试图明晰技术标准的提升是否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研究了这一问题,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受规制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量有所下降,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说明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短期内抑制了企业出口。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通过"遵循成本"效应提高了企业成本,进而抑制了企业出口;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从而促进了企业出口;短期内"创新补偿"效应未起主导作用。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严格的技术标准可能会"倒逼"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来维持国际竞争力,核心在于如何充分发挥"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

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对中国与周边国家间贸易的影响

本文揭示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在理论建模与实证研究当中,本文将基础设施跟要素禀赋结构结合起来考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并关注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差异:要素禀赋结构的地区性差异;中国在进口与出口方面的差异。以中国—东盟及上合组织区域为对象,采用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的基础设施增长提高了本国的进口依存度,对邻国亦然,这说明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为正。(2)邻国基础设施对中国具有空间溢出,其增长提高了中国的进口依存度;中国的基础设施对邻国同样具有空间溢出,且提高了邻国的进口依存度。这说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助于中国与邻国的贸易融合。此外,本文未发现"负的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3)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以习近平开放思想为指引推进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的开放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集中反映，也为国际贸易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指引。本人重点有以下三方面的学习体会：第一方面，关于“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氏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开放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显著特征，要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必须“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

进口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抑制还是促进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等进口的"促进口"政策,但是其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尚未受到关注。本文数理经济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高技术水平产品的进口可能会通过竞争效应抑制进口国的技术创新。利用48个国家2004—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发现,高技术水平产品的进口对于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低技术水平产品的进口则对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因此,我国扩大进口的贸易再平衡政策的实施必须兼顾其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影响。

双边政治关系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不仅依赖于市场机制,也需要遵循政治逻辑,而政治机制的实现容易受到地理位置的约束。本文构建2009—2014年中国对178个国家(地区)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地区)的双边政治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而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地区)的地理距离会弱化双边政治关系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积极影响。当前新形势下中国应重视依托政治影响力有效疏解既得利益者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施加的压力,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政治保障理应侧重从周边逐步向外围拓展的政治关系布局。

影响滇桂面向大湄公河次区域沿边开放的因素研究

如何提高滇桂省区面向大湄公河次区域沿边开放水平?哪些因素对沿边开放有显著影响?为科学地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利用2006-2014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论如下:双方经济规模、外贸依存度、跨境网络建设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率对沿边开放有显著正影响;而滇桂省区城市化率对沿边开放有显著负影响;地理距离与外部政策冲击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滇桂省区应加快发展经济、妥善处理好城市化与沿边开放的关系、优化跨境网络建设并加强各方沟通协调来提高面向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沿边开放水平。

CAFTA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趋势——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计算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具体描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趋势。结果显示:是否参与CAFTA使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变动趋势整体呈现出显著差别,与东盟存在贸易关系的企业出口DVAR上升趋势比无贸易关系的企业更加明显;从分地区来看,DVAR东高西低,但中西部地区增速相对更快;从分行业来看,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两者密集结合的行业出口DVAR上升较快;一般贸易企业出口DVAR最高,加工贸易企业最低。倍差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CAFTA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存在较显著的影响。中国应当更加积极地推动自由贸易区战略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评估和预测——基于GTAP-MRIO模型和GTAP-E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基于GTAP数据库构建了GTAP-MRIO模型,对2004-2011年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效应进行实证评估。结果发现,研究期间中国为了满足外国最终需求引致大量碳排放净转入,且中国净转入排放主要流向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凸显"发达国家消费与中国污染"的典型事实。其次,进一步利用GTAP-E模型对未来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以及碳排放的潜在影响进行预测模拟,结果表明,"多边贸易自由化"对全球的低碳经济发展更为有利,将导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欧盟除外)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对中国而言,"单边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中国经济总量和碳排放同步增加,碳排放强度维持基本不变,比较而言,参与"多边自由化"对中国的贸易条件改善、实际GDP增长和消费者福利改善更为有利;而"多边贸易自由化+TPP+TTIP"对中国构成了明显的贸易歧视,导致中国贸易条件和消费者福利显著恶化,经济总量明显下降的同时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均上升。

人力资本结构、相对工资与国际移民的收入分配效应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人口迁移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首先在内生性人力资本框架下,构建跨期叠代增长模型分析熟练劳动力国际迁移长期中影响目标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理论机制。分析显示,外国熟练劳动力移民一方面会影响目标国当地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产生人力资本"相对收入效应",另一方面会影响目标国当地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产生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因此国际移民活动对于目标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人力资本"结构效应"与"相对收入效应"的净效应。然后,本文以OECD国家2000-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国际移民活动与目标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系统GMM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外国移民短期中会降低目标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长期中则会提高目标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对欧盟逆向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FGLS和PCSE修正的面板数据模型

实施"走出去"战略将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本文基于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将中国对欧盟逆向投资分为出口引致型、关税规避型和技术寻求型三类,通过构建双向投资贸易引力模型,并选取2003-2013年中欧投资和贸易面板数据,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和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欧逆向投资对从欧盟进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向欧盟出口并没有显著影响,这暗示中欧逆向投资主要表现为技术寻求型。因此,应当积极转变与调整以"出口激励"为主的相关政策与措施,进而更好地适应和发展中国对外经济的"新常态"。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负二项模型的方法

本文采用了1990-2013年间美国对世界各国反倾销调查的数据,运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各项影响美国对世界各国反倾销调查的宏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面板数据模型中,美国失业率、进口比重、贸易国吸收外商投资额、贸易国对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以及贸易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素对美国实施反倾销调查有不同的影响。本文根据多国面板模型和对华时间序列模型的回归结果,得出应对美国反倾销行为的一般性改进和针对我国具体情况的对策和建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微观产品的视角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的影响,进一步从不同所有制、贸易方式和进入退出等异质性企业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并且检验了不同时间和不同出口目的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入世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显著提高了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进创新的影响效果将更加明显,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和进入企业的影响较大,同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具有时滞性,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入世后不断增强,最后,中国需要重视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中国与日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服务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其中与日本、韩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得尤为迅猛。本文利用2000-2010年中日、中韩服务贸易数据,采用产业内贸易静态测算指数(GL)、动态测算指数(MIIT)以及分类指标,分别对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和贸易增长类型展开分析。同时,选取货物贸易密集度、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人均GDP差异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中日、中韩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就如何提升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