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思想语境中的“无为”

早期儒家思想语境中的“无为”,既反映了儒道两家之间的思想对话和理论交涉关系,亦体现了儒家哲学的思想逻辑。早期儒家思想语境中的无为观念涉及德政、圣人和执中(或中庸)诸方面的问题,因而渗透于政治哲学、伦理学(人性论)和实践哲学心性论诸理论层面,意味深长。本文的分析表明,儒家既汲取和兼容了道家思想,也发展和深化了儒家哲学。

《被动综合分析》

《被动综合分析》是对胡塞尔著名的“发生学的逻辑”讲座的选编,其核心课题是探讨感知、再回忆和期待等直观的意识方式。通过对被动综合的交织物的分析,胡塞尔在被动性内确认了一种低级形态的明见性。但是,在被动性领域内不仅有明见性被给予,而且同样也有变式被给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自身给予都可能由于与其他自身给予的冲突而失效,而这些其他自身给予重又可能由于与其他自身给予的冲突而失效。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讲座》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4月第1版迪特·亨利希的工作开启了发端于上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复兴运动。通过对德国唯心论哲学以及德国唯心论哲学前史的深入研究,亨利希将哲学研究的基本视域带回了“理性”与“意识”。他更加关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各个哲学家之间的体系性和论证性关系,并且希望通过引入分析方法,打破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互相隔绝的状态。

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

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余嘉锡于其《目录学发微》中言:“目录之书,既重在学术之源流,后人遂利用之考辨学术。此其功用固发生于目录学之本身,而利被遂及于学者。”②诚如余先生所言,目录学因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特性,不仅以一专门的学术而蔚为大观,且为治学之士提供必要的学术基础。故近人在此方面研究也颇多。

邓联合:《庄子哲学精神的渊源与酿生》

继《“逍遥游”释论---庄子的哲学精神及其多元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释论》)解析庄子的哲学精神并梳理其多元流变之后,邓联合先生在新著《庄子哲学精神的渊源与酿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以下简称《渊源与酿生》)一书中,又展开了一项由“流”溯“源”的工作,亦即对庄子哲学精神由以生成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资源做进一步的发掘。

谷裕:《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

时至今日,得益于一代代学人的努力,西方文学经典已经越来越多地介绍进来了。经典之为经典,在于其思想之伟力能穿透时代和民族的限制,让生存境遇迥然不同的人同样受到震撼,并进而启发人们对那亘古长存的问题进行思考。但遗憾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西方文学之间没有隔膜。

《科学 哲学 常识》

陈嘉映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作为《存在与时间》和《哲学研究》的中文译者,陈嘉映先生在把握欧陆现象学和英美分析哲学方面的功力有目共睹。不过陈嘉映并没有因为对专业问题的钻研而丧失了思考宏大问题的激情。本书正是这些年来作者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思索结集。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以历史叙述为引线,概述了希腊哲学的发展、哥白尼革命和近代科学革命。

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年前的中国基督教》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根据确凿的史料看,基督教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基督教的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传说认为,在公元初期中国就有了基督徒。学术界一般较为认同唐朝的景教是基督教正式输入中国之肇始的观点。

王志成:《和平的渴望》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认为宗教命题是“胡说”(nonsense)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垮台,以及维特根斯坦晚斯“语言游戏说”的提出,还有美国哲学界相对独立的一批“基督教哲学家”的兴起,宗教命题及与之相关的信仰与理性、宗教语言、宗教经验等问题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研究,“宗教哲学”在英美逐渐“走红”,成为一门“显学”(Brian Davies,Philosophy of Relig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导论)。

论日常语言中的“用”--并论哲学的“用”

本文首次集中探讨了在很大程度上是“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的“用”,使“用”进入到了哲学的系统反思之中。仿佛是自明性的"用",实际上并不那么“自明”;看似简单的“用”,却包含着复杂的意理结构。“有用”和“无用”的界限是非常相对的。“用”的性质只有在事物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撇开事物之间的关联,无所谓有用和无用。对于人类来说,“用”既是“合意”和“适意”,也是“依赖”和“依靠”;“用”是为了满足种种被"限制”的我们而被我们意识到并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之存在。从根本上说,哲学是各种自成体系的“以偏概全”的“偏见”。不确定性,恰恰是哲学知识的特性,它并不导致哲学的不幸。人们往往从实用性的立场指摘哲学无用,但这种指摘与哲学无关,哲学正是要在实用之外来显示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希罗多德的镜子》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8月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一部重要而难读的西学经典著作。书中既有对希波战争的宏大翔实的标准历史叙述,又有对斯基泰、埃及等周边文明的详细"猎奇"的描绘,其中包含了相当多神异而荒诞的情节,大大削弱了这位"历史之父"书写的可靠性。但是,现代的内亚和西亚考古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希罗多德的斯基泰叙事并非全然虚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希罗多德心目中的历史真实性?如何理解《历史》的内在统一性?

《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澳]丽莎·希尔著,张江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亚当·弗格森的思想光芒一直为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名字所掩盖。然而,随着近年来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推进,对社会学起源及早期的现代性批判感兴趣的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这位曾被人们所忽略的思想家。

《近代哲学史》

〔德〕谢林著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本书是《谢林著作集》翻译计划的一部分,并作为该套丛书的第一卷率先推出。《近代哲学史》是谢林于1833-1834年在慕尼黑大学的讲课稿。与通常的哲学史论著相比,谢林的阐述侧重于近代哲学的唯理论的路向,并且对德国唯心论的思想谱系做出了深入的剖析,其中关于他自己的前期哲学、黑格尔及雅各比的批判分析不但为现有的哲学史研究提供了更深的洞见,同时也是研究谢林后期哲学的重要材料。

从民质到民主:严复关于中国近代政治秩序设计的一种可能

作为身处新旧中西之变局中的知识分子,严复处于中国传统和儒学价值遭受到空前未有的全盘性怀疑的时代。而欲“变今之俗”的严复,则试图提出一套新的民主政治秩序设计。这体现在他对于从民质到民主的演变逻辑之中。

治经以明道--浅谈二程对经学的基本态度与观点

二程继承了唐末宋初以来突破注疏、借经言事的要求,把探究圣人之道作为研究儒家经典的根本目标。他们认为汉唐的经学流于注疏文章,是害道之学,并自觉居于这种经学之外而自称其学术为“道学”。“道学”的基本目标是探究义理,明理小则有用于一身,大则有用于家国。经典所以能发挥其用,要在学者“自得”其意。二程从“自得”引出了养心、穷理的工夫路向,伊川后期特别发挥“格物穷理”使之成为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治经有次第,《论语》《孟子》是治他经的门户和依据。

“海化儒学”还是“家源儒学”?——回应杨生照先生

杨文对“现象学儒学”的阐发,除了那些值得肯定的方面之外,还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终极境域,也就是在心理情感之先的意义发生的意境结构,它直接感动人和兴发人。这就使得这种儒学的哲理,不等同于一般的动态发生型的存在论。此儒学就是以这境域为基本视野,去揭示儒家讲的诗、礼、乐和亲子关系中一些还未被人注意的东西。杨文无法充分明了儒家文化特区的构想,误将它视为是现成化的复古,因为未看到这种家源儒学与海德格尔学说在哲理根基处的区别,也就是以个体还是实际人类家庭关系,以单向度重心的时间性或三向度交织的时间性,为领会终极真实的契机的区别。对家庭的缘发生式的境域化理解,会改变整个读解的方式。

明智与智慧--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说起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5章和第7章中将明智(phronēsis)与智慧(sophia)对照起来考察,并且似乎以政治家伯里克利和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萨戈拉的例子强化了这种对照、甚至分离的关系。本文希望通过考察亚里士多德在这两章中的论述、在其他地方对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的提及,以及其他地方对明智与智慧关系的相关讨论,澄清明智与智慧之间的关系,强调那个对照具有的暂时性特征。并将对二者关系的考察引向对幸福的“包容论”和“排他论”,解释这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最后将讨论引申到政治领域,论证亚里士多德很可能像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也怀有“哲学家—王”的理想。

唯识思想的基本特征

作为大乘佛教瑜伽行学思想核心的唯识学,在印度产生与兴盛,而在中国完善与终结。其形态可区分为有为依与无为依两种,但二者皆可从体、相、用三个角度予以说明。本文正是通过对与这三个角度相应的本体论、识境论与缘起论的考察,简单阐发了唯识学的基本思想特征。

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与易学体用论

在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中,周易哲学被视为原始本体诠释学的雏形,是他进行中国哲学的本体诠释的基点。因此,成先生在论中国哲学的重建问题时,一直着重“从《易经》看中国哲学的重建”这一主题,积极地掘发《易经》的思想资源,以开展他自己的“本体诠释学”。笔者此文就此展开讨论,讨论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基本论题及其中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模型,讨论此一模型与周易哲学的体用论的关系。

李明辉:《孟子重探》《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

“返本开新”是当代新儒家面对中西文化交会所采取的基本取向与基本主张。这一主张初见于熊十力的中国文化研究,以后又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所发扬光大,尤以牟氏本于道德心性的“一心开二门”与“良知坎陷说”为典型表现。但是,在唐、牟、徐等老一代学者相继去世之后,这一方向能否得到坚持?能否在坚持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凡此,都涉及到整个新儒学的走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