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秦焚書不及諸子——論“百家語”的文體性質

秦代焚書兼及“百家語”一類的書籍。後世多以“百家語”爲諸子書。然王充、劉勰諸人則言諸子書並未遭秦火焚滅,則“百家語”似非諸子書。通過對“百家語”之“語”的文體性質考察,可以斷定“百家語”乃叙事之書,與述理言道的諸子書界限井然。西漢分傳記爲内外,專於解經的書籍稱爲“内傳”,那些不專於釋經而主於記叙前代故事、制度、禮法、職官的書籍則被稱爲“外家傳記”。“百家語”即屬於外家傳記。《漢書》記載,劉向父子校書區分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等幾大類,則傳記與諸子書界限甚明。“百家語”既歸於傳記之屬,則其非諸子書亦隨之而明。後世雜史類和小説家類書籍的源頭也可追溯到“百家語”。

“子藏學”研究需要强調整體性思維

《子藏》的編修者彙編歷代思想性强的子學文獻的做法,從外部形態和編修理念上反映出一定的整體性意識。《子藏》將所收子學文獻分爲子學元典及其後世衍生詮釋文本兩類。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對其進行考察:一是考察子學元典生成時期的歷史性與時代性問題,從中獲致子學元典得以生成的一般性認知;二是分析帝制時代子學衍生詮釋文本與經學思維、漢人分家分派觀念的離合關係,繼而引出《子藏》作者群體的思維共性問題。强調整體性的思維方法,不但能從《子藏》作者群與國家意識形態的構築與發展之間的關聯處推知他們的思想底色,還能梳理出不同時代作者群整體思想下的歷史綫索。

“總百家之緒”與《漢書·藝文志》的立言——圍繞《諸子略》的闡論

《漢書·藝文志》(簡稱《漢志》)因被納於《漢書》書寫之中,具有不一般的話語内涵。不妨將自劉向父子校理秘書至班固《漢志》之形成的過程,看作一個前後連續、接力的“思想事件”。具體而言,《漢志》“欲廣道術”,其匠心乃在因“書”立言,建基於文獻校理的學術工作而創發思想,完成新的知識構型,建構新的“重叠共識”,呈示了當時理論建構達到的豐富層次,表現出集大成特徵,最終體現爲一種心裁别出的政治哲學。《諸子略》有其思想品性及形式的意義,自成一子之學,同時服務於經學的目標。在揚棄諸種思想與知識的態度上,《漢志》始分而後合,經折中而取正,因總攝而貫通,表現出超越性與規範性之自覺,誠乃凝聚漢人用心與慧心之思想文本。這是通過史學的方式塑造的一套雜家型制度儒學。《漢志》知識構型既是中國文化和合精神之結果,其“總百家之緒”的立言旨義也成就其爲和合之學。

諸子學研究範式的探索與創新——“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由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舉辦的"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子藏》第四批成果發佈會"在上海舉行,120餘名海内外專家學者,就"新子學"發展、諸子學研究轉型、子學的當代價值等話題展開了深入討論。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在會議開幕式上,對與會的專家學者表示歡迎,並介紹了"新子學"發展的最新成果。

“形名”“刑名”之辨——兼論先秦名家的若干問題

從近年出土的簡帛文獻來看,先秦至東漢中期以前只有"刑()"字而無"形"字,"形"字晚出。今人所謂"形名"與"刑名"的關係問題是一個僞問題,因爲今人所説的"形名"在先秦皆作"刑名(名)"。"刑名"由"刑""名"兩個意義相近的單音節詞組合而成,二者皆有法律、規範之意。名家以"刑名學"爲研究對象,而"刑名學"本質上是一種研究法律制定、應用的原理和規則的政治哲學。今人所謂研究語言、邏輯問題的"形名學"是"刑名學"的衍生品,是爲其服務的工具性學問。

從《聲無哀樂論》之“和聲”義看嵇康對莊子思想的傳承與轉化

先秦兩漢以來,儒家視雅樂爲道德教化之用,唯雅樂才能對人心、社會與國家産生正面的教化作用;反之,凡是讓人們放縱情欲的音樂(如鄭衛之音)都應該被禁止。然而,在魏晉時期,嵇康提出《聲無哀樂論》重新解構儒家以樂教教化人心的理論,他提出'和聲'作爲音樂本質,'和聲'對人只能産生躁静的反應,而與人之哀樂情感無涉,其目的乃在强調樂教之所以能'移風易俗'的關鍵乃是在於'人心',而不在於音樂。但嵇康所謂的'和聲'究竟是甚麽意義呢?'和聲'如何可能對人心産生影響呢?本論文試圖溯其本源,從嵇康所引述《莊子》的話語(以'天籟'與'至人'爲主)對'和聲'的意義提出解讀。

《莊子》雜篇莊老學派時空詩學研究——無爲、衛生之經與至人

時間和空間構成世界,萬物無一不在時空中成毁消長。人類對自身的認知,必然是從認識自身實存的世界開始。《莊子》内篇呈現莊子從自身所處物理時空到所認知的心知時空,開顯出逍遥渾沌的詩意時空。《莊子》外、雜篇則是莊子後學承續發展莊子思想的多元文本,本文試以時空詩學的角度切入,就《莊子》雜篇莊老思想文本所呈現的時空線索,探討莊老學派所構築的時空詩學與視域,並論述其與内篇《莊子》暨外篇述莊、述老、無君、莊老以及雜篇述莊學派時空詩境的異同。

學術與政論——論梁啓超的墨學研究

墨學乃梁啓超思想學術構成中重要的一環。從早年出於塑造'新民'的需要推崇墨家的宗教觀念、兼愛主義、'非樂'主張到20世紀20年代在東方文化觀的關照下對墨家思想評價上的變化,折射出梁氏政論與學術間的糾結。而其在20世紀初年援引西方社會科學框架研治墨學,推動了傳統墨學向近代的學術轉型,實為近代墨學復興中的重要内容。

《大宗師》“真人三解”以下三節文字為他篇羼入辨

一值得注意的是,與《齊物論》一樣,《大宗師》中也有羼雜的部分。《大宗師》中真人三解以下三節文字即為它篇之羼入者。聞一多説:'自篇首到‘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中間凡四言‘古之真人’,兩言‘是之謂真人’,文章一貫,自為片段,唯此一百一字與上下詞旨不類,疑係錯簡。且‘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寧得為莊子語?可疑者一也。務光事與許由同科,許由者《逍遥遊篇》既擬之於聖人矣,此於務光乃反譏之為‘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可疑者二也。朱亦芹以《尸子》、《秦策》證胥餘即接輿,其説殆不可易。

“新子學”與儒學、經學的關係及其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客歲四月,方勇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舉辦的'先秦諸子暨《子藏》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了'全面復興諸子學'的口號,接着十月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新子學'構想》一文。'新子學'的提出,不但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並且由此揭開了子學研究的新篇章,這裏,就本文所擬之題,談談個人的膚淺看法。

道·自然·自由·和諧——略談老子道家的基本思想

'道'是老子道家哲學的最高概念,是宇宙(天地萬物)的本原本體,也是整個宇宙的最高的最一般的規律,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的價值觀的本體,是人們的行爲必須遵循的最終法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自然'則是'道'的本性和存在的狀態,也是天地萬物的本性和存在的狀態。自然者,自己而然也,自爾也。也就是説,自然者就是自己存在,自己運動,自己在變化。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説,自然者就是自然而然的客觀的存在,它是不依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所以後來人解釋説:'自然者,無爲也'。

關於中國諸子學通史編纂若干問題——以中國學術史研究爲參照

隨着當代學界對近代以來學科體系的反省,對傳統思想資源自主性的認知,傳統學術諸如經學和諸子學研究日益走向尋本之路。就諸子學研究而言,力圖擺脱學科體系的諸子學術史研究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成爲諸子學研究的重要部分。隨着研究的深入,諸子研究學者認識到,在現有各種諸子學專史的基礎之上,寫作中國諸子學通史的課題開始提上日程。關於中國諸子學通史的寫作問題,涉及如何借鑒近代以來中國學術史的寫作,如何深度開掘諸子學史研究的新問題新框架,當然也必須回答如何設計具體的編纂體例等諸多問題。本文嘗試梳理與中國諸子學通史寫作相關的若干問題,以推動進一步的思考。

《墨子》“樂臺注”正訛

鄭樵《通志·藝文略》著録有“樂臺注”《墨子》三卷與“樂臺注”《鬼谷子》三卷。考察其實,《鬼谷子》三卷的注者爲樂壹,後世以形近而訛作“樂臺”;《墨子》三卷本在兩宋之際確已出現,但并無樂臺(壹)注本,“樂臺注”係傳抄者涉下文《鬼谷子》條而衍。姚振宗、梁玉繩、畢沅、王闓運、孫詒讓、俞樾、吴毓江等學者皆據信《通志·藝文略》,今人亦普遍沿襲其誤,導致從未存在過的“樂臺舊本”成爲《墨子》注本史上的“學術常識”,從而使最初僅爲“涉下文而衍”的校勘學錯誤,演變成《墨子》注本流傳接受史上的錯誤“共識”。

關於“新子學”構建的芹獻芻議——《〈莊子〉結構藝術研究》讀後漫筆

建立'新子學'體系,需要走出疑古思潮的陰影,細緻整理傳世諸子著作,重新發掘它們的當代價值。'新子學'研究要有開放的國際視野和圓融的思想境界,對西學重視的理念,要善於挖掘其在傳統國學中的發展流脈。'結構'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範疇,也是西方結構主義的重要概念,釐清二者的差異,並將結構分析法運用於諸子文章的研究中,是'新子學'創立期的有益嘗試。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要完成現代轉换和與西方文藝思想的對接,也要從如何認識早期文獻的文本入手。《莊子結構藝術研究》一書作為'新子學'的成果,通過分析文本的結構特征,不僅深入揭示了《莊子》文章的内涵,也發掘出結構本身所藴含的哲學和美學理念,可以推動諸子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關於“新子學”的幾點淺見

文章認為,'新子學'與傳統子學在精神上應有延續性和繼承性,可以儒學為參照,'新子學'應該延續和弘揚從先秦時期肇始的子學精神。'新子之學'側重於'立説'之學;'新之子學'則包含詮釋之子學。二者都應該包含在'新子學'的範圍之内。'新子學'首先應該是内容之新。'新子學'是繼承從先秦諸子之學所延續下來的具有傳統文化意義的新學説,這是'新子學'内涵的基本定位。'新子學'要處理好雜與多的關係。還要處理好通與變的關係。'新子學'既要有繼承性,又要有開放性。

探索前期中國的精神和觀念——“新子學”芻議

'新子學'是方勇先生提出的學術理念,旨在推進諸子學的現代發展。自倡議以來,學術界針對'新子學'的概念、範圍、研究方法等進行了頗為熱烈的討論。每個大變革時代都需要對傳統做一番重構的工作,今天更是如此。如何發掘古代思想資源,適應時代要求,做一番脱胎换骨的點化,這是艱巨而又令人興奮的工作。'新子學'在學者的共同探討下已經初現輪廓,並且顯示出勃勃生機。筆者閲讀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對子學的基本定位、現代學術界對子學理解的偏差和經子關係三個問題做了一點思考,略加説明,希望能够促進'新子學'的發展。

“新子學”的儒家

'新子學'主張更加全面地審視儒家文化及其發展。歷史上,儒學是子學消解'經學'和'經學'異化子學這兩股力量互相角力的前沿陣地,因此具備了其他子學所没有的特殊性與複雜性。對其進行重新梳理時,應對此有充分認知,從而辨正地審視其歷史。在此基礎上,則要正本清源,不拘泥於舊見,從學理上打破糾纏在它身上的'經學'枷鎖,徹底解放其子學性,實現其新發展。

從文木到神人:莊子的無何有之鄉

'《莊子》一書,秦漢以來皆不甚稱引,自三國時何晏、阮籍、嵇康出而書始盛行。'1《莊子》歴來被視為子書中難讀的一部,其'謬悠之説、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2給後世提供了無限的理解和想象的可能,在這無限的理解和想象中,莊子也留下了一處永遠的心結,即衆所熟知卻又是衆所陌生的'無何有之鄉'。自此概念出,大家皆作習慣語,但究竟何為'無何有之鄉'以及如何實現它,卻少見有深入研究。在我看來,何為'無何有之鄉'的重要意義,卻正在於它的實現。故此,本文從《莊子》文本出發,嘗試探究去往'無何有之鄉'之路,并進而探討何為'無何有之鄉'及其實現之命題。

深察名號——董仲舒王道建構的名辯學基礎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對於性、情的名學界定,是董仲舒人性論説相較於先秦儒學人性論説的最為特異之處,向來備受關注,但董子以名號學説建立和安排理想的王政秩序則較少有人論及。王道理想以人性論説為基礎,本文試圖揭示董仲舒以'聖人所發之天意'與'名生於真'為名號來源神聖性所作的辯護,論證其人性論觀點,並依此安排其理想的王政秩序,試圖建立起一套將現實權力置於儒家的價值秩序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