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记到传奇:金元全真仙传的历史书写及仙化倾向

关于金元时期王重阳度化全真七子的故事,除了他们各自的语录、文集等著作外,我们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金莲正宗记》《七真仙传》《七真年谱》《甘水仙源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以及《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等六部教内仙传资料。需要说明的是,这六部仙传资料尽管在内容上有许多重合的部分,然而却又从不同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颇具戏剧性和故事性的细节。对于这些细节,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其真伪,但它们却在丰富全真教祖师形象的同时,又为明清民国时期对全真度化故事的演绎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回归老子,重塑道教文化主体性——首届“老子与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道教文化作为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宗教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华传统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道教文化是什么,道教文化的主要精神是什么,老庄之学与道教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学界和教界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7年3月25~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道教研究中心。

《道教学刊》稿约

《道教学刊》是在中外道家道教学者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努力成为一个专为中外学者更深层次开展道家道教文化学术交流而打造的专业性国际服务平台。欢迎中外专家、学者惠赐稿件。1.本刊为集刊,一年出版两期,设有'学者访谈'、'新史料'、'专题论文'和'动态与书评'4个栏目。2.来稿应为原创,一般应在1.5万字以内,其注释体例以《道教学刊》(第一辑)为准。3.本刊发表中(简体)英文论文,实行匿名评审。

新发现青岛小珠山太平庵四通石碑及碑文

青岛市黄岛区小珠山(原属于合并前胶南)南有太平庵遗址,此庵在乾隆《胶州志》和民国《增修胶志》中均无记载。庵基坐北向南。山门保存较好。正对山门的正殿已经倾圮,有两根石柱及散落在院内的石构件。正殿东有房屋三间,已无屋顶。正殿西有民居三间,尚完好。院门东有钟鼓楼遗址,邻钟鼓楼北有大银杏树一株。在庵内共发现有文字石碑4通(其中3通较清晰),兹按时间顺序,将3通清晰的石碑描述整理如下。

从万物说起——《道德经》的宗教性精神

前言关于道家的学术研究,哲学取径是大宗,所以道家被归类为先秦诸子一派,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另外学界也早已注意到老子或是道家,与原始宗教、神话之间的发生学关系。1笔者不打算处理《道德经》发生学意义的起源问题或是深蕴其中的形上学,因为无须重复前人的研究课题。虽然笔者也不认为道家是一种宗教类型,不过其思路实际上内蕴的宗教精神,却相当明显.

当代中国关公庙之佛教化——以凌源关帝庙为例

一前言凌源市是一个位于辽宁省西部的县级市,行政上属于地级市的朝阳市所管辖。这里在明代以前都没有被开发,到了乾隆五年才修建了一座名叫塔子沟的城市。塔子沟于乾隆四十三年被改为建昌县,民国三年一月被改为塔沟县,民国三年八月又被改为凌源县,到了1991年被升级为凌源市。在凌源市旧城区的东边,有一座叫做凌云寺的佛寺。佛寺中央有祭祀关帝的伽蓝殿,寺庙的里边还有祭祀佛像的大雄宝殿,这座大雄宝殿比伽蓝殿规模上小一些,很明显,它是由戏台改造而成的。

关帝乩文的经典化

中国宗教中,许多神的背景或比较模糊,或纯属虚构。关羽(?~220)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但关羽过世后,作为神存在得更久,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地位甚至提升至'帝'位。1590年关羽被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1614年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田海(Barendter Haar)1的新书主题即是关帝信仰。该书无疑是关帝信仰研究方面的权威出版物,笔者在此仅作概要的轮廓梳理。

明代藩王与内丹修炼

明代宗藩是一个特殊的贵族阶层,对整个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家礼仪都具有重大影响。1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一种分封制度,授予他的儿子们亲王的头衔,并将他们册立在帝国的要塞以拱卫('藩屏')朝廷。根据明代的'封建'传统,除太子外,皇帝所有的儿子都称亲王。亲王嫡长子为世子,其他的儿子则被授予郡王这一较低的头衔。相应的,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

古灵宝经的汉译佛经来源问题——以《敷斋经诀》“劫之譬喻”的史源为中心

一引言所谓《敷斋经诀》,全称是《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诸经要诀》,可确定归属于'仙公新经',是敦煌本佚名的《灵宝经义疏》(P.2861.2+2256)所言'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中的'教戒诀要'之一。这部经的性质是'敷述',即对已有的灵宝斋戒威仪做进一步的解说和补充。《敷斋经诀》在以往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只有几位研究灵宝斋仪的学者对此发表过意见。

道坛道法:明清道教法术史建构的新基础--谢聪辉《追寻道法:从台湾到福建道坛的调查与研究》评介

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一直是西方和港台学者研究道教的主要进路,如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先生以亲身入道的身体实践(Practice)开展道教研究之方法备受推崇,欧大年(Daniel Overmyer)教授提出的“田野调查(Field)、经典文本(Text)和历史文献(History)”相结合的方法论也为学者所津津乐道。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学者近年对民间道教的田野调查虽也已蔚然成风,但却尚未能够将上述方法有机地结合并使之相得益彰。

清代全真道传戒若干史实再考察

近年来,清代全真道传戒历史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还存在一些疑难问题有待解决。本文探讨了三个问题。(一)根据康熙时文人王澐、郝浴、沈季友、詹贤等人的记述,确定王常月其人的存在,以及传戒的真实性。根据果亲王允礼的题词,证实康熙皇帝曾赐给王常月紫衣。(二)王常月的徒孙詹太林之后,全真道大规模传戒活动中断的原因。詹太林的首座弟子(即法嗣)唐清善已先他而逝,而詹太林本人欲将茅山乾元观开辟为十方丛林的愿望也未能实现,这样在他仙逝后,公认的传戒系统中断了,全真道又进入了各个系统自行传戒的状态。(三)日本学者吉冈义丰所制作的关于北京白云观嘉庆以降传戒谱系的两个表格有错误,并且遗漏了长教玄、孟教龄、严永宽三位律师的传戒。

镜像关系的经典--《佛说罪福报应经》和《太上说转轮五道宿命因缘经》初探

本文所谓“镜像关系的经典”意味着“内容呈镜像对称性,即彼此相似的佛教经典和道教经典”。众所周知,很多道教文献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本文中的“镜像关系”不仅指其内容上的影响,同时指出其文章体例也存在相似之处。①关于佛教经典《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和道教经典《太上说转轮五道宿命因缘经》的镜像关系,并没有太多的先行研究,②本文系两经镜像关系的初步研究,以探讨两经的成书时期。

关公信仰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关公文化前沿论坛”述评

关公是中国古代本土信仰的重要信仰对象,自明清以来,关公信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甚巨。现代学术界一直颇为关注关公信仰问题,海内外学者曾先后发表相关论文或论著数百篇1。这些研究涉及关公信仰的起源与发展、关公信仰与佛道教之关系、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之互动关系等多个面向的主题。

明代南京“栖真观”与刘真人祠堂考辨

刘渊然是明初最为重要的高道和道录司官员之一,其嗣派的发展深重地影响了包括南京在内的明代多地道教发展的格局。刘真人祠堂是南京朝天宫道士为刘渊然兴建的重要纪念性建筑,祠堂建造的过程体现了刘渊然法派和朝天宫道官群体之间复杂多变的竞合关系。刘真人祠堂建立之后,祠堂的名称、位置和性质都出现了不同的记录。

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关圣帝君

关圣帝君是道教崇奉的尊神,是中国社会最有名的神祇之一。中外学界对关帝的历史文化内涵,已有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彰显出其正直、忠义、威猛、馘魔的神格形象。无论是在大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小传统的乡民社会,关帝都是社会各阶层人士信奉的神祇。关圣帝君作为在中国社会有长期影响力的大神,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受到宋元明清各朝封建帝王的敕封与肯定,也经历了道教对其神性的宣扬与圣化。本文则拟从宏观微观相结合的角度,从封建社会与道教关帝崇拜建构的侧面,探讨中国社会历史中关圣帝君的文化内涵。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关帝信仰

关公自宋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对象之一。尤其是在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时期,面对着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外族入侵和各种思想文化竞争,许多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众在信仰和文化的选择上产生了两难。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信、勇"的传统文化精神与明清时期皇朝在首都不断升格的神化关帝信仰的交织,构成了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特殊的信仰文化氛围,也造就了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特有的关公(帝)信仰特色。

遵道而得路--法国学者傅飞岚教授访谈

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法国远东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道教史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且自2004迄2014年,担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杜光庭(850~933):中国中古末叶的皇家道士》[Du Guangting(850-933):Taoiste de cour i la fin de la Chine medievale,1989]、与施舟人教授合编的三卷本巨著《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2004)、《命途多舛——中国中古道教解脱之求索》(Imperiled Destinies:The Daoist Quest for Deliverance in Medieval China,2019)。

道坛传承谱系建构的资料与方法研究:以台湾、福建田野调查为例

前言区域道教的田野调查研究,一二十年来方兴未艾,得到许多研究者的重视与陆续投入;其中世业道坛道法的传承谱系考察,已经有了一些不错的研究成果。如包含全台湾区域的廖和桐《台湾道士名鉴》一书,1对于个别道坛传承有粗略的记载。在台湾北部有:苏海涵(Michael R.Saso)以新竹地区为主。

寻根浚源的新探索——评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

王承文教授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多年来一直享誉学界,已成为当代灵宝道教研究者的必读书。近来,王教授的新作《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正式出版,这无疑是道教学界的一大喜讯。中古道经与道教史研究一直是海内外道教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当今道教研究争议最激烈的领域之一。一方面,各种新观点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引发一系列激烈的学术论争;另一方面,新观点在争鸣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古道教研究领域的分歧,以至于一些重要问题始终不能达成共识,这也为进一步的探究带来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