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中算法参与型协同行为的认定标准研究

定价算法正在取代人工定价成为网络平台交易新的价格决策机制,此种现象催生的算法参与型协同行为的违法认定对协同行为认定的主、客观结合标准提出挑战。协同行为的本质决定了反垄断法对其认定不得脱离主观要素的考量。在数字经济引领国家经济向更高形态转型的背景下,反垄断法在数字经济领域实施也应当持守谦抑态度。为此,对算法参与型协同行为的认定应沿用主、客观结合标准,在主观要件的认定思路上进行调适和创新。构建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关系,依据电子证据,必要时联合经济学证据推定经营者间是否存有协同之合意。

规制理论视野下网约车行业的再定位

网约车行业兴起后,争议从未间断,《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被认为过度依赖许可制度,会导致网约车行业出现规制失灵,应替换许可制度。这种思考的内在逻辑存在缺陷,通过引入规制理论,分别从规制对象定位和规制路径选择这两个角度去分析,发现新法中对网约车行业的定位有偏颇才是反思规制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故研究焦点可以回溯到网约车行业产生之初。将网约车行业定位于一种有别于以往行业的全新事物,为之后进行规制活动奠定准确的认识基础。

发刊词 你得好好学习 还得天天向上——中国政法大学2015级研究生开学典礼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我很荣幸能作为研究生导师的代表,向各位新同学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祝贺.诸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除了这句话,我还能说什么呢?.走进校园,第一要务就是学习。象牙塔里有象牙,诸位,可别白跑一趟,有本事把它拿走,再走出象牙塔。

“圣王之法”与“百世同道”——基于《论语》“子张问十世可知”章

《论语》“子张问十世可知”章中孔子以三代礼因革损益之关系说明十世可知。东汉经学家马融断言:“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后世经学家便以“三纲五常”为夏商周及百世不变之道,以“文质三统”作为历史变易循环的密码,由此推三世以知百世。郑玄则未提及所因为何,并以制度文章取代“文质三统”注解三世之所损益,意在极言三代之不同,以服务于以《周礼》为核心的经学统一性的构建。朱熹则认为三代之礼其实为一,所损益的只是小过与不及之间的文章制度。朱熹之注解昭示出“文质三统”不应成为书写历史的简单编码,以所因为主并于“小过”与“不及”之间增减制度文章,或许才能“文质彬彬”,才能于时代变化与朝代更替中保持平衡与中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中司法审查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解读与反思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后审判实务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包括房屋征收决定阶段司法审查中对'公共利益'的认定、受案范围的界限、诉讼主体资格的界定;房屋补偿阶段司法审查中房屋征收补偿的范围、方式和标准、补偿制度的评估机制、法律适用方面等问题。介绍了完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比较法借鉴。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司法审查提出了修正与完善建议。

美国法下“视为残疾”标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为了保障残疾人平等就业权,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对残疾人的就业歧视。但是除了残疾人之外,还有诸如近视、高血压等未达到残疾标准的一般疾病的患者同样因为健康原因遭受着严重的就业歧视,而对于这类群体的就业歧视却并非为我国法律所明文禁止,亦难以找到保护的规范依据。针对实践当中此类一般疾病患者平等就业权屡遭侵害的现状,有必要借鉴美国反就业残疾歧视法律当中的'视为残疾'标准,以这一标准为纽带,将遭受就业歧视的一般疾病患者过渡到'残疾人'范畴,进而适用现行法律规范中的'禁止残疾歧视'条款对其提供保护与救济。

对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民事审判功能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改革精神,并赋予其审理民商事案件的权力。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应在定位于最高审级的基础上,实现其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的职能分工,以方便民众诉讼、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为目标,将先进的审判技术运用其中,实现审判的前沿性,彰显司法改革的创新精神。

“新社会因素”研究中的三个争议性问题

“新社会因素”研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得到发展,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争议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核心问题围绕“新社会因素”的涵义、性质、作用展开,即“新社会因素”是否包括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新社会因素”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哪些具体表现,不同的“新社会因素”之间有什么关系;“新社会因素”是否是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内部能否孕育和生长出社会主义因素;“新社会因素”的生长能否导致资本主义自行长入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审视“新社会因素”能够部分解决上述争议性问题,但随着时代的新发展,我们仍需根据新情况和新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阐释“新社会因素”。

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制度研究——以程序倒流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增了退回补充调查制度以完善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衔接机制,但过于原则粗疏。与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相似的是,退回补充调查制度也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将不合格案件退回原办案机关继续查清事实、完善取证的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控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然由于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二元并立,两项制度本同而末离: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是有限的程序倒流,侦查机关仅能在有限的法定情形撤销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属于刑事诉讼程序,是不完全的程序倒流,监察机关无权撤销案件,只能将案件处理意见随案移送检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的案件范围也应当包括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遗漏罪行或者同案犯的以及排除非法证据后需要重新收集的三大类;对被追诉人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不宜转变为留置措施;不宜剥夺或者限制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前言

发展是个体与社会的永恒命题。无论是个体的成长还是社会的进步,都有赖于良好平台的搭建。而《法大研究生》则旨在为青年学子和青年学者搭建一个施展才华的学术平台。创立《法大研究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创新研究生培养方式,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是国家的高端人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好坏关系到人才强国战略的成败。提升研究生的培养水平应当创新研究生培养方式。对广大研究生来说,课堂的'输入'固然重要,但是学术的'输出'也不可忽视.

康德道德哲学善与道德的联结点——善良意志

作为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典型代表,康德的道德哲学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理性批判主义的哲学传统。康德以善良意志作为其道德哲学的出发点,由对善良意志的分析,逐步引出义务、责任、绝对命令等等重要的道德哲学概念,最终建立了他批判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体系。因此,善良意志在康德道德哲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地位。对善良意志进行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有助于整体性地把握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以及他哲学体系的逻辑脉络。本文将首先分析以往哲学对于善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认识,并由此分析康德对于善和道德关系的认识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及善良意志的提出并具体分析康德善良意志所独有的性质;进而论述善良意志的实际表现方式义务概念以及善良意志的局限性以及它所面临的问题;最后对康德善良意志的意义与它在道德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局限性进行一个总体性的评价。

“新二分说”视角下存款占有的理论进路与实践展开

存款占有问题的现有学说观点均存在不足。应基于“新二分说”,即“银行占有存款-实际权利人所有现金说”,以“判断存款的占有归属→判断存款名义人有无取款权限→判断占有即所有规则的适用”为逻辑链条对存款占有问题展开分析,从而否定“法律上的占有”概念,肯定银行对未取出存款的事实占有,否定存款名义人对存款债权的占有,将存款名义人在民法上享有的存款债权与刑法上是否具备取款权限进行分离。在涉嫌犯罪的事后评价上,突破占有即所有规则的适用,从而肯定实际权利人终局性保有对现金的所有权。在占有与所有分离的基础上,将考察重心前移至存款名义人对于取款权限的判断。应当基于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将具有取款权限的情形限定为存款名义人通过合法正当的方式获取银行卡及密码进而取款的情况,从而妥善解决借用账户和错误汇款等存款占有的具体问题。

征稿启事

《法大研究生》是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研究生院承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类系列出版物,每年出版两辑。本丛书以“开放、交流、思考、进步”为创办宗旨,着力为青年学人提供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交流学识、碰撞思想的有效平台。本丛书灵活设置了“基础法学研究”“公法论坛”“私法纵横”“政治经管”“人文史哲”等栏目,欢迎海内外研究者惠赐佳稿。

论问题银行救助性重组的监管有效性控制进路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8条规定了监管机构可以对问题银行实施救助性重组。2019年以来,该制度作为问题银行风险处置的主要手段被监管机构多次运用。救助性重组本质上属于监管手段,应当在金融监管法律框架内对其有效监管区域进行分析,并及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评估其监管有效性。为了保证制度能够维持在有效监管区域,应该将控制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被救助银行道德风险成本以及复杂代理关系形成的代理成本作为制度构建的主要进路,确立救助性重组+破产清算的混合立法模式、丰富救助性重组的法定职权内容、建立救助成本分担制度。

当代中国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危害及克服路径

价值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虚无主义样态,它僭越现存的民族与国家价值目标、否认既定的社会价值共识、混淆已有的个人价值判断,在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价值观,导致民族与国家整体意义的消解、社会价值理性的丧失、个人意义世界的萎缩。当代中国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必须以价值信仰、价值理想、价值目标和价值自觉为着力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主体的价值自觉。

论审前程序视角下强制答辩制度的构建与优化

我国尚未建立独立的民事审前程序,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功能认识不全面、实效性不足、当事人主体作用发挥程度不高等问题。同时,强制答辩制度的建立是构建独立的民事审前程序的必经路径,也是充分发挥民事审前程序功能的重要前提。我国应在批判性借鉴比较法上的相关制度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适应我国民事审前程序发展阶段的强制答辩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重在促进原被告之间的诉答互动,也应在明确被告答辩失权后果的同时,加强对法院裁量权的规范引导,以进一步发挥当事人双方的主体作用。此外,相关立法还应细化强制答辩的内容规定,进一步丰富答辩形式,逐步在我国建立起具有独立价值、能够发挥多元化功能的民事审前程序。

自然政治性的古典困境——论亚里士多德优良生活和优良政体的政治哲学基础

亚里士多德认为过优良生活是人实现其本性(自然)的途径,而优良生活只有在具有优良政体的城邦中才有可能。优良生活是德性完满的幸福生活,而幸福在于沉思。优良政体的实质是按照自然差异在青壮年和老年人之间建立轮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统治关系。统治关系体现人的自然政治性的成全。自然政治性是人建立优良政体、达成优良生活并最终实现人的本性(自然)的本体论基础。但优良生活与优良政体均存在难以避免的内在困境。本文认为这种困境的实质是亚氏政治学说的自然政治性基础面临自然差异性与政治共同性的张力。这一张力既是亚氏政治学说的必然属性,也是人类自身的生存论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