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与下贯:明代朱子《家礼》的双向发展

作为宋代平民礼学运动的代表性著作,朱子《家礼》为“礼下庶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文本基础。明代初年,在朝廷的主导下,朱子《家礼》被纳入《大明集礼》,成为国家礼典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教民榜文》的颁布和老人制的实施为契机,朱子《家礼》得以推行于地方,并在明中期实现了与宗族制、乡约制、保甲制的普遍结合。朱子《家礼》既是明代政府管理、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是民间自治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日常生活的行为依据。

16世纪初徽州的宗族与习俗补正——以《珰溪金氏族谱》为例

明隆庆二年(1568),歙县黄镇刊《珰溪金氏族谱》,由金瑶、金应宿纂修,是居住在徽州休宁县的金氏宗族之谱。该谱卷十八收录乡绅金瑶~①所作一篇长文《陈俗》,列出53条探讨乡族的'旧俗今俗不同','所以斡旋乎人心以归于厚'~②,呈现出16世纪晚期徽州的风俗变化。近有学者探讨《陈俗》~③,笔者此前也讨论过,论述了'旧俗今俗不同'中的前31条,但是将《陈俗》误为16世纪初休宁的《新安毕氏族谱》所收~④,给读者带来不便。笔者在此郑重道歉,并就拙文所缺的22条内容补充讨论,希望通过拾遗补阙以正视听。

徽州碑刻辑录之六

一歙县新安碑园碑廊碑刻简介新安碑园位于歙县城西披云峰下、太白楼东侧,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园林式建筑,亦是歙县博物馆办公之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从全县各地收藏有各类碑刻200余方,其中以《余清斋帖》《清鉴堂帖》最为著名。此外,还有一些告示、碑记、墓志铭等其他碑刻,其中,在新安碑园人口的通道两侧竖立着22方碑刻,其中左侧(北面)10方,右侧(南面)12方。大部分碑刻文字尚可辨识,也有少数几块碑刻风化过于严重,且表面为青苔所覆盖,无法辨认。本次共整理碑文10篇,现介绍如下。

从新馆到高车头:绍兴五思堂鲍氏微商家族研究

明清时期,徽商足迹遍于全国,其中在江南各地定居兴业、经商致富者尤多。绍兴五思堂鲍氏历世业鹾,由歙县新馆迁至绍兴,成为浙江地区著名的盐商家族,本文利用家谱及相关材料,探讨鲍氏盐商家族的发展。

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

徽派篆刻在中国文人篆刻史上始终是主流,但对徽派篆刻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却没有。本文将徽派篆刻分为三个阶段,对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文章将徽派篆刻置于文人篆刻艺术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指出徽派篆刻是最早的篆刻流派。对一些徽派篆刻家的生卒年月、籍贯、事迹、艺术成就以及徽派篆刻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考证和研究,认为徽州考据学和徽商对徽派篆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清初总集《诗观》所收徽州诗家散论

《诗观》是清初泰州邓汉仪(1617—1689)评选编刊的一部大型诗歌总集。全书共三集,成书于康熙十一年至康熙二十八年间。编选者交游遍天下,故书中收罗宏富,仅徽州诗人便有近170位(入选诗作约1800余题)。其中见于《皖人书录》记载者,只有44人;而已知今有别集传世者,尚不足30家。编选者对其字号、籍贯及诗集的著录,可补正现有知见的缺失;有关评语多涉史实和创作,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由于入选的诗家诗作皆是与邓汉仪同时代之近50年间者,故该书对于研究明末清初徽州文化当有重要作用。重视发掘总集中的徽学资料,是初读《诗观》之后所得到的宝贵启示。

从官府对民事讼案造谎情节的处置看明清民事裁判的演变——以徽州诉讼文卷为中心

在明清徽州的民事讼案中,无论小规模的个体诉讼还是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集团诉讼,普遍存在造谎情节。对此,明清两朝官府的处置方式有比较大的差别:明代常见承审官员援引《大明律》“诬告”或“不应为”条对造谎情节予以处罚的案例,清代则只见于极少数诉讼层级比较高的大案要案;清代承审官员对于诉讼至府或县案件中造谎情节的裁判相对自由,一般是不做处理;明代承审官员在依法对造谎犯人判刑后,还会按照当时民事审判的通例对刑罚减等并将刑罚判赎,造谎犯人最终所受到的处罚方式是纳米(谷)或纸赎银,清代则未见此事例。从明清两朝官府对民事讼案造谎情节处置方式这一角度看,清代官府对民事诉讼的裁判相对自由、宽松,不如明代规范、严密。

《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科举史料校释

《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作为研究徽州历史的重要文献,历来受学者的重视。但由于这两本书都是资料集成型文献,难免存在编撰者主客观等原因造成的失实情况。笔者近年在关注徽州地区科举史料时注意到,两部文献所提供的科举人物信息中都存在一些问题,体现在科举人物的姓名、中式时间、获得功名等内容的失准。有鉴于此,本文在参考现存乡试录、会试录、地方志、家谱等文献的基础上,对二志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校释,澄清一些记载上的错误,以期方便学界利用。

明隆庆《汪氏统宗正脉》的历史文献价值

汪氏为古徽一大族群,官宦显达,良儒充栋,良商善贾遍布宇内,并以实际活动体现了'四民异业同道'的思想理念,折射了晚明转型时期社会意识的演进。对于宗族制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观点来辨识。《汪氏统宗正脉》是古徽州一部精良的宗谱,它对研究明清社会经济文化很有价值。

从《毛郑诗考正》和《杲溪诗经补注》看戴震经学的方法和特点

《毛郑诗考正》和《杲溪诗经补注》是戴震研究《诗经》的代表作,它集中体现了戴震治经学的方法和特点。与前人和同时代的人相比,戴震治经学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1)辩明本字、本义,以纠正前人说解之误;(2)辨正文献用字之讹;(3)考名物、明礼制、辨典章;(4)考证成诗年代。戴震治经学非常注重字词的音义关系,注重《尔雅》在训诂方面的作用;另外,他反对以经说经、就字解字,对于前人的观点,是则从之、非则弃之,既不盲从古人,又不因人废言,表现出一种求是存真的学术精神。

唐宋之间徽州同族结合的诸类型

本文以统计学、地理学的方法分析徽州血缘结合变化的概况,并以唐宋时代的史料重新考察明清以前宗族的基础,认为徽州同族结合形成于唐宋之间,并且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礼教自觉与转型危机:徽州棠樾牌坊群的再解读

棠樾牌坊群是展示歙县居民礼法实践的独特文化景观,也在社会与历史维度上塑造了鲍氏盐商实践“忠孝节义”的自觉。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牌坊意义的解释往往囿于道德层面。历史资料显示,盐商鲍氏在晚清政府腐败的国家运营中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挫折。故而,他们将原本用于再投资的商业财富投入牌坊群建设,丰富了家乡的道德空间。通过讨论鲍氏礼法实践与盐商资本转型困境,可对牌坊群及其建造原因有更深入的认识。

律例、习惯与民俗:解读胡阿凌遗嘱

,依清律,无子家庭应由嗣子继承财产,只有在无嗣的情况下,女儿才能继承财产。按民间习惯,女儿不能成为家产的继承者,无子家庭可以通过招赘留住家财,否则家产将尽归族众。在徽州的风俗里,已出嫁的女儿不能继承娘家的财产。但在《康熙二十年胡阿凌立遗属文墨》中,房屋、地、地基、池塘等不动产存入公中,而田租收益则以11:16的比例分给了族众和已出嫁女儿。这种分配既不符合律例的明文规定,更不符合民间习惯,也不适用于徽州的民俗风情,应当看作胡阿凌主动调和律例、习惯及风俗的结果。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合同条约的控制功能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成员为了完成官府交办的差事以及处理宗族内部事务而订立了大量合同条约。这些合同条约皆属因事而订立,目标针对性强,对于合同条约的签订人、相关当事族人及利益相关方等各类行为主体皆具有一定的约束和控制作用。通过合同条约实施族内控制的盛行,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控制日益合同化、条约化的反映,有助于规范与调整徽州宗族内部相关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也有利于维持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徽州社会的持续繁荣。

徽州桥会个案研究——以《纪事会册》为中心

明清时期徽州会社十分发达,祁门纪事会即是典型一例,该会是一公益性的桥会组织,创立于清雍正年间,条规详备,会首轮值。纪事会对善和里和溪桥的修建与维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示了民间力量在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中的独特作用。民间社会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也建立了与所管理公共事务相适应的组织,制定了有效的规章制度,并注意对公共产业的保值增值,而使其能够长期运行下去。这些历史经验在今天看来亦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戴震与康德哲学思想之比较

戴震与康德是18世纪中后叶中国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面对各自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哲学权威话语,敢于率直地提出质疑与挑战。他们分别在宇宙观、认知论和伦理哲学等层面对旧的哲学体系予以了批判和颠覆,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架构,从而成为中西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

清代歙县医家的社交与地方疾病治验——以医家程文囿为个案研究

名医程文囿通过与士大夫切磋医理、交流诗文或医病,形成了以程氏为核心的医、士社交圈。程氏经种种努力,被上层圈子所接纳,促进了其医籍的推广、声誉的提高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为其日后在歙县行医提供了便利。徽商与程氏间的医、商社交圈,为程氏行医提供经济基础并拓展了诊疗范围。两个社交圈的形成为程氏在歙县疾疫防治中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为其施展抱负、实现理想提供了场地。

稿约

《徽学》创刊于2000年,是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综合性学术集刊,主要刊发海内外高水平徽学研究成果。从第十辑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每年增加为两辑。为提升刊物的学术水准,扩大学术影响力,期待得到您的支持和赐稿。

生态与生计:清代深山开发与水土流失引发的纷争

明代以来山区开发与棚民经济、水土流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学界对此的关注由来已久。而就皖南的山区开发而言,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外来棚民与水土流失的相关问题上。但有关徽州本土民众对深山的开发,迄今为止的关注仍然相当有限。本文以婺源官桥、寨山文书为中心,探讨清代深山开发与水土流失引发的纷争。指出:由此一偶发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纠纷,诉讼一方需要将之说成是深山开发引发的生态灾难,固然有着部分的事实,但实际上颇有将此一现象夸大的倾向。这种情况,在外来棚民作为开山主体的情况下,更容易引发当地土著乃至官府的强烈共鸣。因此,在考察棚民开发山区的案例时,应当更多地关注其间涉及的生计利益,而不宜过分夸大此类纠纷的生态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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