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上的管制性征收制度及其中国意义

美国司法上的管制性征收制度并非宽泛地探讨"财产权特别牺牲"问题,而是侧重在实质、可操作的认定标准上,精细化地厘定财产权不同程度的限制及其界限。本文通过对"实质促进"标准在管制性征收认定中的可适用性问题、裁量性土地利用管制中"本质联系和合理比例"标准的适用范围问题以及管制性征收是否应与正式征收一体适用被征收财产权补偿时点确定标准问题的裁判和理论观点阐释,为我国在实体和程序规则层面构建管制性征收制度提供具体的路径指引。管制性征收作为财产权限制的一般性问题,其借鉴意义不限于司法视角的案件裁判标准择取这一方法论场域,而且能够在立法视角为不动产特别是土地管制中的私权限制及补偿提供规范基础。

“执行难”的概念变迁——以我国三十年执行政策为视角

如何化解"执行难"这一"沉疴顽疾",是全国法院三十余年来的重点工作。而不同时期对于"执行难"概念的不同理解,反映在该时期的执行政策之中。近两年来,随着"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推进,法院对于什么是"执行难"进行了新的解读,强调将"执行难"与"执行不能"进行区分。一方面,法院对于"执行难"问题的理解与评估标准都更为理性,而在另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其对于解决"执行难"的理解是只要是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权益便能得到实现,所谓"执行不能"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执行难"之范畴。本文通过结合执行政策实际运行中产生的现象,根据不同时期对于"执行难"的不同理解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执行相关政策的变迁,尝试探寻"执行难"作为一个司法概念的变迁过程,以期厘清法院执行职权的范围。

我国地方规划权:发展历程、风险与法律控制

纵观国内学者相关研究可以看出,规划权制度引入中国较晚,尤其是针对2019年新《土地管理法》修正后规划权下放到地方的改革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新法实施之后的地方规划权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上都处于扩张状态,而针对扩大后的地方规划权的法律控制研究几乎是空白。我国早期研究更多的是针对原来的行政行为和分散规划情况的研究,原来的控权问题都没有解决,扩大后的地方规划权更是处于被滥用的风险状态。因此,对地方规划权的法律控制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地方规划权法律控制的发展历程,接着提出下放规划权到地方的风险,最后针对风险问题提出可以防止地方政府滥用规划权的法律建议:(1)强化我国土地督查制度的监督效能;(2)加强人大对地方规划审批权和变更权的监督;(3)强化规划的法律效力。

中美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和庭审还原的对比研究

裁判文书的事实认定与裁判者对证据的采信密切相关,据以认定的证据组成的链条构造了案件事实的全貌,案件事实是裁判结论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裁判文书体现了证据采信的过程,使得裁判者认定的事实更具客观依据,同时最大程度地全面还原了庭审过程,使文书受众清晰地了解庭审信息。本文以美国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模式为比较样本,剖析我国民事审判体系中关于事实认定的现有模式,提出改进我国裁判文书模式的建设性意见。

经济法基本理论与日本经济法——摘自《日本经济法概要》

本文摘自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编的《日本经济法概要》。该书由辽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冯玉忠教授、金明善教授主编,1982年地质出版社出版。全书35.8万字,分为日本经济法概要和日本现行经济法规选译两部分。据本书初步检索,该书是国内最早研究经济法理论和相关比较法的文献,以当今的学术视角观察,作者关于经济法理论的讨论涉及问题范围和学术观点,显示出宽广的学术视角和前瞻性的学术洞见;该书也代表了辽宁大学学者对我国经济法发展的特殊贡献。本书选取了前言和第一章内容以飨读者,标题有所修改。

国际征税领域中数字经济方向热点问题与应对动向

目前,以经合组织和欧盟为中心,正在进行一些讨论,其内容主要涉及防止跨国公司参与税收流失,其中包括一项引入适合于数字经济常设机构新概念的计划。2018年3月,经合组织和欧盟发布了数字经济税收计划短期和长期临时报告,其中讨论了基于常设机构新概念的公司税,如作为长期措施的"重大的数字存在",并讨论了作为短期措施的"数字服务税"的引入计划。每个国家的短期措施包括英国的DPT、ORIP和DST,澳大利亚的MAAL和类似于英国DPT的DPT。采取规避方式侵蚀英国税收的业务在英国的DPT中应当纳税。ORIP对在英国销售商品或服务的低税率国家的离岸公司的无形资产的收入征收所得税。DST正在对数字服务征税,纳税收入产生于在英国参与该服务的用户。澳大利亚的旁路利润税是在两种应税类型按每种分类法分开后,通过英国的DPT确定基准点按顺序引入的。2016年1月,首次引入常设机构反避税制度MAAL;2017年7月,引入DPT,以防止利用缺乏经济实质的交易进行避税。数字经济下的短期国家措施,如DPT,可以被视为针对具体案例的"TAARs"。同时,还需要关注,在短期措施下,可能与税务条约发生冲突,并可能与其他国家的新型税收措施发生税务纠纷。DPT的实施,使其成为一种强化相关企业间转移价格税收的措施,从目的和效果上都有利于税务机关。考虑到各国对长期措施的建议,具体来看:英国的建议很可能违反税收中性原则,只将税收关系和利润分割法应用于数字业务领域;而美国建议的不足则体现在无形财产销售的概念不明确。由于各国对相关公司的判断标准和偏好不同,预计德国和法国的建议难以达成一致,并且建议中的很多原则缺乏具体的细节也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同时,鉴于这是一项一般的BEPS措施,也有人质疑这项措施是否适合作为数字经济的长期措施。考虑到数字经济的税收问题源于税收关系,G24的建议被认为在方法上最具有合理性。同时,在2020年准备好后续报告之前,DPT等短期国家措施可能会作为临时性基础措施而实施,以支持BEPS项目的实施并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论以Moot Court赛事为依托开发综合性国际商事法律实验课程体系

通过解读虚拟仿真实实验项目在法学领域的意义,说明利用Moot Court赛事作为虚拟仿真实实验项目,对于培养解决涉外商事领域争议的专门性人才的价值。探讨如何利用Moot Court赛事实现涉外商事领域人才培养,针对此类虚拟仿真实实验项目目标设计开发综合性国际商事实验课程体系,以及探索如何在新的课程体系中应用新的、能够对接Moot Court赛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料库的建立问题。

互联网票据融资风险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互联网票据融资对传统票据业务的创新,体现在盘活中小企业流动资产的同时,也将理财投资者卷入收益与风险的漩涡之中,原因在于融资平台的风险控制模式并未有效防范投资者面临的各类风险。法律规制应回归票据金融工具本质,修订《票据法》无因性规则,建立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协作模式与防范体系,构筑保护投资者的风险规制逻辑,推进票据融资市场的良性秩序。

辽宁省村民委员会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司法问题与对策研究

通过典型案例检索和调研发现,辽宁省村民委员会借贷合同纠纷司法审判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村民委员会借贷合同主体认定的裁量标准多元且矛盾。二是村民委员会的主体地位及其界定依据模糊。三是法院审查村民委员会从事的借贷行为是否经过村民自治决议的授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四是村民自治决议约束村民委员会借贷合同的裁判进路尚未统一。为有效解决上述司法审判问题,本报告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在借贷合同主体的司法选择上,应从严设置合同主体认定标准,将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的签名和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一并作为认定构成村民委员会借贷的法定要件。当借据上仅存在村主任之外的村干部签名时,应当将这类主体作为村民委员会借贷行为的"经办人",将"约定用途"与"记入村委会账目"结合在一起进行审查综合确定借款主体。二是明确村民委员会的主体定位是民事诉讼主体,而非责任的最终承担主体。承担责任的只能是实际从事借贷行为的、有过错的村干部个人或集体经济组织。三是法院在认定借贷主体时,应当对村民自治决议进行主动审查。四是遵循代表权效果归属进路,将村民委员会违反村民自治决议程序而代表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借贷合同定位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结合出借人是否构成善意对合同效果归属进行认定。此外,当村民委员会的借贷行为未经村民自治决议并且相对人对该情形的认知难以成立善意时,应当根据借贷合同的履行是否有损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对还款主体进行判断,以实现对合同双方主体利益的均衡保护。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法和途径研究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针对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建立的一种新型监督制度。监督程序的启动中建议推进律师代理监督制度。在实践中,依职权提起监督制度存在法律规定过于笼统而启动主体理解偏差等问题,有必要与法院进行沟通与协商,拓展依职权监督的范围。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增加检察建议执行情况的回复制度,细化检察建议适用的标准。针对检察院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职权范围窄问题,建议适当扩大和明确检察院职权,并适当赋予后续程序参与权。针对非诉执行检察监督问题,建议扩大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授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探索建立检察机关参与的非诉执行案件审查听证程序。

发展规划法研究

发展规划法是经济法体系的构成要素,是宏观调控法的重要内容,被称为经济法的'龙头法'。要'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加快出台发展规划法',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解决如下问题:发展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发展规划性质、发展规划体系、发展规划体制、发展规划程序和发展规划的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发展规划法治化。

建立澳门证券交易所的制度因应之策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为建立澳门证券交易所提供了重要契机。建立澳门证券交易所可以依托内地雄厚的上市公司后备资源和数量庞大的潜在投资者,打造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境外相关证券交易所发展现状的考察,认为在国际化大背景下,从发挥澳门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和错位发展的视角以观,建立澳门证券交易所应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移植两个维度来考虑具体方案设计的因应之策。

辽宁大学法学院简介

辽宁大学是辽宁省唯一一所省属'211工程'大学,法学是辽宁大学最具优势的学科之一。辽宁大学法学院创建于1980年,2010年获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在2017教育部法学学科评估中,辽宁大学法学学科排序B+位次,2017年入选为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学科A类。法学院现有员工67人,专任教师53人。

司法解释扩张“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正当性思考

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扩张了“假冒注册商标罪”的适用范围,存在背离商标显著性本质、背离商标权利益本质的问题。该司法解释所增设的“相同商标”入罪认定标准,不符合刑法的解释逻辑,也不符合是否构成商标“混淆”的判断标准。司法解释所增设的入罪标准模糊化、主观化,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将原民事侵权救济纳入刑事领域,破坏了基本的法治分工秩序。假冒注册商标侵权的责任应按照民事责任的属性,由相关的司法解释另做安排。

近期一般反避税条款的立法动向和启示: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中心

一般反避税的争论在税法领域有着悠久的讨论历史,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持续研究的主题。随着BEPS Action plan的实行,关于"对没有一般避税规则的国家应如何立法",以及"在已有一般避税条款的国家怎样有效且公正地运营该机制"的争论持续不断。针对一般反避税条款议题,韩国理论界主要以德、美两国立法和理论为中心展开诸多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忽视了对其他国家立法的有效关注。英国和澳大利亚围绕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努力集中于在运营上限制课税官厅恣意权限行使等纳税人权益保护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研究的必要性。在韩国,《国税基本法》第14条第3项是否属于一般反避税规定尚存争议。通过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经验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有必要宽泛的规定一般反避税行为涉及对象的"交易"范围。第二,交易所目标的税收优惠是什么?税收优惠是否存在审查?交易是否与法规规定的立法目的、政策目的相符合以及假设替代交易的方式?这些问题均有必要明确化。第三,租税回避交易是以得到税收优惠为目的,那么审查基准是否要建立在这种主观目的的标准上,如果认定主观要件则应在多少程度范围内进行认定,须确定其程度范围。第四,如果确立一般租税回避防止规定立法,要保护纳税人的权益及保障交易自由,并且有必要建立一个一般反避税规定的咨询委员会,以作为防止课税官厅无理地否认交易的制度手段。

论行政协议在环境法上的适用和发展

环境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环境法在理论上的特殊需求、法律制度中的现实困境,都决定了环境法适用行政协议这一新型行政活动形式的必要与可行。但是,在我国,行政协议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理论、观点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单纯采用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协议也无法完全适应环境法的需要。因此,在研究并适用行政协议的同时,基于所涉主体多元、所涉利益复杂、预防为主、调整'人—自然—人'关系等特殊属性,环境法也要从自身独特的角度对行政协议进行必要的反思。通过反思,为解释和完善行政协议的概念、性质、救济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思路;通过反思,可以促进环境法与行政法的沟通与协调,以及二者的共同发展。

《十二表法》中关于神事的条文集成及其评注

《十二表法》属于罗马法的多神教时代,其中有12条涉及神事。它们展现了罗马人崇拜的部分神灵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礼拜。人与神的关系是罗马法的调整对象之一。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理论排除人与神的关系,并不成功。与助人之神同时存在于《十二表法》中的还有害人之神,罗马法打击这类神的人类帮凶。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罗马法艰难地完成了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过渡。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法律控制途径研究

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控制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上涨严重威胁社会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稳定运行。相较于发达国家有关医疗保险费用完善的立法及改革方案,当前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较为陈旧,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法律控制途径尚需进一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险法律制度有效的控制,包括从法律层面系统、严格的明确与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相关的行为责任,规范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制度,构建有效的费用法律监督机制等。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反悔的程序应对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反悔行为已屡见不鲜,基于反悔的真实动因,司法机关的应对机制必然要有所差异。在最后陈述结束前,被告人能够以任何理由主张反悔,同时法官和律师要承担风险告知责任。若被告人仅就认罚部分反悔,且检察机关愿意调整量刑建议时,法官无需转换审判程序。被告人反悔后在认罪认罚时所作供述的证据资格与反悔理由的正当性直接相关。对于被告人无正当理由的上诉行为,检察机关抗诉既于法无据,又与抗诉权属性不符,采用上诉理由审查的方式规制反悔行为更为妥当。第二审程序发回重审后,被告人不能提出附带反悔。

刑事诉讼中的潜规则及其规制——以公诉环节为视角

严格司法是公正司法的基础,规范司法是严格司法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的公诉环节虽然不是刑事诉讼的启动环节,但却是启动审判大门的钥匙,关涉出入人罪,其意义不言而喻。严格按照司法规范办理每一起刑事案件是在公诉环节承办案件的检察官的责任和使命,然而在实践中存在许多与规范相悖但却在实际操作运行的潜规则,成为案件质量的隐患,侵犯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影响了司法公正。本文以刑事诉讼公诉环节为视角,对存在于司法办案中的潜规则进行检讨归纳,对产生潜规则的原因进行剖析,并提出规制措施,以持续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确保严格司法、公正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