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农业投资形势与策略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农业投资所面临的机遇和困局,针对投资领域选择、商业模式定位、投机心态克服三个方面,提出了系统策略。

甘孜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思考

甘孜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就是要率先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支撑体系,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区;构建生态文明产业支撑体系,努力争当全国产业发展生态化的试验区;构建生态文明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努力争当全国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示范区;构建生态文明环境安全体系,努力争当全国生态安全的屏障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组织体系,努力争当全国建设和谐生态社会的实践区;构建生态文明城乡人居体系,努力争当世界城乡环境较优的宜居地;构建生态文明道德文化体系,努力争当全国建设生态文化的先行地;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保障体系,努力争当全国绿色生态改革的先锋州。

《生态经济发展评论》常年征稿

各位专家、学者:《生态经济发展评论》是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辑刊,从第一辑开始,已被中国知网全文收录和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馆藏。为促进学术交流,本刊面向国内外常年征稿,现将有关征稿事项通知如下:一、征稿对象相关领域教师和研究人员。二、征稿内容稿件内容需围绕生态经济相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成果或者理论研究成果。

伍国勇

伍国勇,男,1979年生,彝族,贵州织金人,管理学博士,贵州大学教授,中国城乡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任贵州大学中国喀斯特地区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简称'中喀研究院',原西部中心)。长期从事农业生态经济、贫困问题、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出版著作四部,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主持各类研究课题十多项。2011年获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年获贵州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14年获全国农林经济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成果二等奖;2015年获贵州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三等奖。

内源性发展理论视角下集市村“自发展”研究——以山东大村为例

乡村'自发展'强调村庄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主动寻找发展路子。'自发展'既不是盲目以自我为中心,也不是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发展,而是主动将内部优势与外部机遇相结合的发展。市场化、城镇化背景下,新农村发展要求乡村自身的主动和自治。本文以集市村——大村为例,以田野访谈为基础,探讨大村如何将乡村精英、集市、文化等内源性资源更好地融于社会—市场—国家的整体中。大村在实现商贸强村、文化兴村的同时,反思传统集市向现代市场的转型,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自发展提供启示性经验。

国家形式转变与发展的“经济化”——兼评《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

在民族国家彻底成为世界体系的缔造者后,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竞争时,发展这个概念越来越被经济一词所形塑。即使是省去了"经济"二字,人们在提及发展时,很大程度上指的仍然是经济发展。瑞士学者吉尔贝·李斯特在《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一书中将发展的顽固性理解为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作者在书中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论述了发展的信仰何以形成,解构了发展的话语,并建构了一种超越当前发展方式的另类的发展。文章介绍了此书的大致内容,并放入了有关发展研究的学术史中指出了此书存在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林种选择对林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基于对河北省林农实地调研的实证分析

林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是当前林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林农对林种的选择为切入点,在对河北省林农经营林种的情况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林农经营不同林种对协调林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林农选择林种的因素,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主要依靠林农经营公益林来推动林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尚存在很大困难,适度引导林农对用材林的选择偏好更有助于林业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及其启示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思想贫乏和实践乏力的现实困境,在实践中存在'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之间的剥离,这些问题源于我们对本土资源的忽略。在我国各少数民族民间社会中,依然活跃着多种形式的生态文化。它们通过创世神话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同源共生关系',通过图腾崇拜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同类认同关系',又通过自然宗教追求人与自然之间互惠互利的和谐之道,最终形成了以'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为基本逻辑的生态文化体系。有效地保护和弘扬这些依然活跃着的民族民间生态文化,能够激发生态文明实践者的主动性,更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利益协调机制研究——基于山东半岛某葡萄生产合作社的调查

作为一种政府主导性制度创新,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创建与发展过程中,每一种介入力量都有其特定的利益动机,而合作社自身就是一种利益协调机制。本文通过对山东半岛某葡萄生产合作社的剖析表明,在一个龙头企业主导的合作组织中,农民在享受合作组织提供的技术服务与市场支持过程中,其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享受到的民主权利有限。随着农民市场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的不断增长,他们与合作组织的'合作'力会有所变化,并将对合作组织的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应当建立一种利益协调机制:起重要协调作用的乡镇(街办)及村委会等应当规范各自的利益获得方式,充当一个积极的利益协调角色;而作为最大受益者的政府,也应该是最重要的利益协调者,她需要明确的是其利益边界,而不是轻言退出。

绿色贫困、绿色产业与绿色精准扶贫——一个文献综述

我国自然地理区域差异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使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与贫困紧密相连,绿色贫困由此产生。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总结了绿色贫困的概念、类型与原因,论述了绿色产业与绿色精准扶贫的路径。提出:绿色贫困应该动态评价,根据不同类型的绿色贫困,以'绿色资源+合作社+X'为主体,创新生产经营模式,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增强绿色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以产权交易、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开发为依托获取绿色产业发展的技术与资金支持。绿色产业精准扶贫必须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精准把握'自然而然'规律,才能实现绿色精准扶贫中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稳定和谐。

贵州民族地区发展能力综合比较实证分析

本文以贵州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为研究对象,首先解释了发展能力的内涵,以贵州民族地区是不发达地区为切入点,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三个方面建立了贵州民族地区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对贵州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比较并进行评价,找到各地区现阶段发展中的不足,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社会和生态环境共同塑造文化价值观——结合作物种植史和移民史对稻米理论的质疑

Talhelm等人提出的"稻米理论"在社会心理学界、文化人类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北方温度较低、水资源少,因此更适合于种植小麦,而这种种植方式对于个体之间的合作要求低,所以更容易产生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国南方由于温度较高、水资源充足,所以更适合于种植水稻,这种种植方式对于个体之间的合作要求高,因此更容易培养集体主义的文化。"稻米理论"结构新颖,有一定合理性,但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时就存在明显不足,表现在抽样、数据分析及结果解释上存在问题。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稻米理论"的提倡者忽略了中国南北方之间在作物种植史、移民史、经济及气候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当地的文化价值取向。许多证据表明,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受到多种社会性、生态性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土地整理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研究

基于制度结构理论,制度有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分。本文建立了土地整理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结构分析框架,分别从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现状入手,分析土地整理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并且在通过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的适应性分析后指出需要建立完善的、能适应内在制度的外在制度。为了探讨能建立适合内在制度的外在制度,本文还通过案例进一步研究了土地整理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在制度,得出了土地整理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内在制度具有多样性的结论。最后,从组织机制的建立、政策的再制定机制的建立、奖惩机制的建立、监管机制的建立、认知与目标共同机制的建立这五个方面进行了土地整理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的实施机制的设计,以保证适应内在制度的外在制度能有效实施。

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结构及策略研究

生态工业园区是欠发达地区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模式和关键路径。论文从产业链结构分析了园区产业链关系、各类因子流动模型、参量流动模型;从空间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园区建设的W、G和H三种建设模式;从功能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生产型园区(网)、流通型园区(网)、还原型园区(网)和服务型园区(网)的建设模式的基本特征。从经济个体(企业)、经济集体(园区)、经济群体(园区网、集群)、静脉系统生活层面和技术政策层面提出了推进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具体措施。

构建贵州现代农业体系:背景与紧迫性

对于发展严重滞后的贵州来讲,加快现代农业体系的建设意义重大。本文认为,构建贵州现代农业体系的背景主要有政府背景和经济背景,从政策背景看:一是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二是国家对'三农'的大力支持;三是国发二号文件对贵州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从经济背景看,到2010年贵州省的工业化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加快贵州工业化步伐、推进城镇化建设、构建农业现代化体系的必然选择。在这一阶段,工业化对农业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农业生产机械化、工业化;二是农业产业化;三是农业园区化(工业化);四是农业科技化;五是农业标准化。就紧迫性而言,贵州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省份,在推进'四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现代农业建设。还存在农业发展水平低、机械化程度低,农业发展条件差、产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三农”政策需要体现利益包容——对龚春明和梁振华商榷文的思考与回应

村干部的自利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也是导致"三农"政策目标偏离和农村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龚春明教授的论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梁振华博士提出的商榷《何种角色?谁之利益?》都对这种干部自利现象及其不利影响予以揭示,但未能提出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江苏射阳在发展联耕联种合作社过程中化解各方利益矛盾、实现互利共赢的成功经验,对于改进我们的"三农"政策工作、改变村干部自利行为阻碍农村发展的局面或能有所启示。只有在承认人人皆有自利心的前提下,将"三农"政策工作纳入利益考量、体现利益包容,才能让人们顺应本性"做好事",共同把"三农"事业推向前进。

制造业结构与雾霾治理

雾霾现象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以北京雾霾为例进行的研究表明:从表现上看,累积效应、移动效应是造成北京雾霾的重要原因;从深层原因分析,制造业结构低级化(结构效应)是形成雾霾的关键。因此,治理北京雾霾,必须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入手。

贵州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贵州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然后借助具体实例分别阐述了贵州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三种类型,在探讨贵州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存有对相关理论缺乏足够认识、发展模式结构较为单一、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和农业循环技术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从四个方面给出解决对策,最后得出三条关于贵州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一般性结论。

体制转型与组织重构:新型城镇化畛域中的农垦社区治理——以广西农垦区为例

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使新农垦社区场域建构要素的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农垦组织结构系统和机制要素越来越体现出市场化和开放性的特征,农村社区的治理体制、主体框架和发展路径日渐清晰,而与此相比,陷入历史体制性沼泽中的农垦社区在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却日益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垦也在这种历史变迁过程中,农垦组织从结构与功能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的行政化和部门内部权力的集结化。为突破发展困境,推进农垦改革,建立企业市场化经营体制、农场经营管理体制,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垦改革开始朝向行政与社会职能的功能分离,混合角色清晰与实体化和社区组织机制调适与新要素整合的方向发展,探索出了一条面向政府化的独立区划,自治性社区经营和融入区域整体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农垦社区的建构路径。

市场化背景下的云南哈尼梯田及鱼塘——以元阳县全福庄村为例

哈尼族作为云南世居民族,凭借对哀牢山区特有的自然环境的深刻认识,在其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引导之下,创造出了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生态循环系统:森林—村庄—梯田—河流。红河州元阳县全福庄村的鱼塘在梯田文化生态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鱼塘的适度开发是哈尼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表征。在市场化商品时代,哈尼族梯田和鱼塘具有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可能,同时哈尼梯田生态文化系统也面临传统稻鱼混作农业的可持续性、外来物种入侵的破坏性等许多问题,这归根结底则是人们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以及在理解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偏差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