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巨变,百舸争流。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而言,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的发展历程,也是理解中国近现代治道变革的重要切入点。其中,概念史作为一种逐渐兴起的学术范式,正在呈现出它独有的分析力和穿透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语义丰富的现代政党,曾经或正在使用诸多习以为常的"话语"与概念。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概念史的分析,发掘概念如何被赋予政治与社会内涵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语境。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的互构脉络。

百年大党:政治革命与知识世界的兴替

对于一个集革命与建设、执政与领导于一身的百年大党来说,其成功的秘诀不仅仅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重建,还在于通过新型知识体系的构建和知识类型的革新,为所有人与外界相接提供可以实践和生存发展的知识资源。具体到政治知识来说,就是提供新型的政治分析工具和政治思维框架,通过政治辩证法的革新,实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融通,为所有人吸收新型的知识要素扫清障碍。过去的一百年是政治革命与知识革命融通的一百年,展望未来,党的自我革命与知识世界的深度变革则是新时代的重要面向。

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话语的历史演变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也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和模式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革命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传统和优秀基因,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也深深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话语的有效建构,不仅是其强大政治动员力的重要来源,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思维模式和行动方略。

拜登政府帝国计划的成败分析

2024年新年伊始,特朗普在党内初选的强势归来给今年的美国大选乃至美国政治走向注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更具有确定性、更为影响深远,也更值得中国密切关注的,则是拜登政府对其全球战略计划的步步推进。这个计划已连续执行了三年,新年以来又有了新的进展。1月27日,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开启他的6天美国之行,为敦促美国国会批准新的援乌资金,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国是“最大的长期挑战”这一主题。

中华文化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路径初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在当下语境中重新思考“文化政治”与“生活形式”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第三版)在2021年问世,作者谓之"适时":"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在2020年的全球疫情、中美‘脱钩’甚至‘新冷战’格局下更被无可置疑地摆在了历史的前台……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文化内在的政治性或生活世界的‘存在强度’等问题,就再次咄咄逼人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1)笔者想从三个方面重新思考此书。

究竟什么是科学?——从牛顿《炼金术手稿》看流行“科学观”的偏颇

近代科学与古希腊公理演绎方法之间的关系被错误夸大了,而它与中国古代科技之间的关系却被严重低估了。本文利用近代化学史上的观念演化与实验技术突破来重新评判科学活动的本质以及它与技术的关系,并揭示中国古代科学家发现与理解大自然规律的能力丝毫不亚于古希腊人。

导言

中国当下的外交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外交实践。它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构成了体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交思想与具体实践。2023年10月14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办了第四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外交学院、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就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特征与具体实践,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从这次研讨会中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发言,作为冬季刊中“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外交”专题的一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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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热诚欢迎海内外作者向《东方学刊》惠赐稿件。作者投稿时注意如下事项:一、稿件当为作者本人独立完成作品,无违法、违纪和违反学术道德情况;引文、注释和其他资料,须核对原文,确保准确无误;转引资料应实事求是注明转引出处;作者应保留所使用的一切文献、材料,以备编辑过程中查询。二、投给本刊稿件,应确保无一稿多投之情形,稿件主要观点或基本内容不得先于我刊在其他公开或内部出版物上发表。

对文化左派的告诫:兼论罗蒂新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纠葛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是一位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他批评后现代主义不提出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的方案,哪怕连任何能给民众带来希望的“乌托邦”也没有。罗蒂认为,美国的学院左派在过去几十年里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过分执迷于所谓以“承认”为标识的文化政治问题,而越来越少关注阶级利益和经济再分配的现实政治,从而迷失了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他甚至告诫道,学院左派的世界主义的身份政治会导致忽视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转移和失业问题,引起白人劳工不满,而这将为右翼民粹主义强人政治家上台酿造条件。

推进互联网青年文化研究:去政治化基础上的再政治化

2022年的除夕夜和2021年的除夕夜一样,当千家万户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时,千万青少年则打开哔哩哔哩网站(简称“B站”)App收看青年人的春晚——《2022哔哩哔哩拜年纪》。这个节目的点击超过了3000万,而2021年12月31日的《“2021最美的夜”bilibili晚会》则获得了1.4亿点击和76.7万弹幕。看上去主流文化与互联网青年文化在平行空间内各自发展.

中国研究院“思想者论坛·2019”圆满举办

2019年7月1日,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办,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观察者网》《文化纵横》承办,代表了中国思想界最高水平、融合了亚洲和西方等多重思想元素的第三届思想者论坛(2019)在北京饭店开幕。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在致辞中说道:'今天是中国共产党诞辰98周年纪念日,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1949年10月1日建国大典当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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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创新时代的工业化思考——面向21世纪的“工业党”世界观

'工业党'一词可能是2011年出现的,它并非源于自称,而是被人命名。有点像英国历史上的'托利党'与'辉格党'之名都来自对手的贬称,但后来主动接受之并自觉使用。一种自发行为一旦有了名称,人们就会围绕该名称形成认同与反对派别,从而有了自觉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称为'工业党'或自认为'工业党',说明被认为或自认为认同'工业党'世界观。当代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中出现'工业党'一词,后成为一种持续存在、发展并有众多拥趸的现象,反映出社会上存在大量认同工业化发展道路并愿意运用'类似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方式进行思考的人,这是中国发展到当前阶段的产物,也说明这种世界观可以看作是以工业化视角观察世界的当代中国表现形式。虽然'工业党'一词能够指称一个人群,但从语用学角度来看,这个词强调的是'工业'二字所指的世界观表达,而非'党'字所指的人群表达。

工匠精神:概念、演化与本质

工匠精神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广为流行的一个新概念,并被纳入国家政策话语中,与发展工业文化和提升制造业水平紧密联系起来。工匠精神一词是一个兴起于职业技能教育领域的模糊概念,但在传播过程中已被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工作伦理。从制造业的角度说,工匠精神的本质就是人类为追求产品质量而控制制造的手段,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演化出不同的形式。工匠精神的工具化乃制造文化的演化趋势。弘扬工匠精神,应培育一种抽象的工作伦理而非具体的复古的制造方式,对制造过程实现了精密控制的智能制造才真正体现了工匠精神的本质及其演化趋向。

重思规模：探寻有关“可大可久”之道的政治学

人们需要政治学是因为它有用(或应该有用)。资源的稀缺性未解决,在可控核聚变和机器人等技术实现新的突破之前,人类还远不到可以用剩余财富来做无用之事的时候。政治学最根本的用处就是解决政治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一种政治学有多重要,取决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多重要。无论从绝对还是相对标准来看,提供政治秩序,保障人们的基本安全和福利,应该是最重要的、或曰'第一性'的政治问题。(1)但是政治学也是一种话语,具有建构的功能,会造成这样一个陷阱:人们是否相信一个问题的存在,往往比这个问题是否真的存在更重要。随着生物、物理等科学的发展使无机和有机、物质和意识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传播、选举和政治营销领域的应用,话语建构的威力有可能变得无比强大,使得'你以为的不一定是你以为的'。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问题关切,一直就在致力于进行这种建构:权利、政体、程序等问题被建构得无比重要,'政治秩序'这种'第一性'问题反而遭到掩盖。

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与“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

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拥有古希腊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和基于其上的、西方独有的严格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契约精神与法律制度;然而这与历史事实截然不符——欧洲这两场'革命'都是战争和国家间生存竞争的产物。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全部工商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为单位、以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利润竞争和市场扩张为目的、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动力的'丛林竞争'史。欧洲现代社会中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不过是欧洲数百年血腥的原始工业化积累完成之后,又经过百年殖民掠夺下的工业革命洗礼,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身尖锐阶级矛盾调和的产物;是被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所催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倒逼的结果,而绝不是西方列强当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欧美工业国集团在完成各自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又继续利用新的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前所未有的生产技术、军工武器、知识专利、新闻媒体与对'普世价值'阐释权的肆意垄断,继续操控全世界商业、工业、军事、政治及意识形态数百年。然而,当21世纪的全球生产力中心和产业链从欧美转移回亚洲后,随着经济基础的瓦解,披着'普世价值'皇帝新衣的西方文明时代和'新自由主义'与'空想市场主义'意识形态将会终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重商主义'国家机器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就不可能有安全、规范、统一的大市场与自我输血的产业升级能力,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基于后发优势的爆发式经济增长和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工业革命。因此,以国家、国家能力、产业政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仍然是欠发达国家进入工业文明的不二法门和政治保障。

初步成型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与制度化吸纳

在中国流行着两套民主话语体系,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民主(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冷战结束之后,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一度似乎更加流行,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约瑟夫·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事实上居主导地位。

柏克视角下的拿破仑政治思想

中外学界一般认为,法国的拿破仑是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在其论述法国大革命的系列作品中曾预言过的负面人物,拿破仑与柏克间存在一种紧张对立关系。本文通过整理分析拿破仑与柏克的基本政治理念和主张,发现他们其实在多个层面持论颇为近似。首先,他们都属于广义的政治改革派,都希望能一面致力改革,一面有效保持秩序和稳定,且都不认同极端保守的取向或全盘推倒重来的激进革命。他们都倾向于强调因时而动,都极其注重行事时具体的背景和环境因素,反对墨守成规,或拘泥于刻板的教条。其次,他们对低质量的简单多数决范式的民主决策程序都不抱好感。他们在承认人民地位的理论具有至高属性的基础上,强调人民需要自我节制与调控。最后,他们对罗马天主教的态度都是工具性的,即,不反对但也绝不虔信,主要着意于利用宗教对社会秩序稳定所起的现实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