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地考

关于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的具体地点,有关论著说是在“卡欧吐密”或“扎格斯台”,新近有学者提出当在今通辽市乌力吉台村东北。根据蒙藏文史料该地都指向“喀喇沁万户之地”的线索,考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喀喇沁万户”游牧地在今正蓝旗、多伦县一带,进而确认今元上都遗址东北30公里,即锡盟正蓝旗中部桑根达来苏木东部的扎格斯台淖尔一带,是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之地。

再探藏文字史上的三次厘定及其年代

据藏文史籍记载,藏文在历史上曾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厘定与规范,但对于厘定内容、厘定具体时间等详尽记录的文献却极为鲜见,因此研究者各执己见,始终没能形成统一的学术观点。通过深入研究史书等传世文献,认为赞普赤松德赞执政时期的厘定,是藏文首次厘定时期。这次厘定中对已完成的部分译本进行再次审校,废弃达不到标准的译本,组织重新翻译和审定此类译本;通过多种史料的比较分析,第二次厘定时的译审仍为易希德,而非噶瓦白则。因此,赞普赤德颂赞执政初期完成的厘定,为第二次厘定;第三次厘定是从大译师仁钦桑布开始至16世纪,此可从当时遗留的文献中得以证实。从现存吐蕃时期的文献看,藏文字在赞普王朝时期经历过两次大的厘定,还出现过一些小规模的文字规范活动,这些厘定内容可从赞普赤德松赞至赤热巴巾执政初期的文献资料进行对比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佐证。文字厘定年代和内容的明确,不仅对研究藏文字的发展史,而且对研究文献发展史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la类助词的分化来分析安多方言中不自由虚词的音变

藏文有八格,其中第一格“体格”(ngo bo tsam ston pa)和第八格“呼格”(vbod pa)无需添加格助词,其余六格中除了从格(vbyung khungs)外其它皆由la类助词和gi类助词(属格和具格)表示。安多藏语方言中,la类助词在语法功能上与《三十颂》中的描述无本质差别,但助词内部与文法书所写存在一定的差异。方言中不存在文法书中所列的la类助词su、du、tu、ru和ra,而只有附在名词后面的la和na,以及极具方言特色且只能附置于动词之后的/ne/和/ka/。其中/ne/一般用于主动语态的句子中,而/ka/用于使动语态的句子中。附在动词后的/ka/还有两个变体,既/nɡa/和/ɣa/,其中/ka/附在辅音韵尾为/k/、/t/、/p/、/r/的词之后,/nɡa/附置在辅音韵尾为鼻辅音/ŋ//n//m/的词之后,而/ɣa/附置在开音节的词之后。除了la类助词有“不自由虚词”(phrad gzhan dbang can)特性外,安多方言中gi类助词也具有这种特性,根据不同的语音条件存在三种不同的格助词/kə//nɡə/和/ɣə/,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类格助词在安多方言中的语音变体条件相同。此外,与《三十颂》相比,方言中la类助词la、na以及/ne/和/ka/三类助词在使用上有一定的习惯性和倾向性。其中la用于表示行为动作的目标或目的以及附属于有生命物体的特性等;na表示处所或方位;/ne/和/ka/主要用于连接动词和助动词连动结构中。

藏文信息处理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研究

藏文信息处理是一门关于藏文现代化建设的新型学科。文章通过阐述藏文信息处理的重要性,分析了藏文信息处理在字、词、句子层面的已有重要研究成果,提出了藏文输入法、藏文词类划分、藏文句子分类等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藏语“属格”隐现的制约因素

藏语“属格”一般附缀在名词及名词短语之后,在语义上通常表领属关系和属性关系。然而,并不是所有名词组合之间都需要附加属格标记,即结构上不可拆分、语义上只表属性关系、语用上不表凸显时,不宜附带“属格”标记。本文依据现代语言学理论,采用田野调查、个案分析等方法对藏语“属格”隐现问题进行了简单探讨。

评《量理宝藏论》的学术价值

萨迦班智达的著作《量理宝藏》创立了研习藏传因明学的新风气和传播了陈那因明学的主要观点,最后总结了20 位萨迦派学者和1 位格鲁派学者、1 位宁玛派学者等对《量理宝藏》的注释著作。

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藏文古籍文献视角下的敦煌壁画《尸毗王本生故事》研究

敦煌石窟历经千年仍保留下来很多精彩的壁画,其中关于尸毗王本生故事壁画是佛教舍身救世类本生故事的重要代表之一。目前关于尸毗王本生故事壁画研究多偏重于构图形式和艺术价值等方面,但用藏文古籍文献视角探析尸毗王本生图像的研究成果较少。文章依据藏文古籍文献所记载的尸毗王本生故事,对犍陀罗、克孜尔石窟、莫高窟现存的尸毗王本生壁画进行分析,认为古犍陀罗风格的尸毗王雕刻及莫高窟的尸毗王壁画文本是根据藏文《贤愚经》所记载的尸毗王故事,新疆克孜尔石窟所绘画的尸毗王壁画是依据《藏文百缘经》记载的尸毗王故事。

藏语人称代词kho mo的词义探究

以《三十颂》(sum cu pa)、《音势论》(rtags’jug)、《正字法》(dag yig)为主的传统藏语语法理论当中,对人称代词等若干藏语语法上的细节问题并未作出清晰的诠释,致使在当下藏语写作实践中出现了不规范现象。因而,面对此类问题,需要善于参考和借鉴先辈们的语法使用习惯和文风语境,从而力求寻找语法疑难的答案。文章指出,在传统和现当代藏语文实践过程中对其人称代词kho mo出现了不同用法,比如,诸多传统藏文文献中kho mo一词以第一人称代词的形式出现,但在现当代不少藏文文艺作品、学术著作、媒体文稿(报刊、新闻、人物简介等)以及译文等文本当中kho mo一词以第三人称代词的形式使用。文章借助语法学、文献学等理论思维,通过对敦煌古藏文文献、《青史》以及丽江版《甘珠尔》和《智游列国漫记》等大量传统藏文文献语法的考察和分析,得出20世纪中叶以前的藏文语法习惯中kho mo一词被当作女性第一人称使用,很难看到其用作女性第三人称的情形,且传统藏文典籍中,专指女性的第三人称单数一般用mo或mo rang来代替文中的“女性”或“她”。因此,文章进一步指出,现当代很多藏文文本中kho mo一词视为第三人称代词而频繁使用的现象是语法上的错误,且不符合传统藏语语法的习惯表达,在日常的写作实践中,应规范使用kho mo等人称代词。

贯彻新发展理念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指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必须将其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实际工作中要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牢记根本宗旨,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紧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实现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三是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稳住经济大盘,确保粮食、能源、重要资源供给安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将深刻改变和重塑我国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篇章。

纳塘木刻版《甘珠尔》和德格木刻版《甘珠尔》的目录及部分词汇比较研究

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译名“佛说部”,也称“正藏”,释加牟尼语录的译文,收入内容包括三藏和四部等。藏文《大藏经》有多种手抄本、木刻本。按版本内容可分为纳塘版、蔡巴版、理塘版、永乐版、万历版、北京版、德格版、卓尼版、拉萨版、拉加版、库伦版、布达拉版、昌都版、塔尔寺版、拉卜楞版等。其中,纳塘版是遵照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指令由第番桑吉嘉措主持雕刻,后因六世达赖被废黜,刻印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50年,直到清乾隆六年才得以全部刻完,至今存放纳塘寺。德格版的《甘珠尔》在四川德格印经院以理塘版为蓝本,参照其他版本,由康德格王确吉登巴泽仁资助刻印。该版校订时,特别注意了文法的严密性。其主要特点是内容丰富多彩,字体秀丽清晰,可称善本之一。本文将纳塘木刻版《甘珠尔》和德格木刻版《甘珠尔》作为研究对象,从目录学和文字学、文学的角度,对两个版本的经目、部数、编目方式和版式、刻画唐卡主题以及差异性词汇术语的用法、缩写字词等进行比较,从而对两种版本的轮廓有较为清晰的差异性了解,为进一步开展比较研究提供参考。

西藏布达拉宫传统“嘎尔”乐舞研究——以国家级传承人“扎西次仁”艺术生涯为例

“嘎尔”(gaer)为藏语音译,有“舞”之义。“嘎尔”原指流传于“上部阿里三域”的一种歌舞体裁,后经日喀则等地流传至拉萨,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推动了后来称之为“曲真嘎尔乐舞”(又译“供云乐舞”)的宫廷乐舞的形成。作为宫廷乐舞,“嘎尔”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西藏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布达拉宫“嘎尔”乐舞是中国现存传统舞蹈中为数不多的宫廷舞蹈之一,其历史悠久、舞蹈造型优美、音乐风格独特,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的专业艺术团体,由正规的组织机构负责招生、训练以及乐器的演奏等。该乐舞主要表演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迎送、宴请、新年礼乐等场合,反映了藏民族不同时代和阶层的精神追求。近代口述史研究是通过亲历者记忆与认识,口述某一阶段发生过的事物,相对于文本则较为鲜活与生动,对历史进行补充和一定意义上的修正,其价值在于它可以最大程度地补充历史,为我们提供一种有效的历史研究方法。文章以布达拉宫“嘎尔”为研究对象,依据原西藏地方政府布达拉宫“嘎尔”表演者(嘎尔珠),现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扎西次仁”口述为依据,运用口述方式最大程度地还原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这一艺术形态,并基于他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理解,对这段历史中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组织结构、艺术形式、乐器及相关历史人物等文化表现进行了研究分析。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诠释学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是做好新时代藏传佛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前,学界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诠释学的视角分析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及发展路径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从诠释学角度研究如何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与藏传佛教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密切相关。佛教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现实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佛教的本土化与时代化,佛教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并与社会相适应,这是一个合理、合法,且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文章从诠释学的视角探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理依据、政治图景、文化涵化和时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发展路径作一探究。

藏语形容词的音节数形态与形态类型

现代藏语形容词是一个未经语法本体上严格论证的“自然类别”。以往研究曾指出,“虽然形容词所表示的原型范畴意义-所指对象的属性,在任何语言中都有词项来表示,应属普遍性语义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普遍性的词类范畴。”文章在传统看法的基础上,一方面假定藏语存在一个形容词类别;另一方面通过描述形容词的形态多样性及其类型,也一定程度上间接论述了藏语形容词所具有的独立词类地位。换句话说,具有区别于名词和动词的独特形态形式的形容词可推导必定是独立词类。亦即:以音节数作为基础形态或隐形态来观察藏语的形容词及其类型,将音节数与派生词、重叠词、复合词、复合型派生词等类型结合,讨论了各类形容词的基本结构和特征。依据词的长度观察词类和词法类型是一种新型的分类法,有利于发掘藏语形容词的形态面貌和内部构成。藏语形容词音节数形态的描述与名词和动词音节数形态的描述一致,证明藏语是一种可以依据“词形定类”的语言。进一步,藏语词形跟词的功能类的这种简单对应关系甚至可以让我们逆过来操作,又提出了“词类分形”的概念。所谓“词类分形”指根据词的语法功能类别可以确定词的形式类别。

苯贤“卓尼米钦”考略

文章分析藏文文献中关于“卓尼米钦”在佛教和苯教中表述存在的异同,确定了“卓尼米钦”为苯贤——觉纳米钦的误写,因为现今的卓尼地区没有诞生过吐蕃赞普的“古辛”。

《土观宗派源流》中有关汉文化的书写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化意义研究

《土观宗派源流》中所书写的有关三皇五帝、天文历算、中医学发展史、儒家创世人孔子和“四书五经”等的简短介绍对藏族文人认识汉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藏族文化中的天文历算和藏医学历史的追溯,以及对汉藏文化的交融交流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代藏画创新艺术成果述评

唐卡艺术是藏族传统绘画艺术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艺术瑰宝。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藏族绘画艺术发展过程中出现齐吴岗巴、钦则、勉唐、噶赤风格等本土主流绘画艺术形式。唐卡在内容上既有高僧大德的传奇故事,也有显密法脉传承,更有王室贵族的服饰、供养习俗、生活纪实等宗教与世俗的内容,主题极为丰富多样。文章通过风格学、图像学、艺术社会学的视角,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摄影技术及根敦群培的学术思想等现代化的因素下创立的安多强巴写实主义绘画,改革开放之初在传统民族艺术的基础上探索新路子的甘孜新藏画,工艺美术大师宗者拉杰策划主绘的大型唐卡《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等长卷与系列作品,以及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丹巴绕旦教授培养出的“学院派”风格的藏画创新,和由个别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等,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藏族绘画艺术中的富有当代人文主义的艺术创新成果。

重构与释义--目录学视角下的《语合卷二》名义新解

公元8世纪后期至9世纪初期,随着梵藏文化交流的频繁出现了以“名义”为主线的较为规范化的系列性辞书。自此之后,这些梵藏文对照的经典双语辞典一直是梵藏翻译的权威工具书和藏语规范标准的重要语典,在规范藏语标准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编纂藏文辞书的语料库,对藏文辞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上,较为普遍地把《语合二卷》与《名义中集》视为一体或者认为同一种翻译理论著作,这种一元论思维即否定了《语合二卷》中的(卷二)在名义范式中的属性与其文化定位,又忽略了《语合二卷》中(卷二)的实践性与应用性。文章依据德格版《丹珠尔》和敦煌文献中的《语合二卷》版本中所载的(卷二)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从目录学的视角对《名义中集》的目录编纂特征和结构类型,以及该经典的名义法则等全方位地进行分析和释义,试图梳理《语合二卷》的辞书特性和发展脉络,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语合二卷》中的卷一和卷二的内容进行划分界定,进一步理清“语合二卷”与“语合卷二”的隶属关系,重构《语合卷二》在中早期梵藏辞书编纂史和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定位。

动宾短语的时态问题在藏文编辑中的处理方法

关于动宾短语方面的理论,藏文文法著作中有详细的论述,许多经典作品亦是按照文法理论如实应用。但由于原始重要理论文献的丢失,以及后世部分文法撰写者的失误,当前出现了个别术语使用混乱和动词时态选用不恰当的现象。文章认为,“词”和“语”的概念不同,应严格按照文法定义使用。当一个动词作为句子成分时,能够与任一名词构成动宾短语时,才可以将它称之为“语”(即动语),否则只能称它为“词”。能否将一个名词称为“语”也是同样的道理;藏文动词未来时态和现在时态并非一定表达未来的动作和现在的动作,而是有更广的应用范围。面对同一个动作,当观察者的注意力转向施动方并着力描述施动者的行为时,用现在时态的动词。当观察者的注意力转向受动方并着力描述受动者的变化时,用未来时态的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