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劳动到“娱乐劳动”:概念、机理和表征

用户的娱乐行为所产生的数据-流量,作为劳动产品为数字平台提供价值,这已经是当前数字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异化的数字劳动。但关于这一现象,继续沿用“玩劳动”等旧概念,不仅存在语义边界不清和生成机理不符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析与以雇佣为内核的一般数字劳动之间的差异。通过沿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将这一时代化现象再定义为“娱乐劳动”,发现其不仅是平台资本主义下劳动和娱乐的“双重异化”,与一般数字劳动相比,还分别在共识和主权上展现出雇佣-使用-“隐雇佣”和被动-主动-“伪主动”的结构性错位。肇因于这一错位“,娱乐劳动”盘剥背后的资本周转也区别于一般数字劳动,显露出不稳定性。

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叙事逻辑

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是由内容、价值和方法三个叙事维度构成的逻辑整体。从内容叙事角度看,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任务、根本遵循、基本原则和方法依归;从价值叙事角度看,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有利于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从方法叙事角度看,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聚焦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从“试点”到“样板”:制度创业视角下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跨境医疗融合机制

建立健全医疗服务跨境融合机制是推进大湾区医疗卫生事业协同发展的前提。为了创新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探索跨境卫生健康合作新路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从“办医、行医、管医、就医”四大领域先行先试。制度创业视角下,医院依托共同的制度愿景开展合作试点,以“内地效率+香港质量”互补优势作为结构融合的运行逻辑,使制度雏形得以区域推广。在跨境融合绩效显现后,医院提炼医改经验并实现样板效用。然而,由于政治体制差异、公益性价值冲突等壁垒,跨境医疗融合机制的整体效能有待提高。因此,塑造“健康湾区”助力“健康中国”是渐进式的过程,应注重顶层设计、治理体系改革和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的调查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切入口。自实施以来,在改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方面收到了显著效果,既强化了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奠定了基础。文章对中央八项规定出台7年后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加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对策思路。

习近平关于中国海洋安全治理论述:逻辑理路、基本要求与能力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海洋安全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受到习近平高度关注。他在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海洋安全治理阶段性特征和现实性困境基础上,站在全球利益高度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阐释,形成了习近平关于中国海洋安全治理论述。这些论述呈现清晰的逻辑理路,即逻辑起点是以解决海洋安全威胁为问题导向、逻辑要义是以维护涉海人员安全为价值核心、逻辑旨归是以实现海洋强国战略与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为追求目标。同时明确提出了中国海洋安全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兼顾性与综合性等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从中国海洋安全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力量多元化、完善法律供给、加强科技创新等方面做出了相关部署,既为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路径选择,又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贡献了可供参考的中国方案与治理选项,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

非正式政治何以影响扶贫资源分配--以河南省Y村为例

从河南省Y村的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村庄这一精准扶贫的微观场域内,驻村扶贫干部、村庄经济精英、村庄干部以及村民这几个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关系”“人情”“面子”等非正式政治影响了扶贫资源分配。在此过程中,非正式政治虽然阻碍了精准扶贫资源的精准配置,但也降低了精准扶贫工作在村庄开展的交易成本,在正式政策与乡土社会之间起到了润滑作用。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是复杂、多元的。非正式政治之所以能够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由制度的压力与空间、乡土社会催生的非正式治理路径依赖以及精准扶贫工作本身的特殊性共同作用形成的。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过程表明:国家尝试通过制度化、正式化的治理手段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治理,但在村庄实践中,却往往遭遇政策、权力无法下渗,导致公共政策的失效。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已有的非正式治理途径,一方面对国家正式治理手段产生了消解,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正式治理无法触及的领域形成补充。因此,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需要协调好基层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政治的关系,使得二者能够相互补充促进,从而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良好开展。

新时代推进调查研究的能力要求与工作保障

重视调查研究是党成就百年伟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法宝。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中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独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成功开拓创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也是新时代攻坚克难的重要法宝。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情况,党中央对调查研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求通过调查研究提升重大战略部署出台前的科学决策能力,增强面向基层真实情况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强化党服务群众的问题聚焦能力。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党中央发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大力推进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推动调查研究常态化制度化,为全面推进调查研究工作提供重要保障,可以从三点着力:健全调查研究规章制度体系、创新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完善调查研究评价体系。

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发展与启示——基于1982—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的思考

以1982—2020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发展特征与趋势,讨论了教育发展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在规模、结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上,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持续改善;人口受教育水平仍呈现为“东强西弱”的基本格局,其中大学教育人口比例的区域差异正在快速扩大;支撑未来发展的人口禀赋条件存在区域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应当综合考虑人口受教育结构梯度合理性、教育质量提升、区域均衡性、城乡公平性等问题,发挥教育资源配置的人口聚集引导作用,积极促成人口合理布局。

马克思土地肥力论视阈下农民职业吸引力的逻辑分析

肥力是土地资源重要的客观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农业地力不仅具有自然物质所形成的客观因素,而且具有土地资本投入的人力因素。马克思关于土地肥力的论断既是特定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土地肥力破坏引发土壤危机问题所做出的生态批判,也是针对土地肥力问题的一般阐释和规律总结。现阶段,必须以马克思土地肥力论为指导,在遵循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逻辑上,通过增加政府和社会双重投入以改善地力经营,大力发展新型农业和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以逐步实现农业土地的生态化利用,不断提高农业经营利润率,进而增加农民职业吸引力,推动我国农业健康持续发展。

重思马克思的信用与革命关系理论——基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本考察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革命理论阐述的重要文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蕴含着马克思关于信用与革命关系的重要理论。经由对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六月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的线索梳理,马克思揭示出信用危机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信用体系表征着统治阶级的生产关系实质,阐发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信用"的重要判断。通过对国家信用、商业信用、私人信用等具体范畴的界说,马克思阐明了其"信用危机激发社会革命""革命运动重塑信用秩序""信用革命与阶级革命内在统一"的信用与革命关系理论,由此揭示出无产阶级掌握社会信用话语权、构建全新社会信用体系、使人民充分享有社会信用权益的重大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成果的阶段划分与分方面剖析

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此方案一经发声,便赢得广泛关注,相关研究纷至沓来。纵观国内研究成果,历经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事实性介绍到学理性剖析,再到多学科拓展、多视角深化的过程,可归纳为"不自觉发展阶段""萌芽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学者们主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何形成""作何理解""如何发展""何以实现"四个方面展开剖析。在思想内涵和构建路径方面成果数量较多,而在理论基础和发展历程方面研究相对薄弱;在理论基础、构建路径方面达成较多共识,而在思想内涵和发展历程方面存在一定分歧。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自贸试验区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

作为当前政府行政改革的前沿理论,摒弃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整体性治理能够为包括自贸试验区政府改革在内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提供可能的理论诠释和实践引领。以实现整体性治理这一规范目标审视自贸试验区政府治理现代化,可以发现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因此,将自贸试验区政府治理纳入整体性治理理论范畴中,通过制度创新,真正转变改革观念、发挥协同作用以及共享信息资源,这不仅是自贸试验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要义,也是当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基本趋势。

国家认同对城镇居民国货消费倾向的影响及群体差异——基于CSS2021的实证分析

基于消费与认同的理论视角,使用CSS2021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城镇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对国货消费倾向的影响,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国家认同感越强,越倾向于购买国货。这一作用机制存在代际差异和阶层差异,具体而言:国家认同对国货消费倾向的影响在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Y世代、Z世代城镇居民中更显著;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居民中,国家认同对国货消费倾向的影响更显著;相较于没有政治身份的城镇居民,在有政治身份的城镇居民中国家认同对国货消费倾向的影响更显著;这一作用机制在高收入区间城镇居民中的影响更显著。因此,需要着眼于新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挖掘潜在消费空间,注重差异化定位与市场细分,打造具有高知名度、认同度与影响力的国货产品。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审美进行融合创新,实现国货更深层次的消费认同与情感共鸣。

思想建党话语的生成逻辑、承续发展及价值意蕴

思想建党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的特色政治话语,是从思想维度对党自身建设的系统性的叙述表达。思想建党作为党建话语提出后,历经了初建、发展、深化、跃升等历史发展阶段,话语意涵充分阐发和扩展,丰富了党建话语体系、深化党的建设规律认识、增强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创新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等价值意蕴。考察思想建党话语历史嬗变,对于进一步推动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深刻把握新时代下全面从严治党规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闽籍诗人自然审美探析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备尊重自然、审美自然的许多理念,尤其体现在历代学者文士诗人的优秀作品中,传统闽籍诗人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宋元明清至近代时期,闽籍诗人创作了众多自然审美的作品,他们对自然观察、描绘、赞美甚至某些对自然夸张的审美,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拼图。梳理闽籍诗人的优秀诗作,探析文学语句中展现的自然审美,发现其中的当代价值,有助于新时代的文化传承。

规范性和政策科学

规范性遍及我们的生活。我们不仅有信仰和欲望,而且我们假设某人相信或做的事情可以被判断为合理或不合理、对或错、好或坏,它要对标准或规范负责。规范性是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不仅对于发展认识论哲学、科学哲学和社会哲学等哲学理论必不可少,也为各门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点。事实上规范性已经被应用到法学、政策制定和科学定律等科学领域。因此,可以确信,政策科学要成为真正的规范科学同样需要规范性的支撑。文章从认知规范性、实践推理、社会哲学中提炼出可用于政策科学的规范性命题,并分析其对政策科学的用途。具体分析涉及三个方面,即如何从认知规范性角度对政策行动做出判断,如何从实践推理的角度做出政策科学是什么的规范性判断,如何从社会哲学的规范性角度设计未来人类美好生活,以实现民主集中制政策科学的主张。

社会基础与网格化治理绩效的差异化实践——基于苏州W区和北京P区两地的经验考察

作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形式,网格化治理在不同地区的实践形态和治理绩效受到地方社会基础的制约。基于苏州W区和北京P区的田野调查,揭示社会基础对网格化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型地区由于人口、资源密集且社会关联较弱,网格化治理能够有效发挥“治事”“治官”等功能;农业型地区人口、空间稀疏但社会关联较强,网格化治理技术难以落地,容易导致形式主义与技术空转。社会基础作为网格化治理技术运转的起点,其差异性直接影响网格化治理的技术效能。从社会基础的视角出发,对于理性认识网格化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技术优势和功能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平台化: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方略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既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制度要求也是制度优势。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特别是数字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体多元化导致的社会生产与交往的平台化,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必须顺应这个进步趋势。平台化时代,在党的领导下构建基层社会“一主多元”的公共空间,以此作为支持社会治理体系尤其是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载体,是落实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新方略。落实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化新方略,必须树立包括源头治理、协同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治理在内的平台治理思维,同时也要采取“平台融合”策略,推动基层社会各种平台的结构融合、功能融合和技术融合。

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述要(1921—1927)

在1921至1927年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备受瞩目,它是唯一以连载的形式发行的,又是第一部该著正文的中文全译文。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论述以节译、摘译等形式出现在当时的红色期刊中,包括著作、时评、书信和讲话。恩格斯的著作在1921至1927年间的传播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确证了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权威来源;二是展现了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三是突出了恩格斯著作的论战特性;四是启示了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这些特征同时表明,恩格斯著作的传播已经由零散译介发展到自觉和有组织的译介阶段。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旨归、时代动向和实践方略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呈现其独特性和重要性,要在厘清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逻辑关系中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旨归。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思潮多元化、信仰分散化、渗透隐匿化、网络信息化等重大风险挑战,必须立足新的历史特点,坚持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设计,从建立健全制度、夯实阵地管理、做好宣传阐释、加强网络治理、注重队伍建设等方面构建实践路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