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践行“两个维护”的实践逻辑

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权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个重要思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在斗争实践中被人们亲身感受到并被普遍认同的。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是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客观要求和切实保证。

新时期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教学实践探索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以“人人是教师、事事是教学、处处是教室”的全要素教学理念为引领,紧紧围绕中央、省委重大战略部署和“一流红色学府,新型高端智库”建设目标,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全力推进以教研部为主体,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用学术讲政治”为常态,用创新突破、精准发力实现教学工作不断取得新作为、新成就。

藏文文献中的“莱朗茹噶尔”探析

“莱朗茹噶尔”最早源于苯教文献《瑜伽拉杰尖》,此后在《弟吴宗教源流》《佛教源流·明鉴眼匙注疏》等11世纪以后出现的藏文古籍文献中也有频频记载。“莱朗茹噶尔”相传是从聂赤赞普祖传下来的圣牛,它区别于普通百姓家畜,系宫廷饲养的独特的圣牛。根据文献记载,在聂赤赞普、止贡赞普、布德贡杰等吐蕃赞普的相关历史叙述中,“莱朗茹噶尔”在保护赞普的人身安全、维护家族利益等方面有特殊贡献。“莱朗茹噶尔”是以牛角的颜色来命名,被赋予了神圣性,实则为一种吐蕃宫廷饲养的“白角牛”。学术界在涉及聂赤赞普等的历史研究中对此也有涉猎,但至今未有专门的研究。

《萨迦格言》中的反义词功能探析

《萨迦格言》已翻译成了诸多文种,研究者对此已从多维视角进行了分析讨论,且成果颇丰。但仅从反义词的功能视角去探析的文章较少。《萨迦格言》中作者为了把深邃哲理表达得更为清楚,常常运用了诸多反义词,如在格言中采用“愚蠢”与“智者”、“浑浊”与“清澈”等反义词,既能把哲理表达得较为清楚,又使人通俗易懂、脍炙人口。借助词汇学和数据分析的方法,对《萨迦格言》中使用反义词的功能与结构进行归纳和分类,具有一定的研究探讨价值。

敦煌藏文文献中“美尔盖”历史地名考释

学界依据敦煌藏文文献P.T.1288中的记载,“至蛇年父王赤都松之遗体停厝于‘Mer-ke’殡宫”,及历代赞普葬于琼顿可达(don-mar-mda)的历史事实,认为所谓“Mer-ke”系宫殿名或地名。其地有望认为在今琼结地区,也有认为在扎囊县桑耶寺附近。经实地调研结合民间传说考证,可认定敦煌文献中出现的“Mer-ke”为现拉萨市林周县境内米琼神山附近“Mer-ke”城堡遗址。

嘉瓦央贡巴·坚赞贝密传版本比较研究

现存有十三世纪噶举派大师嘉瓦央贡巴·坚赞贝的三部秘密传记,其中两部属于自撰的秘密传记,一部属于他人撰写的密传,三部均属早期写本。早期的噶举派大师非常注重密传写作,通过密传传承教义秘籍,延续传承模式。三部密传继承了早期噶举派密传的写作风格,其中有些文字表达极具西藏拉堆地区古方言的特点,对于研究噶举派的传承历史和西藏地方方言变化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推进校院机关党的建设

今年是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建校70周年,七十年风雨兼程,七十年风华正茂,省委党校因党而立,因党而兴,因党而强。新时期,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机关党的建设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突出政治引领、思想建党,强化标准化规范化,不断提升校院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为服务校院中心发展提供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藏族古代佛经八误译及其校勘探究

古代吐蕃佛经翻译初期,翻译乱象层出不穷,不仅有异译、失译、误译等现象,还有疑经伪经的出现。直到赞普赤松德赞主持校勘佛教经典,编写典籍目录之后,藏族古代佛经翻译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后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时的误译现象被后人归纳为八误译。基于古代八误译的研究可以发现,同类的误译在汉藏翻译中同样存在,八误译及其校勘方法的总结,对于杜绝现今汉藏翻译中出现的问题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建功新时代

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我们要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造福各族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追求

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增进民生福祉,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立场,多做打基础、利长远、重实效的事,多做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多做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事,使造福各族群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追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川藏古道探析

川藏古道自古以来是运输茶叶等生活物资的民间商道,在汉藏贸易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世纪20年代起,清中央政府为维护西南边陲和西藏稳定,派遣清军官兵由川藏古道入藏抵御外敌,凸显了川藏古道的军事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川藏古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民间商道、军事要道、官方驿道,同时成为了促进汉藏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

现代自然科学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比较研究

对古今中外的自然科学大师与古籍文献中提出的宇宙形成、分期等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是了解世界各民族自然观的重要窗口,也是学习了解各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各民族对自然现象的认知、推理和研究与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虽然有诸多不同之处,但也不缺少一些共同点。现代自然科学在近两百年时间里,通过物理实验确立了宇宙观,而在藏传佛教文献《阿毗达磨俱舍论》所描述的宇宙形成和产生过程、时间和原因与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宇宙观有一些相似点。

藏族色彩文化中的“蓝色”象征及文化意义

色彩文化是每个民族对艺术审美和色彩喜好的直观反映,也是民族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文章以藏族色彩文化中“蓝色”为研究对象,对广泛存在于民俗文化中的“蓝色”事物为具象研究,分析了“蓝色”在藏族文化中的各类象征和文化意义。“蓝色”的象征意义不仅表现在藏族民俗文化与美学文化中,还广泛影响到宗教和哲学当中。

多思多想 学深悟透 不断强化理论学习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每次党内集中教育也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思想基础。”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次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把强化理论学习贯穿主题教育始终,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进青海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三个赋予”的重大要求,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定不移推动共同富裕、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努力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是把中央精神贯彻到青海实践的目标任务和关键举措。

对岗波巴《经典教言之光环》中佛教哲学本土化的研究

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派创始人岗波巴大师所著《经典教言之光环》,是一部内涵及其丰富的噶举派经典教言著作,引用了两百多部古印度早期佛教哲学经典教言作为其理论依据,把噶举派大手印思想与噶当派的道次第有机融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佛教哲学本土化和教言挖掘创新精神。此经典在创作方法上既继承了古印度学者用典充裕的著书风格,又不失藏传佛教经典写作特点,可以说,研究《经典教言之光环》,便能知晓中世纪后期吐蕃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创新发展,对通识诸多佛学宗义的岗波巴大师对经典的挖掘、整理,使之本土化有了一定的了解。

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才能实现好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也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

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及经验启示

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格、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所在、是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是固本培元、守正创新;三是问题导向、勇于实践;四是全党智慧、善于总结;五是自我革命、纠偏拨正。

吐蕃时期“六觉士”详考

公元八世纪,吐蕃的佛经翻译和编篡,藏传佛教相关戒律制度的产生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和特点。而此时,作为吐蕃本土第一批出家僧人“六觉士”的出现,更是奠定了佛教在吐蕃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拔协》等早期文献史料对“六觉士”的记载出人较大,包括以“觉士”来命名的缘由和“觉士”团的实际人数等众说纷,迄无定论。在甄别和比较正统史料的基础上,追溯“觉士”团成员背景,试图确定实际人数和对后期产生的影响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