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身,还是隐身?--偶戏艺术的结构类型与审美特性

中国偶戏艺术是高度写意的。中国偶戏的舞台时空和人物形象的“真实”实际上是假定的。在“四美班”的目连戏演出中,演员俯下身来操弄木偶,所有场面都在极其简陋的“屏仔”前面展开。当代有人赞赏舞台技术的现代化,但是,这种现代化并不是中国式的,而是在照搬西方的模仿美学、追求西方的舞台幻觉效果。“四美班”演员在操纵偶身过程中,既完成复杂动作,也完成人物的唱念;既传承了传统,也创造了新传统。艺术作品的结构类型往往决定着艺术门类的审美特性,或许可以创造一种结合“现身”与“隐身”两种模式的新模式。

傣族英雄史诗之“阿銮叙事”:范畴、母题链和叙事结构

阿銮叙事多达数百篇,是傣族史诗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阿銮”并非指代某一特定人物,而是佛祖成佛之前共550次化身的泛称。这些化身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化身为动植物的阿銮,化身为半人半神的阿銮,以及化身为人类的阿銮,呈现出不断进阶的状态。尽管各篇阿銮叙事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它们共享许多相似的母题,形成了逻辑上的母题链。不仅如此,通过对三篇阿銮故事的分析,发现它们有着高度相似的叙事结构。从阿銮的身份类型、母题链和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认识到阿銮叙事与世界各民族的英雄叙事传统存在共通之处。

活态传承视角下传统武术发展探究——基于AIDMA模型

发展传统武术在当今时代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健康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等重要价值,但也面临权威话语权不足、武术形象定位不清晰、传承方式与市场结合不够、产业化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等现实困境。通过运用活态传承理论并根据AIDMA模型对受众心理变化过程的分析,尝试提出当今时代推动我国传统武术实现复兴的发展策略:掌握武术权威话语权,开始造“势”;创新宣传方式,打造武术流量时代;发展数字化武术,探索武术生态保护区元宇宙;大力开发“武术+”,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跨行业交流;国内国外共推广,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回望与思考

二十年来中国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历程,有助于分析非遗的基本内涵,以及与保护传承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论述非物质文化的本质特点,指出传承人问题是非遗保护的核心问题,保护非遗事象的基质本真性是非遗生命延续的真髓和灵魂。中国非遗保护传承的当代实践在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出宝贵和有效的经验,使传统文化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创造力。

《格萨尔》史诗变迁寻绎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就已开始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进行研究。《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考查进入20世纪学者视野。首先是30年代的法国藏学研究者达维-妮尔、石泰安,他们均先后多次进入藏族地区采访过很多的“流浪艺人”,也是最早将藏族《格萨尔》史诗纳入学术话语的研究者。梳理20世纪50年代至今史诗说唱艺人的变迁轨迹,从史诗的唱腔曲调、说唱行为模式、传统变迁可以看到,自然环境、人文生态的改变,造成说唱艺人群体无意识变迁和口头说唱渐次消亡的不可抗性。这也促使我们面对变迁的冲击而重新回归传统,回归母体文化,保留住《格萨尔》史诗原真的韵律。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建构的三道门槛

任何理论体系都要有明晰的概念,藉此以界定核心范畴、内容与体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构也一样。非遗依托项目起步于保护,在实践累积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再从概念回到项目,这几乎是所有理论建构所必经的路径与过程。或许非遗的理论建构情况更为复杂,主干依托文化学而非单纯的艺术学,围绕中华文脉展开建构,履行文化的使命因而成为时代的文化工程。历史、文化与审美是其体系必须遵循的三个逻辑,但还要经过三道门槛:首先是概念门槛,此为成熟体系所必备。非遗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国际社会推荐的学术性整合概念,始终依托相关的学科门类进行整合,至今未形成明晰的核心范畴,与传统门类间也缺少清晰的边界。其次是知识生成门槛,围绕中华文脉依托文化遗存,以价值生成为依据在人类知识体系中为文化遗产确立明晰位置。最后是本体构成门槛,非遗依托有形载体且难以脱离文化遗产的本体而存在,如若非遗自身的学科体系成立,最终要围绕“文化遗产学”以建构学科群,这样的努力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必须。

傣族佛寺金水漏印技艺的活态传承--基于孟连县娜允镇非遗传承人的技艺实践

金水漏印作为傣族剪纸工艺的延伸,属于傣族本土文化与南传上座部佛教融合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寺庙装饰艺术。通过对孟连县娜允镇非遗传承人技艺实践的传承研究,梳理总结出金水漏印的制作工序和要领,图案设计创作的传统和风格,以及各环节的技艺特点,从中可以管窥到非遗传承人的活态文化实践及其在当代传承与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不仅有着内在深层关联,还有相互交叠、相互渗透、互构互促、相融相通之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承载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空间,是聚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动力的载体,是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平台。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强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在增进一体性和包容多样性等方面找到平衡点,研究厘清地域文化在黄河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提高黄河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论民间文学记录整理者的身份流动及身份认同

记录整理者是民间文学传播链上的重要一环,他们集接受者、传播者、学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在记录整理活动进行的不同阶段,他们的多重身份之间不断发生流动,这是客观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他们的身份认同则是主观的,主要受其记录整理目的、语言能力、学术训练以及对传统的熟悉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身份认同,产生不同属性的记录整理文本。以蒙古族民间文学记录整理的历史实践为例,分析记录整理者身份的认同,反思既往从民间文学记录整理方法论角度认识和评价不同属性记录整理本的做法,可以为辨别数百年来民间文学记录整理实践中产生的各类文本的属性,为正确认识和评价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新的视角、方法与途径。

民俗文化学研究的生活方式论探索——评《民俗文化学》

民俗学在20世纪初由周作人等学者介绍到中国以来,通过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黄石、刘魁立、乌丙安、刘守华、刘铁梁、陈勤建等现当代民俗学家的不懈努力,已取得不少成绩。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全国征集的歌谣选。自此,钟敬文指出。

择善会通:杨柳青年画画师高桐轩的传承实践

高桐轩是晚清著名的杨柳青年画画师之一。他不仅具有艺术天分还勤勉好学,在长期刻苦的写生中,更是练就了高超的传真画像技艺。在宫廷如意馆供职期间,他的个人声望有所提升,而且还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界画补景方面的素材,学习了其他画种的艺术表现方法,为晚年形成自身独特的年画艺术风格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与宫廷画、文人画相比,民间年画的价值难得肯定,民间画师的社会地位也很卑微。高桐轩入职清宫如意馆,一定程度上说明宫廷权贵对某些民间艺人甚至民间艺术的认可与欣赏。高桐轩通过自身的艺术实践使宫廷画、文人画与民间绘画得以交流、融合,促进了以杨柳青年画为代表的地方民间艺术在清代进一步地繁荣发展。

青海蒙古族达罗牌的活态传承路径研究

达罗牌是青海海西蒙古族流传的一种传统娱乐器具,其玩法与国际扑克牌、桥牌有相似之处。达罗牌是蒙古族文化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结晶,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文体特色和竞技特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加以传承与保护。使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等方法对达罗牌的历史沿革、道具器械、比赛形式、活态传承等的梳理,可以为青海蒙古族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考。

从挂灯解厄,到如傩狂奔--细说灯会

灯会在中国是一种历史悠久、分布极广的传统民俗活动。灯会,即以灯聚会。在湖南,挂灯解厄的历史非常久远。以灯为法器,上照诸天,下照地狱的灯仪,应该来自以河图洛书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明。纵观从古至今的迎春灯会,有一个从祭祀到赏玩的渐变过程,这种转变的完成,得益于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兴盛。从衡州城的灯会,到瑶族子孙在成年之时举行的挂灯之礼,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灯会的发展脉络。

非遗知识与中国实践的系统阐释——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讲》

引言在当前世界文明交汇相融之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民族性与地域性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讲》正出版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空间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过程中的关键术语,源于摩洛哥埃尔弗纳广场保护实践的文化空间概念,实际上桥接了从1989年《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至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转换。既有研究对此关注明显不够,未将其视作非遗演进过程中融通观念与实践的关键性事件,致使非遗的学术史梳理呈现为一种以概念化为中心的单声部叙事。重访文化空间概念,从文本和事件两个维度察看其与非遗的内在关系,不仅有助于建立国际非遗学术史的立体认知,也有益于破除物质与非物质之间截然二分的固见,进而在非遗领域推动一种以“对观”(比较)为前提和目标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建构。

文献、图像、考古视野下的历代茶器演变

茶器是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代饮茶方式演变的直观载体,茶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混用到专用,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从历史文献、图像及考古发掘材料维度,分析我国历代茶器从一器多用的早期茶器、唐代茶器、宋代茶器到明清茶器的演变轨迹,以及煎(煮)茶法、点茶法、瀹泡法等品饮方式的变化,得以略窥茶文化一隅。

《玛纳斯》史诗集体口述史探微

《玛纳斯》史诗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历来的研究视野主要集中于史诗本体,对史诗歌手的关注较少。运用集体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史诗歌手的生活、师承、思想状况,分析文化传统与史诗本体、史诗歌手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传统文化对史诗歌手具有重要影响、史诗歌手拥有超群记忆力、史诗歌手对史诗高度认同、白毡房等是史诗演述的重要文化空间、梦授是重要的传承方式等集体性特征。

文化生态保护区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加以整体性保护的一种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探索和重大创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振兴的样板和特区。文章以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绩效评估对象,阐述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绩效评估的必要性和应采取的原则,处理好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的有效衔接,突出强调了第三方评估及公众参与的重要主体地位,提出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绩效评估体系的具体指标内容。

口头程式理论相关术语的厘清

口头程式理论是国际史诗学界共同的研究方法之一,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基于既往的实践得失,结合同国外学者的对话,对该理论相关概念术语进行适当的反思和厘清,有利于建构中国自主的史诗学原理体系。目前,学界对该理论一些关键概念和术语的翻译及理解,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含混性。在蒙古语史诗语用分析中,术语metrical conditions译为“格律条件”较为适用;epithet一词应理解为“定中偏正结构短语”;“大词”是一个泛化和变通倾向较强的术语,虽有利于整体认知,但作为结构分析的一定等级的概念工具,显得张力有余而精度不足。学界有关“程式”概念的质疑无可厚非,但应审慎对待相关概念范畴,既不能随意切割,更不能机械地搬用,要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尽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