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书《李思训碑》

亦称《云麾将军碑》,李邕撰文并书。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建于今陕西蒲城睿宗桥陵李思训墓前。碑高410厘米。李思训(651-716),唐高祖李渊堂弟长平王李叔良之孙,著名宰相李林甫之伯父。以战功闻名于时,唐玄宗时期晋封彭国公,卒后追赠秦州都督。陪葬桥陵。李思训妙极丹青,所创金碧山水画对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将他列为“北宗”之祖。

学术化构建、大众化普及与边缘化处境——民国时期金石学研究的两种进路及历史境遇探赜

进入民国以后,传统学术面临西方学术体系中分科治学的时代诉求。面对这一现实问题,金石学人不遗余力地对金石学进行阐释以及学术化构建,但作为具有“交叉学科”属性的金石学很难在“分而治之”的西方学术体系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一些学人亦尝试将金石学进行大众化普及,但囿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时代环境,此举收效甚微。金石学在民国面临的这一尴尬处境一直延续至当代,然而这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开启了另外一个方向:与其不遗余力地追求成为一门学科,不如利用自身的优势成为一种学问。

新见黄宾虹与邓尔雅交游史料释读

黄宾虹与邓尔雅同为书画家、印人、收藏家。两人相交多年,直至邓尔雅去世,黄宾虹痛写挽诗。新见相关交游史料为两人于1926年合作书画,以及如皋苇航书屋所存黄宾虹赠邓尔雅印谱两种。结合《黄宾虹常用印集》所录五方邓尔雅治印,释读新见史料,不难发现两人友谊长存的主要原因是同好金石。

从20世纪上半叶印学研究状况看现代篆刻学萌芽的产生

20世纪上半叶,印学研究进入大发展阶段,印学论著、文稿与学术性印谱序跋数量宏丰,在古玺印、古文字、封泥、版本目录、印人传记、印学札记、印学史论以及篆刻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阶段的印学研究,既有对明清以来印学传统的继承,也有尝试借鉴西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试图走出一条与传统金石学不同的路径。与此同时,印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印章、印谱本身的主体性,不再将之作为证经补史的材料,而是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标志着印学开始真正独立于传统金石学。随着篆刻被纳入近代美术教育体系,篆刻的艺术属性进一步加强,篆刻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适用于篆刻教学的独立体系,标志着现代篆刻学的萌生。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为印人提供了发表的平台,有助于促进现代篆刻学的发展成熟。

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综述

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金石目录"则是对于金石文献的分类。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关于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多围绕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学家对金石目录的编纂成就、金石目录的校注等主题。对近20年金石目录的文献进行搜集与爬梳,不仅是通过对已有的文献梳理研究,来审视有关金石目录学的编纂与缺失,更是为后来的学者提供相应的线索和方向。

浅谈王世贞晚年奉道期间的书法鉴藏

晚年回乡退隐的王世贞有意奉道,常湎于仙道事,加上和文化艺术圈成员之间的交流,王世贞此时对经文的需求如饥似渴,因此请书家临写了许多道经书卷。随着俞允文的去世、文嘉的年迈力衰,周天球、莫是龙等人成了抄写经文的主要力量。晚年奉道期间,王世贞常与友人讨论书法与收藏,其弇山园为书家、友人临写经文提供了舒适的场所与环境。王世贞在这些经文的题跋里考证历史源流和版本,同时也提到了对写经书法的要求。那些精严而有古意,自然平和的书法作品,更是得王世贞的喜爱和推崇,同时也反映了王世贞晚年的人生观与书法审美观。

禹域遗珠东海泪 梅华堂外写真容——日本大谷大学《中国古印图录》琐记

最早由我国传入日本的古印,当属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光武帝颁赐倭奴国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现藏于日本福冈博物馆。此后,见诸史籍记载的又有魏明帝正始年间颁赐倭女王卑弥呼的“亲魏倭王”和倭国使臣的“魏率善倭中郎将”等印。到了晋末南朝时期,南方政权与当时的日本往来更趋密切,宋、齐、梁三代对于倭国国王和臣僚颁赐官印的次数已达十余次之多。隋唐时期,中日外交、商贸和文化往来频繁。以文书为载体,中国隋唐官印的样式东传到日本,并为其所效仿,以隋唐官印为核心的东亚古代印章体系正式形成。

子承父业——关于徐森玉先生与夏玉琛先生

自1952年12月21日起,在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首任馆长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徐森玉先生领导下,坐落在南京西路325号原跑马厅大厦西侧的上博正式成立。当时文物界身怀绝技各路精英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出山投身其间,慷慨无私服务于文博事业。1959年10月上博迁至河南南路16号原"海上闻人"杜月笙中汇银行大楼,逐步建立起考古、青铜、书画、陶瓷、工艺等专业研究门类,辅以保管、征集、宣教、修复复制、装裱印刷、科学保护等部门,成为体系完备的综合性艺术博物馆,可谓众贤齐备,蔚为壮观。

培养“诗书画印”的通才

一、打破诗书画印的门类限制普遍说来,今天谈及"诗书画印",多指四种不同的艺术专业,但我所要讲的"诗书画印"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每一位篆刻家、书法家、国画家、古诗文家都应该具备的综合修养。这些修养及其概念的形成,是在我们民族文化艺术几千年发展进程中逐渐融合、积累起来的。

瑶族石刻唐诗之路考论

本文统计并考察瑶族地区或与瑶族相关的唐代、唐诗石刻,对瑶族石刻唐人与唐诗进行了分类阐述,总结了瑶族石刻唐诗之路的四个走向,即本土创作、湘桂走廊、潇贺古道、西京古道。瑶族石刻唐诗带有鲜明的瑶族烙印,对后世瑶族石刻诗歌产生重要影响。

以《淳化阁帖》为媒介看宋人对晋唐笔法的承传——以宋四家为中心

清人何亮功曾在《淳化阁帖释文》前序中表达:“善书者未有不能临摹古人而能擅名今时者也,墨迹就不得不受之于石。”《淳化阁帖》的刊刻保存古人书迹,为书家学书提供范本。同时,《阁帖》的选本也透露着当时上层社会的审美倾向,它的传播对北宋书风的引领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北宋以苏、黄、米三大家为首,兼及蔡襄、欧阳修等一批文人书家对晋唐古法的传承与创新也彰显着《阁帖》的意义。

石屋洞黄易题名的发现及其意义

杭州西湖景区摩崖石刻中已发现黄易题名五处,即南屏山黄易等题名、龙泓洞黄易钱泳题名、青衣洞黄易钱泳题名、水乐洞秦瀛黄易等题名、石屋洞黄易题名,皆题刻于清乾隆乙卯(1795年),分别与黄易《访古纪游图册》之《六和塔》《龙泓洞》《吴山》《水乐洞》《石屋洞》五图内容关联照应,从而为该图册署款纪年"辛卯"系"乙卯"之刻意误改的鉴定意见补充了新的证据。2019年4月6日发现的石屋洞黄易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十九日题名,是其中唯一的黄易亲笔所书,且时间最早。《石屋洞》一图黄易在题跋中对其石屋洞题名这一重要线索进行了强调和暗示,借此期待世人与来者对其良苦用心能够终有所悟。

巴慰祖研究

程邃、汪肇漋、巴慰祖、胡唐被称为“歙四子”,又被称为“歙派”。“歙四子”出自道光间项怀述外孙程芝云跋其弟程芝华《古蜗篆居印述》一文中。巴慰祖是歙四子中承上启下人物,篆刻成就较高,并对后人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根据史料讨论巴慰祖籍贯及故居问题,并就所掌握资料粗略梳理巴氏家族关系、汉口经商及巴慰祖书画、篆刻情况。

略论《双虞壶斋印存》编者、版本及成书时间等问题

《双虞壶斋印存》系晚清重要古玺印谱,版本复杂。由于诸版本皆不刻序跋,长期以来难以厘清版本情况与成书过程。今据知见《双虞壶斋印存》版本特征,将其分为吴重熹主事"篆体不分卷本"(习称"陈州本"),吴重熹子吴崶、吴豳二人主持之"仿宋体八卷本"(习称"福州本"),以及以吴重熹孙吴保锴所辑之《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天津本")为代表的三类版本系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双虞壶斋印存》主体虽为吴式芬藏印,但正式成谱时吴式芬早已过世,真正的刊行者乃其子吴重熹,因此应署"吴式芬藏、吴重熹辑"更为准确。关于成书时间,罗福颐"清道光间(后改为同治初)"、日本横田实"道光二十年(1840)"两说均无准确依据,《双虞壶斋印谱》的初钤时间当在清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十五年(1889)吴重熹任陈州知府期间。

“尚态”“尚势”:明代书风演进的一体两面

文章从"尚态""尚势"两个方面,梳理了明代书风的演进历史、阶段性特征及其成因。笔者认为"尚态"是明代书风的主流,它反映着明代书法在帖学的道路上对传统书风的继承与发扬,而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尚势"书风,既是对"尚态"书风固守帖学传统的一种反叛与创新,同时也在帖学的范畴中与"尚态"书风共同构成了明代书法风格的一体两面。

郭学焕著《浙江古寺寻迹》

《浙江古寺寻迹》是一本集中记写浙江省内古寺文化的著作,被列入"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文史丛书"之四十三。作者考诸古寺实迹,访谈高贤僧人,对浙江11个地市的古寺文化进行寻迹记述,并博征文献,书后附录参考文献达152种。全书文稿45篇,目录分列为六篇:第一篇"五大佛教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