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优质稿源渠道,提升期刊影响力——《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召开编委会暨专家座谈会

2024年1月4日,“拓展优质稿源渠道,进一步提升期刊影响力”——《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期刊发展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特邀专家,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社会科学部、出版社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部分青年教师和期刊编辑部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期刊编辑部主任许宝友教授主持。

国家治理单元:理解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视角

本文将超大城市视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空间治理单元,从而超越仅在超大城市治理内部探讨静态、分散化、技术型治理议题的理论进路,并从国家权力与超大城市空间的交互与重构视角,探讨超大城市的元治理路径。本文认为,理顺超大城市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权力、制度与空间关系,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治理变革:向下赋权,嵌入国家治理平台、优化超大城市治理职责体系;向上增能,提升服务国家能力、创新超大城市发展理念与方式;向内减负,统筹发展安全双线、推进超大城市“瘦身健体”;向外“强基”,链接多重发展资源、释放超大城市双循环潜能。

民主模式与公民权利的实现

长期以来,关于民主模式的争论莫衷一是,但从民主权利的维度去看民主模式,民主的治理效能差异则彰显无遗。不同的民主模式代表了实现民主价值的不同机制。自由主义民主是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多数决民主体制,但由于忽视了政体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严苛的社会条件,在实践中陷入了诸多困境,出现“无效的民主”。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政治资源、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以及大众参与的政治实践,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以协商共识为主要形式的“可治理民主”,公众参与、国家自主性回应和有效治理,构成了政治体制的核心特征。在民主权利维度上重新思考实质民主,是世界政治实践使然,同样也有助于构建新的民主理论。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高收入国家水平的距离进一步缩小,显示我国将会较快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需要完整、准确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经济的高质量增长需要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本文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的经济增长特征,指出此时影响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际途径和政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基本面长期趋势分析

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具有内在的制度根源,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研究课题。笔者在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基本面数据的基础上,总结了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典型特征,进而揭示其历史逻辑和内在根源,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需求基本盘持续向好、供给侧正在提质升级,突出表现在经济质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统筹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等方面。在这背后,制度优势和要素优势的有机结合,是形成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内在根源。在新中国70余年经济建设实践中,这种结合为新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历史逻辑。在未来发展中,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要素优势和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以此作为政策导向,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公共政策评估制度

公共政策评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方式,是促进重大政策落到实处的重要途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着力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公共政策评估制度,充分发挥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作用,切实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准确性,保障决策的科学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对新时代新阶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现代化的本土变奏——当代埃及家庭法体系探源

埃及的家庭法体系是其法治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产物。奥斯曼宗主国、西方殖民主义与本土现代化改革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埃及传统法律职业群体、司法实践与法学教育的持久影响,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新兴阶层、政治力量的兴起和政治文化思潮的变迁,共同推动了该体系的形成。埃及家庭法的法律内容、司法制度、法学教育模式等又对周边国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演化进程折射出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本土法律资源与移植而来的西方法律体系的艰难融合,也体现了现代化对传统的“再发明”和对其内在合理性的破坏。

格比尔文本与印度文化的早期现代化

自欧洲殖民印度以来,殖民统治的建立被视为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尽管对早期现代印度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反思了以欧洲殖民为核心的现代化叙事,但对前殖民时代本土文化现代化研究的不足依然制约着对印度前殖民现代化的研究。本文重点研究与纺织工格比尔相关的早期现代印地语文献,通过在早期现代印度纺织业发展和印度纺织业者的神秘主义文学传统双重语境中重新挖掘其思想内涵,寻找前殖民时代的印度城市纺织业发展出的具有新时代烙印的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线索,以期跳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形成“中央—边缘”格局的过程中凭借殖民知识体系塑造出的单一的“全球现代化叙事”,重新思考多元文明世界的早期现代化实践。

现代国家涵义的实然与应然分析

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目标是现代国家。目前学术界对于现代国家的涵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大体可以分为社会和政权两种进路:社会进路把现代国家看作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政权进路则把现代国家看作是政权建设的结果。这些理解实际上仅仅涉及现代国家的特定事实,没有揭示现代国家的整体涵义。本文认为,现代国家是一个包含实然和应然要素的概念。从应然角度来看,现代国家以社会进步发展为目标,以社会建设、政权建设以及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为建构内容。就此而言,现代国家应该是一个总括性的上位概念,既包括学界详细讨论的各种社会和政权要素,也包括符合应然目标、但尚待展开研究的诸多新要素。现代国家作为一种应然概念,其涵义具有开放性,其建构具有持久性。

稿约

《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Journal of Modernization Studies)(双月刊)是教育部主管、北京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旨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广阔的视野和大历史的眼光,秉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基础性与前沿性相兼顾、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选稿理念和刊文准则,致力于深入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构建主体性原创性国家现代化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现代化建设战略方略、体制机制和方针政策;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文明互鉴,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事业。

党的全面领导:实现机制与具体路径

党的全面领导既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行为,也指涉这种行为所创设的制度结构。本文通过对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4个领域不同类型的14个对象的深度质性研究发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实现,相当程度上依赖制度建设、党建引领和领导行为三个要素的配置,并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目标提出→组织嵌入→组织联系”的渐进机制;在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党的全面领导的具体实现路径主要有延伸嵌入、形式嵌入、激励嵌入和同构嵌入。同时,研究表明,当前,落实党的全面领导还存在某些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党的全面领导实现机制的有效运行,应在理论和实践中予以关注和解决。

论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的四重超越

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开辟的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和特殊表达。回望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解决了法治领域的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理论和实践、制度和人诸关系的难题,开辟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中国式法治文明新境界。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的生成逻辑可以概括为“四重超越”,即从“传统”蜕变为“现代”的传承性超越、从“他者”回归到“自主”的包容性超越、从“悬设”外化成“实践”的创造性超越、从“至善”升华至“至美”的审美性超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维度

战略维度是研究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重要途径。从环境政治学视角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及其实施最需要关注的是如下两个方向或进路:一是生态文明建设政治主体将这一战略嵌入并彰显于现行法制与政策框架的努力及其成果;二是生态文明建设政治主体围绕这一战略及其实施采取的目的性手段或行动。就前者而言,这些常态化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分别在党章和宪法、法治体系、基本国策和长期性战略中得到体现。就后者来说,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为标志,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八大战略”架构或“四梁八柱”,构成了一个既着眼长远又立足当前、既坚持整体推进又聚焦重点突破的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体系,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战略指引。

当代中国“治理”概念的演进探析

中国共产党对“治理”概念的运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治理淮河、黄河工程中,提出的“根本治理”“综合治理”,体现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治国理政理念,显示了治理具有跨界协同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党将治理推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进入新时代,从“综合治理”“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全面转换和提升,标志着治理的涵义已完全超出对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负面因素、负面影响的修治整饬范畴,成为党和国家部署安排工作的治国理政活动。考察当代中国“治理”概念的运用演进历程可知,在解读治理学说时,应该高度重视中国本土理论资源、学术积累及其独特价值。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的实践及启示

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探索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实践良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部署国内抗疫,开展元首外交,引领国际抗疫合作。中国不仅在应对疫情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还开展抗疫卫生外交,向遭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大规模的医疗卫生援助,通过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地区和跨地区合作,促进和改善全球卫生治理,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但抗疫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说明构建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

公众美好生活感知对政府权威的影响——基于政府信任的分析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强化政府权威的重要实现路径,而既有研究缺乏对公众主观感知如何影响政府权威的探讨。本研究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和信任理论,聚焦公众获得感与政府权威的关系,并将安全感、幸福感和政府信任三个因素纳入其中,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模型。通过对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320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文章探讨了公众获得感影响政府权威的过程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显示:在获得感对政府权威提升的正向影响中,安全感和幸福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结果还验证了政府信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即政府信任正向调节了“获得感→安全感→政府权威”的后半径,反向调节了“获得感→幸福感→政府权威”的后半径。因此,研究丰富了有关政府权威影响机制的认知,对优化政府治理路径、提升政民互动、增强政府信任具有启示意义。

信息、规模与有效治理——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验

信息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信息政治的比较研究视角出发,梳理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分析了中国对超大人口规模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信息基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通过制度内外多种渠道获取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相关信息,既有自上而下的信息传导和收集,也有自下而上的主动的信息流动;治理体系中的不同主体既是收集和处理信息的主体,也是信息收集的对象。这种多元的信息体系支撑了中国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进一步型塑了信息的流动机制,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是三个独立的分配环节。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三次分配实际上呈现密切联系、协调配套的特征。不过,在当前的实践中,三次分配的协同配合还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论述,结合我国收入分配总体格局的变化,完善三次分配协调配置的关键制度路径,包括以保障劳动就业为先导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多种途径实现国有资本收益的全民共享,以直接税为核心构建三次分配的联动调节机制等。为此,需要以系统思维把握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构建工作,将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融入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政策体系。

中国传统心理的现代转变研究

心理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它涉及个体—群体心理结构的质态变化。探索心理现代化,首先需要置身近百年来中西思想之争与古今差异之辩的背景之中。中国传统心理作为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传统力量,对今天的国民心态、认知范式以及行为模式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中国传统心理的现代转变,需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沃土,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心理的融合路径。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也能为现代心理学的本土化理论和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整合与协同:中国城市跨界治理的两种逻辑

对于涉及多方行动者的城市跨界事务,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跨界运作机制,促使多方主体相互合作。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程度,跨界事务分为非常规事务和常规事务两种类型。在当代中国制度场景下,跨界事务治理具有权威引领的整合和规则引领的协同两种组织逻辑。非常规事务治理是在权威引领下,构建跨界性质的整合平台,依靠权威协调、关系嵌入、社会动员、考评问责等机制进行运作;常规事务治理则是在规则引领下,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平台,各方主体基于跨界对话、契约规范、互惠合作、争端解决等机制进行合作。通过对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案例研究可见,这两种治理逻辑分别适用于不同情境。随着情境发生变化,跨界治理也要切换运作模式,以提升资源配置有效性,让城市治理更有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