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的制度实践与规范重塑——基于154份地方立法文本和规范性文件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154份生态补偿制度的地方立法文本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了生态补偿制度实践的时空分布、政府层级与补偿类别。在此基础上,围绕着“谁补偿谁”归纳总结出2大类、4中类、10小类三个层次的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显示度的生态补偿制度实践类型,涉及行政发包制、目标责任制、项目制等三种内部行政行为和同级政府间的行政合同、政府与私主体间的行政合同、损失补偿、发展机会限制补偿、环境行政收费等五种外部行政行为。从逻辑上来说,包括生态补偿在内的任何一个制度都难以涵盖上述八种迥异的法律行为。为此,亟需对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践做法进行评估,考察和优化有益于生态补偿制度目的实现的实践类型。现阶段可以遵循生态补偿制度的国家立法思路,生态补偿是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依据的是因承担政府确定的生态保护责任和履行相关主体协商约定的生态保护义务。长远来看,生态补偿制度应当回归“补偿”,生态补偿是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受益者对因生态环境保护而使经济发展机会受到严重限制的公民、法人和有关组织给予补偿的活动,理论基础为平等发展权保障。

论民事证明责任的文义解释原则——以《民法典》第311条及其司法解释的适用为例

《物权编解释一》规定,善意取得中的真实权利人应当承担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举证证明责任。这是证明责任“目的解释论”催生的结果,但显然与《民法典》的规定相悖。抛开规范文义而按照所谓制度目的或其他相互冲突的多元化实质性依据解释证明责任,很容易得出背离法律规范的结论,也会使本来极易产生争议的证明责任归属更加不确定。脱离法律规范文本解释证明责任,是我国证明责任实践容易出现错乱的重要根源。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应当遵循通说理论,按照实体规范的文义进行解释。文义解释的结论具有直观性、确定性等特点,是法律解释的首选方法,也应作为证明责任解释的基本原则。严格遵循规范文义解释证明责任,恰是“规范说”取得通说理论地位的关键。

论强制型书证收集程序的竞合与选择

我国证据收集制度存在四类程序竞合,给当事人和法院对程序的选择与协调造成困境。实务中账簿凭证、鉴定材料、公文书证、核实材料等四类书证的职权命令模式更适宜替代为举证释明,法院依申请取证仍有独特的范围与优势,证据保全应限缩要件和效力以避免排斥温和的书证提出命令。依据程序与利益的差异性标准,程序竞合的纾解方案除“优先型”、“吸收型”外,还应完善“界定型”,以明确书证提出命令的非职权性、非一般性、非直接强制性的制度边界。

在线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基本框架与思路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以提升诉讼效率为目标,首次就在线诉讼进行规定。"等效原则"和"同意规则"为在线诉讼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虽然以当事人同意作为适用前提有助于防止或减少因为不满在线诉讼结果所发生的程序争议,但完全以"等效原则"作为在线民事诉讼规定依然存在诸多不足。线下的诉讼行为在内容上不能涵括线上诉讼行为,制定专门的《在线民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具有现实意义。统一诉讼平台、特有原则、线上线下转换、在线立案和审前准备、在线庭审规则等将成为今后的主要关注点。

启事

一、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扩大作者学术交流渠道,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该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二、鉴于本刊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确定为该中心的重点课题《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统计与分析研究》数据库统计系统的核心刊物之一,为了确保统计数据的完整与准确,本刊要求来稿均需具有以下内容:(1)作者姓名、职称、职务、所在单位的详细名称、邮政编码;(2)不超过两百字的内容摘要及3-5个关键词;(3)相对应的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面向法理的经济法法理学及其展开

经济法法理学是在部门法理(哲)学的范式框架内对经济法之法理进行系统思考和探索的研究。它一般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经济法中的法理学问题,这主要是对既有经济法研究成果在部门法理(哲)学语境下加以拓展、升级和改造,促使其成为经济法法理学的内容;二是经济法的法理学范畴体系,从部门法理(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基石范畴——中心范畴——基本范畴"之间的整合,可以形成经济法的法理学范畴体系;三是经济法之哲学诠释学,这一层面的研究在强调建立关于经济法规范的整体性阐释方法及规则的同时,还关注如何以哲学或法哲学的方式去探寻经济法的存在基础问题。经济法法理学能够帮助我们消除经济法的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的壁垒,拉近"经济法是什么"与"经济法应当是什么"的距离。

习近平关于市场公平竞争重要论述的经济法解读

立足时代和实践的理论发展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回答了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问,形成了关于市场公平竞争及其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竞争(发展)观一脉相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思想反过来指引新时代经济法治尤其竞争法治实践更好发展,所以,充分挖掘和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公平竞争及其法治系列重要论述的内涵意义重大。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市场体系进程中,坚持公平竞争和实现竞争法治始终是其最基本特征和最重要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竞争关系始终是竞争法治的核心指导原则;依据该原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围绕该原则,竞争法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有其不同的目标和导向:宏观方面,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基本要求,而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确立是实现该要求的应然选择;微观方面,应着力通过做“减法”即减轻企业的竞争负担和做“加法”即增加企业的竞争机会相结合的方式,共同保障企业自由竞争,同时注重以竞争法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制行政性垄断来保障企业公平竞争。

调整全国人大代表所属代表团的法理审思

调整全国人大代表所属代表团是因应代表跨选举单位流动而采取的措施。调整所属代表团解决了全国人大代表跨选举单位流动与执行代表职务之间的困境,也相应地引起了一系列法理冲突,稀释选举单位同其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常性联系和监督关系,解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制度设计和若干法律文件的具体安排。全国人大代表跨选举单位流动和调整所属代表团看似事小,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欲为其补足规范依据,更需要在法理层面释明和充实代表同选举单位的关系、代表名额分配的法律效力和代表团的功能定位等基础问题,在保持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对关联法律施以系统调适。

论正当行为的体系定位——以刑法学问题的类型划分为视角

从刑法学问题类型划分的视角来看,正当行为的体系定位问题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被讨论。一是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如何妥当地将刑法规定的犯罪与正当行为的成立条件适用于具体案件事实的先后判断顺序问题,这是一个刑法问题中的司法技术问题;二是在刑法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如何妥当安排犯罪和正当行为的逻辑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纯粹刑法学意义上的解释选择问题。作为司法技术问题,正当行为的成立条件应该在犯罪成立条件之后与具体案件事实进行比对,这个判断的先后顺序与正当行为的理论体系定位无关,无论采用何种理论体系都不会影响判断的结果。作为解释选择问题,正当行为的体系定位取决于学者们如何理论解读刑法规范中的法律要件,不同的理论前见会导致不同的体系定位,各种体系定位之间并无是非对错、优劣高低之分而只有理论前见不同之别。

行政性垄断受益经营者可制裁性分析

行政性垄断受益经营者是指因与行政性垄断存在某种较直接的关联关系而获得垄断利润或竞争优势的经营者。国内理论界已有人提出制裁受益经营者,个别执法案例也表明了相同立场,但这些学术探讨和执法案例均尚未提出令人信服的制裁理据。本质上,制裁受益经营者的基本理据来自于反垄断法的社会性特征,是提高反行政性垄断法律制度的威慑力的需要,是制度制定者为了实现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作出的一种功利性安排。制裁受益经营者也须兼顾公平性,应区别受益经营者与行政性垄断的关联情形,确定反垄断法的具体制裁方式的可适用性。与此同时,应建立有效的抗辩规则,允许受益经营者提出'受行政命令之强制'等抗辩。

构成要件知识本土化视角下受贿罪的数额与情节新解

在以规范视角对构成要件认知机制及犯罪既遂概念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可知,刑法第386条规定的"所得数额及情节"将转化为四种具体形式的"所得数额或者情节"成为基本受贿罪与加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且表征犯罪既遂,使受贿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与加重构成要件仅能包摄犯罪既遂形态。

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必要专利与抗衡力量

我国《反垄断法》从结构法来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依赖于市场份额推定与市场因素的综合考虑。在具体市场因素分析中,因为忽视抗衡力量所产生的制约作用,导致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事实上被自动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抗衡力量因素的考虑不仅将理论视角从卖方转换到了买方,而且关注到上下游企业相互之间的利益依赖以及相互制约,因而能够更为全面地分析和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抗衡力量有多种来源,具体到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而言,交易的相对重要性、交易规模带来的成本节省以及专利的公开性产生的纠纷成本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法学评论》注释规范

一、文中注释一律采用页底注，全文连续标码。注码置于引文结束的标点符号之后右上方，用小О将注码号圈住。 二、注释规范： （一）著作类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页。

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方式、特点及意义

违宪审查并非唯一的宪法实施方式,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还需关注和重视其他实施方式。除了违宪审查、宪法遵守、依宪立法等方式之外,我国宪法还可以而且应当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得以实施,这是当下中国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广大司法者和行政执法者在适用法律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开展"依宪释法",即依照宪法的规定及其精神来解释所要适用的法律条款,使宪法在法律适用中得以间接实施。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可让中国宪法在当下广泛实施起来,并有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有助于宪法文化的建构,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论中国绿色发展的法律布局

绿色发展之路,离不开法律的引导、保障和规范。然而,我国尚未对绿色发展进行整体或者有针对性的法律布局。现阶段不仅没有专门立法,而且也缺乏综合治理思路;既存在价值观不统一的问题,也有政策与法律不兼容的问题,还有部门法的不完善与协同效应差等问题,从而整体影响了规范绿色发展的效果,削弱了其法律的支持功能。鉴此,有必要构建价值统一与和谐、政策与法律兼容、法律规范协调的法律体系,并从政府、市场、企业和公众四个维度展开法律制度上的布局。

奥运会参赛资格案的国际仲裁审查原则探析——从CAS的案例出发

奥运会是体育世界的最高舞台,能够参加奥运会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的梦想,而没能入选奥运会可能被一个运动员视为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挫折。在国际体育仲裁院(CAS)这个"体育世界的最髙法院"建立之后,许多运动员可以将奥运参赛资格争议诉至CAS。CAS也在数十年的仲裁中积累了相当多的案例。纵观CAS的仲裁案,在仲裁奥运会参赛资格案时,CAS大致上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尊重专门机构原则、裁量权不得滥用原则、禁反言原则以及参赛资格规则公开透明原则。而这四项原则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理念,即正当程序。

国家“构建主义”法治的误区与出路

30多年来的中国法治建设无疑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既有的国家"构建主义"法治建设策略则日益显露出其诸多弊端和缺陷,并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和困境,严重制约着新时期国家法治建设战略的推进和实施。因此,需要实现从国家"构建主义"向国家与社会"双向构建"的转向,从而促进共建共享的治理秩序的形成,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论联合国制裁措施在香港特区的执行问题:争议与实践

联合国制裁措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其能够在成员国内得到良好执行是联合国制裁措施有效的根本。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应是题中之义。但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多法域国家,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就必然意味着需要在不同的法域获得一致的协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执法中的争议和实践进行考察就可以看出,无论是立法模式的选择、与特区基本法的协调以及立法实效,都对我国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探索如何建立切实可行的法域间协调,成为我国执行联合国中制裁措施长效机制建设的关键。

环境侵权行为违法性的证成与判定

学界较为普遍地从环境侵权责任的无过错责任性质和《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立法表述否定环境侵权责任认定中的行为违法性要件,梳理其逻辑,或是狭义地将"违法性"等同于"违法",或片面地将污染者责任与污染受害人权益绝对化,忽视"环境侵权行为"的社会价值。在认定环境侵权责任时应当采纳违法性要件,对于环境污染侵权可以结果不法判定行为违法性,同时兼采正当权利行使与社会利益衡量规则;对于生态破坏侵权可以行为不法判定违法性,注重环境标准的行为判断功能。

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撤销与公共政策抗辩

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撤销权只能由瑞士联邦法院行使,撤销根据中最为敏感的理由是公共政策抗辩,包括实体性公共政策和程序性公共政策,前者主要有有约必守、侵犯基本自由以及禁止歧视等抗辩理由,后者主要包括仲裁庭独立和公正、已结之案以及其他程序性抗辩,两者分别以Matuzalem案和Daniel案为代表。但具体的公共政策抗辩能否为法院所接受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在实践中的评判标准多是根据瑞士国内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