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人群定位与深度困境分析

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不管是实际缴费人数、缴费金额还是购买产品总额都明显低于预期,这是当前实际人群定位偏差的必然结果。从未来发展的必要性来看,个人养老金必然是面向多数人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应有人群定位却面临着认知困境、经济转型压力和个人或家庭财务刚性约束。为了破解这些约束,需要采取一些力度较大的改革措施,即引入财政补贴,建立财政补贴和税收递延相结合的政策支持体系;重构制度体系,将城乡居保个人账户独立出来并纳入个人养老金中;深化配套改革,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问题与方法:帝国研究的历史轨变及其反思

随着“帝国转向”热潮的助推,不少学者开始重审关涉帝国的各类命题,反思帝国遗留的诸多历史问题。帝国概念在人类历史上相继发生过多重转换,帝国研究可区分为传统帝国研究、现代帝国研究和当代帝国研究。当以殖民扩张为内核的帝国主义落下帷幕,新帝国主义与后帝国主义的横空出世,为学界赋予了“帝国归来”的可能。帝国不仅作为研究目的而存在,还可以衍化成某种“方法”,前者以构筑帝国知识和阐析帝国概念为内核,凸显帝国相关的学理文脉,切近帝国相关的历史图景;后者则将帝国化身为分析、反思和批判问题的媒介视角。作为方法的“帝国”,使得帝国成为一种指涉丰富的话语符号,对其使用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语境。

“双碳”目标下碳税开征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

开征碳税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选择。污染者负担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和社会性规制原则为碳税开征与税制设计提供了正当基础与理论支撑。碳税并非孤立的制度切面,应当建立总量调控与税收调控相协调、间接调控与直接规制相结合、国内立法与国际协作相统一的复合性低碳减排机制,并在多元规制工具的整体谱系中明晰碳税的作用边界与效用空间。我国应当选择并入式碳税立法模式,并根据社会碳成本的变化动态调整碳税税率水平。在考察北欧国家以及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碳税制度的基础上,就未来碳税课征的实体性要素和程序性规则提出初步建议。

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影响要素、用户画像及政策回应

作为易识别的数字贫困群体,老年人成为推进数字化转型治理的重点对象。聚焦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障碍问题,将有助于学界深刻地把握该群体在数字鸿沟中所遇到的困境及其背后产生的原因。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实证收集的访谈数据,对老年人数字融入障碍的影响因素、群体感知变化、群体行为和群体属性进行编码。文章分析老年人数字融入障碍的客观原因及主观心理影响,提取了5个维度的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画像标签,厘清群体用户画像主范畴之间的逻辑机理与相互关系,最后构建了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的用户画像模型,为探索"积极老龄化"和"适老化"的政策因应策略提供实证参考。

“固守”抑或“逃离”:当下大学生预期就业一线城市偏好探究

近年,一线城市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使得不少在北上广深工作的人纷纷前往其他城市就业和生活,在校大学生在面临这样的就业环境和"逃离"北上广深现象时,在未来的就业城市规划上会出现怎样的趋势和特点?本文基于"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尝试分析当下大学生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偏好的现状,以及筛选和确定影响大学生将一线城市作为其理想工作地点的主要相关因素。研究发现,近年在校大学生的预期就业偏好并不存在"逃离"一线城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想在毕业后前往一线城市就业。logistic回归的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决定攻读更高学位和就读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大学生相比其他大学生而言体现出更强的一线城市就业倾向,而上大学前的户口状况和教育层次则并没有显著影响。对此,决策者在促进大学毕业生一线城市的就业的同时,也应着力推动其他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从而为各城市均衡输送新活力。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协调融合之道

从顶层设计来看,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势必兼具政治与经济逻辑,如何实现政经逻辑的融合协调便至关重要。从两权分离视角下私人公司的过去与最新发展、国企的必然存在价值出发,提升国企治理水平而非对其进行全盘的产权性质改革是更为可取的改革方略。过去的实践虽然试图实现政经融合,却由于治理机制设计不当,加剧了"政企不分"和"内部人控制"。域外国企政企分离的实际运作,不仅提供了通过"不受干预的公司运营"和"不受优待的市场竞争"实现国企效率提升的有益经验,更揭示出"一体适用"的公司治理规则可能为过度政治干预留下的"后门"。应在坚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从"二分的公司治理规则""管理者激励"和"不受优待的市场竞争"三个角度入手,提高国企公司治理水平。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农村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环境规制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户意愿和行为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内外部影响的视角,以畜禽粪便沼气化利用为例,探讨政府的环境规制和农户的环境认知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针对不同类型规制措施和环境认知的影响差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环境认知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产生影响的内在逻辑和路径,最后利用湖北省4市32镇(区)78村1084户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宣传规制、激励规制可促使农户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而约束规制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且激励规制相较于宣传和约束规制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更大。②环境认知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环境知识和环境感知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亦有积极作用,但环境感知比环境知识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更大。③环境认知在环境规制和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环境认知来影响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为此,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对农户的约束,循序渐进地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有效地调整环境规制的方向和力度,这将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措施。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近郊农户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基于湖北省440户征地问卷的调查

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近郊农户摆脱短富返贫的“征地诅咒”、真正融入城市的关键在于提升其市民化能力。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将城镇化中的土地红利转化为市民化能力是其避免“短富返贫”、构建其市民化能力的核心。以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农户市民化能力的评价维度,运用因子分析法与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湖北省鄂州市与宜昌市12个近郊村与440户农村家庭的市民化能力进行评价,并通过PSM-DID模型检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市民化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城镇化中的农户市民化能力由协调能力、就业能力、保障能力、学习能力、经济能力构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能促进近郊农户市民化能力的提升。理论分析结合案例实践得到的启示:首先,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明晰产权、组织再造,规范与激励村集体经济实现规模化经营;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提供公共治理与服务,最终实现集体经济的共建共治共享,促进农户市民化能力的提升。

“身家国天下”意象与中国政治的当代转化:一项哲学语法考察

自先秦以降,“身家国天下”乃是中国人理解世界和指导个体生命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最基本意象之一。“身家国天下”意象是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一个隐喻性概念或概念性隐喻。本文探讨“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内在结构、利弊得失及现当代转型,同时通过“身家国天下”意象体察隐喻和意象思维的一般特点和中西之异。“身家国天下”意象隐含内-外图式、本-末图式、涟漪图式。内-外结构突显了中心对于外围的结构性优势,与之相应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围对于中心的内在建构意义,忽视外围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有别于中心(家区别于身,国区别于家,天下区别于国)的独特性。本-末图式、涟漪图式分别将植物生长与活水的经验用隐喻的方式投射到由身、家、国、天下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之域,构成了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身家国天下”意象的缺陷以及由此意象所引导社会政治实践层面的缺陷不容忽视。异者别之、弱者强之(将国区别于家,改变家强国弱的状况;将天下区别于国,改变国强天下弱的状况),“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当代转化亟待实现。在方法论的层面,本文尝试在意象考察的层面进行哲学语法考察。

托马斯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读董尚文教授的《托马斯哲学专题研究》

托马斯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公元1654年把托马斯《神学大全》的部分文本翻译成中文《超性学要》至今,托马斯哲学的传播已经在中国走过了三百多个年头。然而在这三百多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托马斯哲学在中国的境遇也仅限于影响微乎其微的传播而已,对它的学术性研究几近为零。直到上世纪下半叶,在我国港台地区才开始有人对托马斯哲学进行学术性的译介和研究,并逐渐形成规模。而在中国大陆,这个时间则更晚,可以推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居住方式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居住方式的急剧变化引起人们对老年人福利的普遍担忧。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和2015年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文章实证分析居住方式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与成年子女合住能够显著改善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且其对非在婚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显示,与城镇户籍子女合住,对农村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正向影响更大;而与农业户籍子女合住,则更有利于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此外,作用机制表明,合住主要通过约束条件放松、代际关系改善和生活方式与健康行为的提升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这为后续实施政策安排提供了参考。

基层党领导司法的组织生成——“结构-机制”的视角

党对司法的领导是党的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党组、政法委员会和地方党委是党领导司法的组织载体。部门党组通过内部整合与组织激励机制实现部门内部治理。政法委员会通过政治考核、部门协调与资源整合机制来化解附属案件审判的“难办”事务和“部门职责交叉”事务,实现政法综合治理。地方党委通过政策转介、专项行动和话语动员机制增强司法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实现地方整体治理。通过治理结构上的“纽结”,部门内部治理、政法综合治理和地方整体治理耦合为完整的治理体系。党的领导强化了司法的治理责任,并有效提升了司法履行治理责任的能力。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增强党对司法的领导,优化党领导司法的具体机制。

环境规制有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两控区政策的估计

本文在以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指数的基础上,将1998年提出的两控区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评估两控区政策对GTFP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中国城市GTFP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究其原因,两控区政策不仅能通过约束政府规模和促进技术进步给GTFP带来正向影响,也能通过人力资本和能源消耗抑制GTFP的提升,并且后一种影响的程度超过前一种。值得注意的是,两控区政策并未显著降低中国城市的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这可能是两控区政策未能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原因。此外,两控区政策对东部和中部城市的GTFP无显著影响,却会显著抑制西部城市的GTFP,对经济特区城市和非经济特区城市的GTFP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正好相反。

替代与互补:农民绿色生产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

在农村熟人社会背景下,厘清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农民绿色生产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对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升乡村环境治理水平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湖北省1049份农户调查数据,以村规民约与环境规制分别作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基于多维度视角(根据作用机制将村规民约分为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根据措施性质将环境规制分为引导规制、激励规制与约束规制),讨论农民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均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积极作用。(2)在推动农民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表现为既替代、又互补的关系。具体来看,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与正式制度中的引导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惩戒监督与正式制度中的约束规制呈现替代关系;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与正式制度中的约束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惩戒监督与正式制度中的激励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传递内化与正式制度中的引导规制呈现互补关系。以上分析表明,政策推广需要借助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双重力量,同时,在未来政策设计上,要关注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依系""依情"完善相应的政策措施。

生活在别处——地点的褪色与城市文化焦虑

在当代城市发展中,存在着三类由技术变迁带来的地方韵味或地方品质消褪现象,它们分别是:以互联网和手机代表的实时通讯和自媒体使生活本身成为一种远程在场,固定的位置或地点丧失了传统的定位性而成为一种弥漫性和漂浮的抽象节点;城市向购物或休闲天堂的转型,商业化生产切断了场所与我们生存的亲近关系,产生了"无地"或"非地方"(non-place)现象;地点在我们的认知和再现中成为虚拟的图像。远程行动、地方生产的同质化以及媒体的同质再现不仅弱化了地方边界、摧毁了地方个性,也冲击着人们的地方忠诚和认同,从而最终对身份形成挑战。

乡镇片区责任制与官僚制的二元共治机制——基于浙东K镇的实证研究

当前片区责任制的管理模式在不少乡镇出现,并日益成为乡村治理不可缺少的制度基础。片区制具有区别于官僚体制的灵活性、综合性与基层适应性,是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它与官僚体制相互依存、嵌套合作,应对复杂的治理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绩效。从根本上来说,乡镇治理的二元化是对转型时期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交叠的制度性应对,它表明非正式治理能够很好地弥补官僚制的不足,在当前仍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官僚制以其理性化的特征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它是服务于治理目的的工具,对它的评判需要立足于具体的治理情境与治理的有效性。

从统治城市到治理城市:城市政治学研究综述

城市政治学主要研究城市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两者构成梳理城市政治学范式转换的主要线索。就前者而言,它相继出现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城市权力结构论、城市增长机器论以及城市政体论等理论。这些理论的演进实际暗含了两种权力观的更迭,即由社会控制模式的权力观转向社会生产模式的权力观。就后者而言,它相继出现传统区域主义、城市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等理论。这些理论的转换预示着城市治理结构由突出政府统治转向强调协同治理。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两大线索出现融合,从而使得城市政治学的核心范式由关注谁统治城市转向探讨如何治理城市。无疑,这些范式对于推进我国的城市政治研究、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均具有重要的启示。

项目制运行过程中“示范”断裂现象及其解释

中国试点工作呈现出"示范"断裂现象,即造点容易、推广难。"示范"断裂现象的发生,不仅因为选点不科学、操之过急或者综合配套试点不足、后济乏力,还在于中国宏观制度环境与中观制度安排下的微观政府行为异化。本文通过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示范"断裂具有多重逻辑,宏观制度环境和中观制度安排提供了示范点建立的激励机制、示范失效的断裂机制以及路径依赖的强化机制,而示范断裂主要存在于资金链条断裂、科层运作断裂和集体行动断裂等多个环节中。国家治理、财政体制等集中式制度环境与统一目标、专款专用、配套资金、技术治理的项目制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示范"工作的实施都产生了影响,且项目目标与科层目标间的张力是根本性矛盾。项目制制度安排为地方政府乐于"造点"、疲于"推广"提供了激励,而集中制环境对"示范"断裂予以路径强化,使得"示范"断裂现象常态化。

经济地位预期、社会保障参与度与农民工城镇购房意愿

文章采用CSS2011调查数据,借鉴目标设定理论,运用渐进调适模型,考察农民工经济地位预期、社会保障参与度对其城镇购房意愿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从经济地位泛预期层面来说,农民工经济地位预期提升,对其城镇购房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经济地位预期下降则对其城镇购房有负面效应。从社会保障参与度来说,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与度越高对其城镇购房意愿有显著提高效应,同时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与度在经济地位预期与城镇购房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综合来说,经济地位预期和社会保障参与度对农民工城镇购房意愿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购房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对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购房行为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