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贤堂集古法帖》看明中期朱奇源的法书鉴藏与交游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明晋靖王朱奇源为世子时汇集晋府所藏法帖并增选宋、元、明书家作品,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镌刻而成。本文试图从法帖刊行者朱奇源入手,分析其选帖标准和鉴藏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晋王府宗室与官员和文人的交游活动对《宝贤堂集古法帖》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探讨明中期晋藩刻帖活动特点及朱奇源的书画鉴藏交游圈。

传宋高宗行书《千字文》略考——从杭州碑林藏石刻本说起

本文对杭州孔庙碑林藏传宋高宗书《千字文》碑的渊源及其书法艺术进行考述,初步考证出传宋高宗书《千字文》碑是根据《三希堂法帖》第六卷中的宋高宗书《千字文》所摹刻,其底本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宋高宗书《千字文》册页,书者应为宋代御书院中人,文本内容在书写和摹刻时因避讳而有所改动。此碑书风典雅,许多字形皆从《集王圣教序》出,是宋代院体书风的典型代表,具备一定书法史研究的价值。

北魏《吕达墓志》

北魏《吕达墓志》,全称《魏故威远将军积射将军宫舆令吕君之墓志铭》,一九八七年在洛阳市吉利区发掘出土。此志刻于北魏正光五年(五二四),盖作盝顶,无字,四角各铆有一铁环。志石长宽均七十四厘米,有阴线界格。志文共二十八行,满行二十八字,共计六百九十八字。根据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二〇一一年第九期《考古》发表的《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一文可知,此墓葬共出土三方墓志,志主分别为吕达、吕仁父子二人,其中吕达墓志两方(下文分别称为“墓志一”“墓志二”),吕仁墓志一方(下文称为“墓志三”),此篇所选为吕达墓志中的“墓志一”。

访美散记

因应邀参加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举办的“中国书法的文字及其文化背景”国际学术会议,我于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深夜抵达美国新泽西州的纽沃克机场,白谦慎、罗伯特·哈里斯夫妇和方尔义四人已在接候。白谦慎与我是北大的同届同学和好友,罗伯特·哈里斯是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中文名字叫韩文彬。

作书的“内在之眼”——论简牍书法何以小字大气象

简牍书法主要存在于隶变时期,这一时期所存在的书体主要有篆隶、隶书以及草隶三种形式。其主要是指书写在竹简或木牍上的文字,简主要指竹制材料,而牍主要指木制材料。竹简和木牍的使用也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我国北方竹子产量较少,因而书写大都是在木牍上,例如居延简牍大多都是木牍,只有极少量的竹简,而南方地区则有着丰富的竹子资源,例如湖北、湖南以及江苏连云港等地均出土了大量的竹简。

董其昌题跋里的书画理论与书画交易

在中国艺术史上,董其昌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全能型人才,他理论与实践俱佳,而且对后世影响巨大。他是书家、是画家,更是书画理论家。不止于此,他还是收藏家、鉴赏家,并直接参与书画交易,身份复杂且多面。董其昌一生勤奋又长寿,流传至今的作品,仅书法真迹据说就有三千件左右,这个数量,别说与他同时代的书家,就是比他晚很多年的书家,都难以望其项背。对于广大艺术爱好者来说,想要了解董其昌,去看这些作品,或者其中大部分,既有困难,也无必要。那么,在现存的董其昌巨量墨迹中,选取一种怎样的形式,可以最大程度反映他多面而又复杂的身份呢?恐怕题跋才是最好的选择了。

青春可期·季溢篆刻

创作手记近年来,我在创作中更关注文字本身的造型和特点,尊重篆法,重视其自然之美,不单纯“为变而变”。在个人创作风格上,因能力所限以及兴趣所在,我没有尝试太多,以汉印和金文印为主。大家熟悉的黄牧甫工稳一路的作品主要脱胎于汉印,只是技法语言和表现形式不同,我更多考虑的是章法上的稳定和线条的朴素及饱满。在倾向于黄牧甫风格时又会多一层线条之间的碰撞,比如疏密和粗细对比的考虑。很多人喜欢黄牧甫线条的爽利,我也喜欢,但我更欣赏他线条的老辣浑厚。在金文印创作中,我同样会糅合一些黄牧甫元素,兼顾章法上的穿插顾盼挪移以及刀法的调整,试着形成自己的特点,这个过程也许会很漫长。

翁方纲『力诋』邓石如事件考辨——以包世臣《完白山人传》的解读为中心

翁方纲“力诋”邓石如,最早见于包世臣《完白山人传》,后世著述多据此延伸。通过考证此传中所载的金榜与邓石如订交事件,发现与其他史料有抵牾,由此管窥此传的可信度有待商榷。因此,“力诋”一事或有可疑。笔者以为,从包氏作传目的、翁氏的地位性情等方面来看,翁氏因邓氏“不至其门”而“力诋山人”,有包氏夸张的成分。然包氏所载也不应全是空穴来风,翁氏或因邓氏的学识、书风及个性等方面对邓氏不欣赏。通过对此事的考辨,打破人们关于翁氏轻易诋毁邓氏的印象,兼论乾嘉学者的书法观念问题以及学术素养对书家的重要性。

清末碑学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以沈曾植、王世镗为例

沈曾植、王世镗作为清末碑帖交融的代表性书家,通过《爨宝子碑》《月仪帖》《流沙坠简》的学习,厘清了清代碑学一味追求雄强的时弊,矫正了碑学、帖学两派的局限,从理论和实践将碑与帖进行融汇,推动清末书法碑帖交融的新思路,对清末章草和碑帖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清代碑学的去人文化,抛弃帖学笔法,致使碑派与帖派的分裂,帖派行草书纤弱、审美高度缺失,碑派一味雄强导致书法难以雅化,而以沈曾植、王世镗为代表的碑学章草,提出了章草崇简、章草写意、章草结体的理念,极大地反思和推动了清代碑学草书的关捩。

书艺与书学的相即相成

书艺与书学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书艺与书学的区别;第二是书艺与书学之相即,就是相互接近、相互渗透;第三是书艺与书学之相成,就是相互间的助益与成全。宋代的严羽曾经把诗歌艺术与读书穷理区分开来,他认为诗歌有一种特别的趣味,诗人有一种特别的才能,所谓“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个说法放在书法领域也完全合适。书法艺术的趣味不同于学术研究,书法家的才能也和学者不同。

朝花夕拾(文摘)

衡正安《当代名人书画究竟有没有价值?》在中国书画界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即名人书画。所谓的名人书画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自身是书画家,在书画界比较知名,是书画界的名人,他们的作品被称作名人书画;另一个是原本不是书画家,更不以书画为职业。

唯吾性好穷理,不能为无用之学——晚清经世政治视阈下的《广艺舟双楫》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作为晚清最全面、最系统的书论,写于康氏政治困顿之际,该书不仅是一部书学作品,同时也是晚清经世政治大背景下康有为寄托政治理想的一部著述。本文以康有为整体思想出发,梳理其中蕴含的世界主义文字观、功利主义书学观以及重审康有为“崇碑”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实用观。通过分析可知康氏专注经世致用,将书法作为其政治困境的突破点的载体,又用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论述方式援书学以论政事,《广艺舟双楫》中的书法观念与康有为的政治抱负互为注脚,艺术与政治观念的结合无疑推动了传统书法思想的解放。

卷首语

学术风气之于书法取向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以清代碑学思潮的发展情况为例,其与学术界风气的转变息息相关。清初,顾炎武、朱彝尊等考据派学者将碑版资料引入学术研究,并广泛搜集、传拓碑刻,加之部分金石学者直接参与隶书实践,清初隶书得以率先复兴并繁荣。乾嘉时期,朴学大兴,识字训诂之学成为学者治经史的门径,文字学因此盛行于世,从而直接推动了清代中期篆书书法的兴盛。篆隶书体的实践提升了书法家对秦汉碑刻的认知.

崇尚自然:董逌书论中的美学倾向

北宋书论家董逌崇尚“自然”的审美思想,本文以这一主要命题展开分析和阐述。有别于前人书论,董逌将从作为自然主体的人置于最主要的地位,强调人之习性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并引申出“笔意”“天机”“法度”“技道”等一系列概念。这种强调主体灵性和真性的艺术创作是超越于自然、法度、规矩的神品佳作的核心动力,这不仅摆脱了传统书法对于“形似”“积学”等观念的束缚,更赋予了书法创作的神秘性和哲学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内涵和厚度。

司马光《资治通鉴》

释文: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司马光《资治通鉴》释义:人民拥护是国家安定之基,信守承诺是民众乐业之本。不信守承诺便无法差遣人民,没有民众支持便无法守护国家。因此古时的王者不欺蒙天下,霸者不欺凌四方邻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会欺侮他的黎民百姓.

古玺创作热背后的冷思考——兼说古玺印风发展的制约因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古玺印式成为印坛普遍乐于尝试的印风。个中原因大概有三:一则由于新资料的大量发表面世引起了印人的关注;二则由于此前篆刻创作受"印宗秦汉"观念的影响,印坛对古玺印式开发不够,为当代创作留下了空间;三则得益于篆刻展览的推动。时至今日,古玺印式的创作四十年来热度未减,以至于成为"写意印"的代名词,足见这种印风在当代印坛的生命力。回望古玺印式创作持续繁荣的四十年历程,当代印人对于这种印式的研究和探索不断深化:从原来只注重形式的新颖奇巧到如今不同地域风格的提炼取法;从原来仅学古玺印式的大篆字法到如今的恰到好处的刀笔相融。如果说当代篆刻有可以与明清篆刻成就相提并论或有突出之处,取法战国古玺印式在当代的创作成就一定当之无愧。

阮元碑学理论与实践差异性研究

作为清代书坛的标志性书风,与书史上其他书风现象不同的是,清代碑学是一场理论先行而后形成规模的书法现象。清代碑学理论是以阮元“南北二论”为开端的,阮元作为清代碑学理论的开创者,书法实践上却不见北碑痕迹,与碑学理论存在巨大差异。鉴于此,本文以阮元碑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性为切入,旨在揭示二者之间差异现象的根源所在。

上海市高校“渊雷杯”师生楹联书法作品展开幕

2022年1月10日、上海市高校“渊雷杯”师生植联书法作品展在刘海粟美术馆分馆(普陀区美术馆)举行。此次活动以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上海书协荣誉理事,上海检联学会首任会长苏渊雷的名字命名,共征得上海四十九所高校师生二百八十余件来稿。作品遵循槛联撰写规范和书法精美的要求,最终展出二十五所高校师生共百一十三件作品:展览作品题材广泛,既有讴歌伟大时代、影显优秀传统文化,也有体现文人志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品书体丰富、风格多样,体现了“书联俱佳”的效果。从中也反映出上海高校师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追求,给当下书法文本创作提供一次有益的尝试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