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影短视频营销的互文性与文化参与实践

国产电影通过抖音平台的短视频营销,利用跨媒介杂糅策略,有效促进了电影的传播。互文性在短视频营销中扮演关键角色,以文本挪用和文本重构的方式,创造出电影原文本的衍生品,形成与电影的跨媒介对话。意见领袖和用户通过互动形式的文化参与实践成为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对电影宣发产生显著影响。而短视频平台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对用户表达构成限制,揭示了文化参与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

电影工业体系下新导演的生产模式与伦理叙事探究

近些年,中国电影界在产业化进程中出现了一大批新人导演。其电影从类型片到艺术电影、从犯罪片到家庭伦理等多方涉猎,不仅丰富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产品供给,也加速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回暖。新导演群体的创作特征呈现为三个方面的耦合:从生产模式上,监制的帮扶创造了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的选择自由;从文化研究上,导演对个体的塑造完成了影像伦理和个人伦理的审视;从影像创作上,静默意境和心理空间的呈现使电影基于现实基础又多了超现实的诗性意趣。

在曲折中前行:战后中国动画电影事业的发展(1945-1949)

抗战结束后,在美国动画电影的影响与刺激下,中国电影人认识到了发展本国动画电影事业的重要性。他们一方面远涉海外,积极学习美国动画制作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立足本土文化的传统优势,努力探索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特色。在此背景下,苏州美专动画专业和南国动画学院应时而生,标志着中国动画教育开始向专业化和正规化迈进。国统区、解放区和香港地区的动画片、美术片创作各具特色,别开生面。战后中国动画教育和动画创作的实践,为新中国动画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混合场域、集体体验与电影放映空间生产——早期上海百货公司电影馆历史演进

电影院作为一个观影系统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空间。光柱、银幕、座椅是其结构性要素,观众构成、影像文本与观影行为之间形成了流动的、相互拉扯的力量。对上海文化空间考察发现,20世纪早期百货公司中的游戏场是上海电影放映的重要场所。百货公司的电影馆是集高档与实惠、传统与现代的混合场域,普通市民构成了主要观看群体。为吸引市民将看戏的兴趣和注意力转移到电影中,早期电影创作者发展出一套“强故事性”的剧情模式和“峰回路转式”的叙事策略,借助影院的场所特性形塑了观众全新的集体体验,生产出“看电影”的行为规约,并形成上海的城市记忆,使去影院看电影成为一种城市生活的日常实践。

比较视野下日本战后科幻电影的跨时代续写与改编

科幻电影之“科”建构于科学,“幻”则源自对当下的关切或逃避,兼顾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从战后的后昭和时代延续至令和时代,日本科幻电影受产业规模、融资模式和国家策略综合影响,严重依赖于对既有文本的再开发。从社会化理论切入,以战后的跨时代文本比较为线索,研究发现战后日本科幻电影参与了国家形象表达与民族性重建,并随创作者与受众的世代替换而呈现出显著不同的叙事倾向,其文本演变与社会变迁、代际变化和经济变化息息相关。

电影“春节档”热的冷思考

电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表现,2021年春节期间,电影业的快速复苏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春节档"成为社会话题,也广受境外媒体和同行关注。这证明了中国电影主管部门前期采取的策略行之有效,行业有信心和动力复苏发展,更说明观众信任和需要电影院。但中长期来看,电影作为受疫情影响的八大行业之一,迄今仍未完全恢复,电影事业产业未来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人才流失、观众流失、投资流失等趋势仍未完全扭转。

印度尼西亚民族电影《人世间》中的符号化土著阶级

印度尼西亚电影事业伴生于国家命运的浮沉,其不堪回首的殖民史、曲折的民族独立史和国家发展史,在本土民族电影中有诸多的再现。民族主义电影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轨迹,以及印度尼西亚本土居民(土著)所处的位置与境遇。本文就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民族主义电影《人世间》(Bumi Manusia)中具有代表性的土著角色进行解读,分析具有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投射,探讨典型化、符号化的角色塑造为印度尼西亚书写的民族记忆。

印度电影的歌舞叙事:民族传统与奇观呈现

印度电影以歌舞著称于世,这源于歌舞在印度的历史传统中有深厚的根基,融于印度人民的日常和宗教生活,在默片时舞蹈已进入印度电影,随着声音的进入,歌舞很快成为印度电影的显著的叙事特色。歌舞在印度电影中有叙事、强化情绪、社会仪式、奇观展示、公众狂欢等功能。歌舞不仅让印度电影建立了与印度国民亲密的电影欣赏习惯,也延滞了外国电影的进入;电影中的歌舞帮助了印度民间音乐的融合和流传,更具备助力印度电影形塑完整国家文化功能。

对镜自省:中国电影中的俄罗斯形象

塑造全面、生动、立体与深刻的异国形象有利于助推中国电影的全球跨文化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少量中国电影融入了俄罗斯元素,塑造了文明曙光与背信弃义、罪感救赎与普通人性、风景奇观与历史记忆等多重维度的俄罗斯形象,但也存在着形象符号化、现实题材缺乏与民族主义彰显等诸多问题。为了减少跨文化冲突、推动中国电影的俄罗斯传播、提升中国电影竞争力与传播中华文化,我们需要对镜自省并深入整合俄罗斯资源与积极调整、拓展新的国家形象。

主持人语

长期以来,我国本土的电影理论批评体系一直处于苍白失语的境地,难以与本土电影实践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日趋复杂的中国电影实践,以及在多元博弈中所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却亟待通过植根于本土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批评体系去给予指引和解决。毕竟,"离开理论的滋养,一个民族的电影艺术和电影工业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跨界与融合：作为“供给侧”的编剧及其边界探析

融媒体时代下,影视编剧与影视行业的互动和融通得到进一步加强,作为影视创作上游的编剧的作用也是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影视编剧在时代、媒介、教学的改革中应时而变,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更好地与周边跨界融通,更好地培养具有宏观视野、能够讲述民族故事、兼有跨界思维的编剧人才。因此,从供给侧探讨影视编剧的边界问题、影视编剧跨界互动关系的梳理、教学关系的供给,以及融合思维的协同,将是一种可行的编剧改革模式。

新中国70年电影中的西部形象探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电影中西部形象的建构与变迁总体呈现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之间的复杂博弈,而以前者为主导。不同时代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之间关系的变化,加之不同电影人各自的文化、审美及意识形态诉求,使西部形象一方面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一方面又分享着类似的认知结构乃至知识谱系。梳理70年来中国电影中西部形象的变迁,不难发现上述过程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和审美诉求,以及不同时期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之间的复杂关联。

《大路朝天》:献礼片向新主流电影迈进的探索

市场化、产业化给当代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对于作为献礼片的'主旋律'电影来说,如何从众多叙事巧妙、结构新颖、影像精致的商业片大潮中脱颖而出,是一个值得电影创作者思考的问题。《大路朝天》在2018年赢得众多关注,它在献礼片迈向新主流电影的探索上可谓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本文从主旋律与悬疑类型融合的尝试、纪实性与艺术性的'链接'、弱化情节的散文式风格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被互文本建构的形象:章子怡明星研究

章子怡作为华语电影最为重要的明星之一,她成名的时代恰好是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时代。本文借助理查德·戴尔在明星研究著作《明星》中所提出的"社会符号学"研究方法,研究被互文本建构的章子怡明星形象。考察章子怡明星形象,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其在电影文本中的形象,而应将之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多方位的考察进而通过对银幕内外互文本中章子怡明星形象的考察,剖析明星形象背后所隐藏的多元意识形态内涵。

《影》: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性呈现

《影》用架空历史的手法,以水墨风的极简色彩对三国故事进行了一次新颖的现代性呈现。张艺谋想要打破以往惯性建立新的美学范式,通过视觉符号的风格化,价值观传达的暧昧性和对正史和宏大叙事的解构,以期达到中国传统文化原型和现代主义表达方式的高度融合。对于中国传统如何呈现及在海内外进行有效传播,张艺谋始终抱有一种自觉意识和责任感。在《影》里,他刻意规避以往色彩美学,宏大叙事,普适性改写等已有的成功范式,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新路径。

吴子牛电影研究

导演吴子牛善用场面调度,对于第五代宏大美学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第四代电影中的诗性在吴子牛这里薪火相传,然而代际的错位带给他的混乱使他注定不会成为一个领军人物;他无法像其他第五代导演那样通过迫切地、不断地启蒙去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只能长久地漫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题材的拓展带来的是吴子牛创作观念上的另一种表达,这是吴子牛在导演之路上的自我继承与发展。

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电影女编剧的创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电影女编剧们积极参与台湾电影创作的变革创新,其创作注重植根台湾历史、遵从女性经验、凸现本土意识,努力传承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精神,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寻找题材,书写个人成长经验。其电影剧本的创作主题主要体现为成长之愁、寻根之旅、个体之微、生存之况、人生之伤,力求在历史与现实中找寻心灵原乡,在传统文化中觅求精神力量。

青春不老,电影不散——产业体系下的新青春电影述评

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到《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小时代》,青春题材的电影在票房上获得了成功。对这些在产业经济成功的青春片进行分析,看它成功原因是什么。同时,本文还分析了这些电影的艺术特点。本文认为,只有讲好一个故事,才能够从艺术和产业上都获得成功。

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辩证法(下)

从整体上看,中国电影处在良性和健康的发展格局之中,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格局在逐步形成,而中国电影市场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写世界电影的地理版图、世界电影的文化版图。无论是中国电影现实存在的问题还是面临的新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发展依然是中国电影的主要矛盾,辩证、平衡、包容应该是我们感受、观察、认识和评价当下中国电影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理念和原则。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必须消除产业与艺术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推动中国电影产业走向多元共生与多元对话。当前,中国电影正处在电影产业升级换代、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转变的关键时刻、关键节点。全社会、尤其是各种媒体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增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专业性,释放更多的善意,推动全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特伟动画的意象化叙事风格

特伟的开山之作《骄傲的将军》明显继承了我国戏剧叙事与表演的"虚拟、意象化"特点,但是该片的主题性结构叙事并未停滞不前或重复。从某种角度讲,该片在叙事上更强调冲突,只是这种冲突双方的形象更"意象化"。而从《小蝌蚪找妈妈》的叙事特点看,蒙太奇的重复式语句的表达十分清楚,尽管小蝌蚪们认母过程中"矛盾冲突"并未停止,然而事件的发展依然停滞在一个平面上。而到《牧笛》和《山水情》叙事的方式又有了明显变化。影片没有采用默想式的、停滞不前的重复模式,而是层次分明不断递进的方式展开叙述。特伟的这类主题性结构动画短片,是东方"传神"、"立意"叙事美学的结果,有其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