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机交互范式的元宇宙——历史考察与模型构建

作为元宇宙原型的虚拟世界,经历了为支撑技术所定义到被其间的参与者和技术共同定义的历程,延展出从文本到图形的形态变化,以及从商业化到去中心化的架构变化。相应地,对于元宇宙的研究也基本遵循从以技术为中心到社会—技术交互的演化路径。文章梳理并阐释了虚拟世界发展脉络,构建了基于人与技术相互作用的元宇宙研究模型,并指出,元宇宙并不天然地指向实时3D技术带来的感官沉浸,而是由其中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以及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联系来推动;元宇宙也并非脱离日常生活的特定数字空间,而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步转型的人机交互范式,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将参与者自身所处的物理世界和其他的人、地点以及信息聚集在一起,成为互联的平行现实。

个人自由价值的现时代反思——以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视角

海德格尔称现代人的自由毫无意义,这正表明马克思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最终目标的现代性批判内涵。黑格尔以主体性自由为现代世界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核心,通过伦理国家批判近代社会契约论中个人与国家的外在关系。马克思一方面继承黑格尔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要求现代性的资本批判;另一方面又重新反思黑格尔的国家观,要求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并指出现代性的自由就是理性主义与资本共谋下对人的全面统治,而只有通过感性对象性的活动才能为人的解放开辟现实的实体性道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无疑运用了理性,但因其以社会现实为根基而与理性主义相去甚远;自由无疑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价值追求,但因其见诸于联合体之上归属于人类文明而非归属于现代世界。疫情时代,现代性已经以复式效应触碰其限度,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首先要从人重新回到广泛生动的感性现实世界开始。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实践

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背景下的重大理论创新,实现绿色发展理念的战略和策略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现实发展路径。当代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皆是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指引下所取得的理论与实践的丰硕成果。我们当今的任务是:紧紧围绕“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生态文明建设新使命,开启绿色发展新时代。

法治思维下当代中国慈善组织的治理和监督机制

构建当代中国慈善组织治理和监督机制,必须坚持法治思维。法治在慈善组织治理和监督机制中具有重大价值,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迫切需要法律的保障,慈善组织的责任和义务需要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各类慈善组织的发展迫切需要法律规范。《慈善法》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基本法,它促进和规范了慈善组织的发展,但《慈善法》应细化以增强其操作性,应配套以增强其实效性,应升级以适应新形势。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是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的根据,信息公开透明制度是慈善组织监督机制的基础,应由多元主体协同监督慈善组织。

从合办到自立:中国红十字会的上海转型

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在英租界工部局集会,郑重宣布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虽为五国合办,但因是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它的成立,同时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护日俄战灾中的中国难民历时三年,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日俄战争中救护中国难民使命完成之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功成身退,中国自办红十字会成为现实的需要。1907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自主自立,在上海成功实现转型。

战略与策略的平衡抉择:再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应对

"七七事变"前,针对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国民政府已经制定了整体应对战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应对实际上可分为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从战略上言,中国须通过全面战争方能解决中日问题。在此战略下,卢沟桥事变会否、应否影响总体战略部署,蒋在内心并无把握,但为了避免陷入被动,按照既定军事计划做出部署,属于一个军事统帅的本能选择。就卢沟桥事变本身而言,蒋希望能局部解决,并趁机派中央军进驻平津地区,防止日本夺取华北,但亦做好了全面开战的心理准备。为了局部解决卢沟桥事变,蒋通过应战声明及战略部署,希望令日军暂缓发动全面战争。在应对卢沟桥事变的过程中,蒋所获得的军事情报对蒋判断全局局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虽然他通过外交渠道释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呼吁,并希望英美等从中调停,但军事上的准备却在加速进行。

中华女界联合会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

中华女界联合会是五四运动中在上海产生的一个妇女团体,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有较多的交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其所属的平民女校与《妇女声》杂志有意识培养广大劳动妇女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引导她们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为自身权益而斗争,打开了上海、广州等地妇女运动的新局面。事实证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只有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才能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逐步走向兴盛。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现状和思考

中国语言学史作为中国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受到重视,80年代之后随着语言学的繁荣发展,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也呈现繁荣局面,通史、专题史、断代史及专题综述、专书研究、资料汇编等都取得较好的成绩。但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必须把中国语言学研究放在世界语言学大背景下,才能编纂出更好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

再现式想象: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旅游经验中的现实中国形象

孟樊、方群等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笔下旅游经验中的中国大陆景观是他们对中国大陆的一种再现式想象,是以他们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经验为前提,通过他们的"选择性聚焦"凸显出来的现实中国大陆的镜像。在很大的程度上,前理解和期待视野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凝视与观看中国大陆景观的取舍标准。而这种取舍事实上也是他们在对自我身份进行定位、对中国大陆景观进行观察和区分的一种实践。在中国大陆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中,他们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使自己独特的本质力量得到了独特的对象化方式的肯定。而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生活空间中,他们不仅找不到回家的感觉,而且感受到一种毁掉自己关于家园记忆的深深的恐惧,感受到主体与空间的隔膜。由此,在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对中国大陆景观的书写中,中国大陆既有着"如家"般的"优美",也有着"非家"般的生态秩序的失衡。而无论是"如家"般的"优美",还是"非家"般的生态秩序的失衡,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大陆景观不同侧面的真实。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介绍

1954年建校伊始，上海师范大学就成立了政史系（后改为政教系），开设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96年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硕士点授予权。2006年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

英国对抗式刑事司法的制度与价值渊源

对抗式刑事司法程序是一种理性的价值平衡技术,根本上体现的是对权利冲突本身的哲学态度。对抗式刑事诉讼是以特定的政治哲学即近代以来的自然权利学说为基础的,17世纪"光荣革命"后,自然权利理念推动英国对抗式刑事诉讼改革不断深入,从民事诉讼与轻罪审判到叛逆罪审判,进而到重罪审判,对抗式司法程序于19世纪初在刑事诉讼领域全面确立,这是自然权利的价值革新与普通法弹劾式诉讼的制度演进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对抗式诉讼体现的是国家整体权力运作方式,体现的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政治关系,对抗式刑事司法制度的形成与英国均势政治传统具有紧密的历史关联。

《文心雕龙》结构关系和基本文学思想再思考

通过分析《文心雕龙》《序志》篇、"文之枢纽"5篇,以及其他相关篇目内容,对一些重要用语做细致解读,在此基础上,对于研究中所形成的某些结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文心雕龙》文体论20篇与与后半部谈文理共性问题25篇其重要性难分轩轾;全书的基本文学思想是宗经,而不是"执正"加"驭奇";刘勰在提倡宗经的同时,又把儒家经典作品文学化了,他由此而视儒家经典为重要的文章学资源,意在推动文学朝既雅且丽的方向发展。

整理国故与民国文论的体系书写

从浩如烟海的古代书籍中披沙拣金,建构相对严密的文论体系,民国文论的体系书写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学检讨下的自行调整活力,显示民族文化应对时代感召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划定概念的义界、安排文论的撰写体例、重新设置文类秩序、阐释文论论述的分期观念,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编织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文明镜像。1920年代发凡起例的整理国故运动,其科学理性和系统眼光推动了民国文论书写的独立进程,显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

论中国共产党引领友党同行的历史经验

为了拯救和复兴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引领各民主党派携手同行70余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亦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团结引领各民主党派携手同行经验丰富,主要有:一、目标确定,口号引导。通过积极的口号团结引导各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二、领导有力,信心引领。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赖以及共产党人榜样的力量,帮助各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树立与共产党同行的信心。三、立场坚定,信念引路。通过践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团结引领各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共走救国救民、振兴中国之路。

商业文化精神与当代童年形象塑造——兼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革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基础性的艺术话语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商业文化话语的影响不容忽视。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城市生活题材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年形象塑造越来越显示出商业文化精神的影响，它主要表现在儿童文学中童年形象的“日常化”、“肉身化”和“成人化”趋向。这类童年形象是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童年美学的一次积极和意义重大的解放，但它还有待于转化为对当代社会童年命运的更为深刻的思考。

“理”概念发展的知识线索

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理"这一概念主要是在宋代得到发展,并且其主要与本体和道德问题有关。然而,"理"这一概念的发展很可能还包含着一条重要的知识线索,并且,这一线索贯穿从先秦到明清也即古代社会观念的始终。"理"概念实际上主要是发端于知识领域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为这一概念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宋代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或者说,其为知识之"理"留出了相应的空间。而在中国社会后期观念与思想发展中,基于知识线索的"穷理"、"格物"观念是为数不多充盈着活力并闪耀着光芒的观念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线索的观念对于中国近代科学的接生和引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学伤春模式的起源——《诗经》中“女子善怀”之解析

《诗经》中女子善怀的情感,不但是中国文学伤春情感的源起和情感内涵上的源头,而且这些女子善怀诗篇善用比兴,多取含蓄句式,其委婉表意及婉转传情的抒情方式,确立了富有东方色彩抒情诗的审美特色。这种强调自我节制的抒情方式,不仅造就了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抒情方式,而且还成为中国文学伤春模式的源头,对历代伤春诗词抒情方式的形成,乃至于对中国伤春文学委婉、缠绵风格特征的确立,都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翻译语境与词语选用

首先回顾关于翻译语境的研究现状,认为将翻译语境分为静态语境和动态语境颇为恰当;接着综述词义多维性的研究状况,认为将词语意义分为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比较合理;然后结合丰富的实例,论证具体语境与词语的比喻意义和联想意义之翻译的密切关系。旨在证明:翻译语境支配词语选用,只有在正确理解具体语境的基础上,才能把握住词语在语篇中的动态意义,准确选择翻译策略,恰当地选用词语,保证译文质量。

“我已经不能重生,但是/我们却可以重生”

面对现实、正视现实是需要勇气的,从根底上彻底重新考虑人的未来行为也是很困难的,但对将来不能丧失希望,要具有"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够说:虽然死者不能重生,但生者却可以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