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方块到白方块: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进化思想与艺术终结论

在纯抽象艺术奠基之作《黑方块》诞生后,马列维奇试图继续巩固和发展至上主义的内涵,以“形式归零”为核心原则,展开对色彩的形而上学思考。在1915—1920年的理论写作和创作实践中,马列维奇萌生了“至上主义三阶段”(黑—红—白)的艺术进化理念,并为其赋予了相应的动机(简约—革命—纯粹行动),将蕴含普世乌托邦思想的“白上白”视为达到黑格尔进化史观中理念融入纯粹统一形式并自在自为的最终阶段,即马列维奇所谓的“地球之上统一的世界建筑体系”的艺术“后历史”时代。而结合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来看,虽然绘画在形式和色彩双双“归零”的“白上白”这里走向了一种叙事意义上的终结,艺术的理念阐释转化成了哲学的理念阐释,但抽象艺术在“艺术界”的理论氛围中得以进入多元化的时代,抽象艺术的“空”依然能够不断孕育或生成新的内涵、新的创意。至上主义语境下的艺术终结论强调艺术在审美和社会价值双重意义上的“解放”,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美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古罗马的“庄严美”与“优雅美”——以西塞罗为中心

在西方美学史上,古罗马的西塞罗提出的对庄严美(dignitas)和优雅美(venustas)的划分具有开创性意义。本文基于拉丁语原文对这一组概念展开考辨,认为西塞罗利用公元前2世纪以来的概念和语言资源发展出自己的美学分类,他在维护男性庄严美的同时,让本属于女性的优雅成为古罗马男性精英不可或缺的魅力。而这两种美所内含的性别和阶层的张力也体现了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危机下,西塞罗所构想的能以言辞弥合争端的政治精英所面临的困境。经过西塞罗的使用,优雅美(venustas)完成了语义迁移,不仅成为形容贵族男性的常见词汇,也逐渐发展为形容艺术品的重要美学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优雅美与庄严美在西塞罗处尚不具有独立的美学意义,而是服务于伦理政治主题的从属性议题。

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文学本体论试述——围绕言志、缘情之说及文道观的发展

中唐时代,随着近体诗的继续发展,尤其是齐梁体的流行,缘情之说有了重新流行的趋势。独孤及标举以王道教化为本的言志论,梁肃提倡“先道德而后文学”,都属于古文家一派的文学本体论;但他们在发展传统言志、比兴之说的同时,也使用六朝以来流行的缘情说。权德舆对独孤及的言志论有较多的继承,但他倡言“缘情放言”,肯定“丽藻”“清词”,甚至有“焕然丽藻,丕变时风”的表述,结合其创作来看,其本体论总体上是偏重于缘情说的。在这种复杂、多重的表述语境中,不但传统上被视为正宗的言志说获得新义,更重要的是被视为六朝绮靡诗风之根源的缘情说也被赋予了新内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唐诗文创作的实践中,言志、缘情两说得到了新的统一。

杜甫“颇学阴何苦用心”考论

杜甫创作上善于学习前人,且独具慧眼,梁、陈诗人何逊、阴铿颇受其推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杜甫与阴、何二人有相似的生活经历,情感上有很多共鸣;另一方面,阴、何诗的律化程度较高,风格清丽自然,多写生活经历与人生体验,内容和形式上亦贴近唐诗审美趣味。杜甫学习阴、何二人是有侧重的,他从何逊诗歌中学习较多的是意象,何逊独创的一些诗歌意象在杜甫手中得以发扬光大。杜诗句法方面虽兼学阴、何,但受阴铿影响更大,特别是其中的倒装句,大多能在阴铿诗中找到原型。杜甫学阴、何,亦在句意镕裁上下功夫,或化繁为简,或化简为繁,或活用句义,或变换形式,皆得其精华,合其神韵。杜甫通过对阴、何诗歌的学习,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这是他“转益多师”文学理论的重要实践。

《文艺理论研究》投稿指南

《文艺理论研究》是一本建立在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基础上的学术期刊。本刊欢迎文艺理论、批评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来稿。来稿要求未在其他刊物、书籍和网络等媒体上公开发表过,内容希望有问题意识,在学科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深入、创新。行文要求清晰明白,有观点,有材料,有论证,用自己的语言,谈真实的见解。所有来稿请参照以下约定,如您稍加注意,则可减轻日后编辑的工作量,亦可避免稿件在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反复修改,我编辑部工作人员将不胜感激。

灵晕消逝与辩证意象的生成——以本雅明“技术”观念为核心的讨论

从"灵晕"到"辩证意象",是瓦尔特·本雅明美学思想转变的关键线索。本雅明反复辨析了"灵晕"的内涵、发生条件和消逝原因。就艺术问题而言,灵晕的发生与"美的表象"、迷醉体验和事物"原真性"关系密切。其关键在于上述要素保证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本质距离"。然而,机械复制技术恰恰破坏了上述条件,导致灵晕消逝。不过,随着他的思想基础逐渐从犹太神学转向马克思主义,本雅明对灵晕的态度亦从惋惜其消逝,转变为批判其意识形态特征。他进而探讨了"后灵晕艺术"的可能形态,即以辩证唯物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辩证意象"。

经典的游戏性接受:以宋人对杜甫诗歌的戏仿为中心

相较西方文艺传统对"戏仿"理论的丰富论述与建构,中国传统文论对游戏性写作相对较为轻视。本文以宋人戏仿杜诗为例,尝试探讨古典诗歌写作中的戏仿现象及其在经典接受过程中的意义。伴随杜甫在宋代的经典化,宋代诗人戏仿杜诗的现象亦随之增多。杜诗作为经典文本所具有的知名性及公共性特征、作品的风格化及个性化,成为宋人戏仿杜诗的基础,并在戏仿行为中得到印证。苏轼《续丽人行》是杜诗接受史上值得关注的个案。苏轼故意违背"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古典阐释学原则,对杜甫《丽人行》一诗进行"误读",并在续诗中对杜甫形象予以"重构"。对经典的戏仿与"嘲谑""讹语影带"等历史悠久的娱乐传统相关。娱乐需求转化了文本的功能,使经典在文学传承的谱系之外,拥有了民间文化、日常生活、社会舆论等更广泛领域内的生命力。

《审美的他者: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丛书:第八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出版日期:2019年12月本书观念、实践勾连,图像、文字互证,在大文化、大艺术坐标中,考察20世纪中国作家介入美术的不同行为,解读现当代作家不同形式与角度的美术论述,梳理作家美术思想与其文学观念、文学文本的复杂关联,进而指出现当代作家借由美术审美资源的介入和思考,推动了新文学的内在变革与发展,由此挖掘文学、美术汇通的审美与思想资源,突出文学、美术联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意义。

文图中的竹林七贤

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体现在文学史与艺术史上一个个具体的艺术事件中,历代各种《竹林七贤像》就是例证。竹林七贤对中国绘画、书法、雕塑等图像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论界较少系统的阐述,从中阐发文学与图像对立与共生关系的则更少。无论是竹林七贤文学还是竹林七贤图像都从各自的角度反映了他们丰富多彩的人生及其激烈矛盾的内心世界,也反映了根植于整体中国传统文人阶层精神世界之内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论沈从文与物质文化研究

1949年以后,沈从文被迫搁笔,从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研究。他的物质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的杂文物的研究,与其文学创作息息相通,是一种呈现其生命形态的"抒情考古学"。其物质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向是"为物立传",以大量文献追溯"物"的前世今生。他对物质性存在的高度重视,既与现代考古学相呼应,也与其长期对"物"的兴趣密切相关,有效地将传世文物、出土文献、出土实物相结合。这种"为物作传"的物质文化研究,突破了原来的学科界限,将文史研究与文物研究相结合,穿梭于技术史、美术史、美学史、文化史等不同学科之间,体现了鲜明的跨学科性。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既是一种历史解释的方法,也成为理解与修正文学史叙事的重要依据。他的研究是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使那些充满生命情感的"物","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艺术的美学体制及其政治维度的构建——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考察

朗西埃不满意将艺术变成纯生活和将艺术变成纯艺术的两种现代主义模式,他力图去发现隐藏在这种二元对立中的内在张力,主张艺术应该在这两极的张力空间中自由游戏,把这个张力空间打造成为"无分之分"的歧义剧场。现代主义美学革命的要义就在于使原先被排除在外的部分也进入文学,诸如不为整体故事服务的细节、不听作者安排的人物,这些不服从的部分以自身的坚硬存在打破了既定的感受性体制,文学的政治于焉发生。

晚清儒学新变与“新小说”的国家想象

20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是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更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既与西方现代性的传入有关,更是晚清儒学突围的结果。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舍,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时空结构,三代、桃源叙事转向了指向未来的"新中国"的想象。政治小说在引入西方政治理念的同时,以文明和道德的理想主义重构了现代国家的符号体系。"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相互激发,在"新小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小说"东方式的国家想象,渗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揭示出儒学现代转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在。

事件文学理论探微--“理论之后”反思文学研究的重建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理论之后》中对曾盛极一时的各种后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文学理论要重新回归文学本体,要在道德和伦理等宏大问题上进行建构性的反思。本文试图在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伦理学"的基础上,在其理论反思所凸显的"事件"的基础上,将吉尔·德勒兹和阿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概念结合起来,继续推进伊格尔顿对理论的反思,尝试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事件文学理论。事件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作家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通过语言事件表现生命事件,关注的是读者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接受这些生命事件,通过自己的生成让它们颠覆日常生活中的规则、习惯、风俗、标准等等。因此可以说,这正是伊格尔顿所期待的"文学伦理学"。

“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当代中国文化较为引人注目的流行趋向，即是视觉文化的风起云涌，所谓读图时代、光影时代的来临云云，即可为最好的明证。然而，人的感官是多重的，片面地重视视觉而忽视其他感官，不仅影响到人自身接受信息的准确度，也会导致实践活动的误判与误导。

“当代艺术研究:哲学与社会学的维度”学术研讨会纪要

“当代艺术研究：哲学与社会学的维度”学术研讨会暨“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出版座谈会于2016年5月6—7日在南京凤凰台饭店召开。此次会议由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当代艺术理论文献翻译与研究”课题组承办。

中西日文化中的Image/形象/姿

全球化多元文化的互动框架表现为一元/多元的冲突。中西日文化中的Image/形象/姿作为表情达意的艺术符号,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美的形态。古希腊时代的Image以外在的纯形为主,由"形"上升到"体"并在其中突显出几何形状的"Form",在"Form"中体现宇宙的大美。中国的"形象"轻形而重象,由外在之"象"直抵内在之"神",以主客合一的"神"为媒介达到象外之象,是人在天地之中的到场。日本的"姿"并非理性之形,而是直观经验触摸到的形;是动中之静、静中有动的无形之"姿",由瞬间之"姿"来暗示自然万物无限的流动性。

汉字思维与汉字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语言学研究之间的增值性交集

文化语言学研究者提出汉字思维与汉字构型呈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具有文化元编码的性质,汉语在书写的形态上是由语素文字构成的符号系统,因此我们可以把由语素文字书写的文学现象定义为汉字文学。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或汉学家如何能够在自己的中国学术研究中,使自己的思维观念紧贴着由汉字书写与编码的民族文化地面阅读与行走,如何能够准确地走进由汉字思维观念书写与编码的汉字历史和汉字文学中,这是值得反思的。不同的语言必然铸就其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也正是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在跨界中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与汉学研究最为敏感的关键点。

叙述的意识形态性及其超越——基于利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讲座》的考察

本文旨在以保罗·利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讲座》一书为研讨平台,分析利科如何细读马克思经典文本,提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思想,并以此构成其叙述诗学的反思维度。叙述在赋予事件逻辑结构的同时,成为一种将对象合理、合法化的过程,从而"歪曲"了现实的本来面貌。但利科指出当表象成为绝对的"歪曲"之前,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活动和语言活动的一部分,一种"现实生活的语言"先于"歪曲"存在。乌托邦并非天然地属于意识形态,文学乌托邦具备一种"自反性结构",我们以之重新审视在现存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乃至秩序本身,成为显现未来事件的希望。本文试图呈现利科如何在充分的"漫长迂回"(le long détour)中完成了对意识形态、乌托邦及其叙述中介的深度诠释,肯定了只要人是能想象、能书写、能叙述、能行动的主体,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就存在更新和实践的可能性,这构成了对流行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终结论的有力回应。

《文心雕龙》与《文选》“哀”体观辨析

对以"哀"名体的哀辞和哀策,刘勰和萧统的认识存在差异。刘勰出于清晰辨体的目的,固守哀辞初起时的特征,不愿接受它在施用对象、体式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看重的是潘岳的《金鹿哀辞》《泽兰哀辞》,萧统则选择了潘岳更为婉转动人的《哀永逝文》。对于哀策,萧统与刘勰一重视一否,主要原因在于:刘勰论文体多止于西晋,哀策虽源起并不甚晚,然至齐梁时期创作才相对兴盛,故未多论列;萧统本重庙堂之制,又生逢哀策应用相对较多之时,故选录了擅长此体的颜延之和谢朓作品。

美国的当代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

新时期以来,对于美国的文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一直没有中断且成绩斐然,对于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美国学界采用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进行文学研究这一现象却鲜有提及。在主张文学研究多元化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对美国学界采用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梳理,总结并介绍了此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打破了文学与现实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发掘出了二者之间彼此影响的关系,并对文学和文学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指出了文学的独特功能:探索可能世界,为人类的进化寻找方向;而文学研究也由此获得了一个作为文化的创新之源而独有的面向未来的实践性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