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形質到品格:“骨”爲書法之祖

文字觀與書法觀,是書法審美對象人格化的理論基礎,而“骨”及其形質,又是書法之神、氣、筋脉血肉之所憑依。在道德倫理的觀照下,“骨”之品格則成爲人品與書品的中介,進而成判斷書法的價值所在,以决定褒貶抑揚。健美之“骨”和高品之“骨”的生成均本于筆力和筆勢,由于書法以心馭筆、筆能轉心等觀念,遂使“骨”的形質狀態與作者的心意相聯繫,而人之所有、所尚,理想的或寓托的一切,都可以借助“骨”來表達。在傳統書法審美與批評的書面表達中,人們經常會省略“力”“勢”而直接言“骨”,或略“骨”而徑言美感和風格,雖不言“骨”,“骨”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在古人看來,“力”是“骨”體,是美善的支撑,得筋骨則點畫字形自然雄媚,“骨”之加减偏重則構成無窮的變化,以此决定了書法的傳習和個性價值。古人講“骨爲書法之祖”,即著眼于此。

元代中峰明本“書類柳葉”論析

元代僧人中峰明本書法有“柳葉體”之稱,勞悟達認爲“柳葉體”説法來自劉璋對中峰明本“書類柳葉”的評説,且“柳葉體”是小篆的十一種類型之一,其早期術語爲“柳葉篆”。本文就勞氏的觀點展開探討,通過研究發現“柳葉篆”不僅是古文書體的指稱,同時也可以表示一種用筆方法。中峰明本“類柳葉”行書頗具禪機,用筆特徵也相當鮮明,其汲納章草所形成的獨特書風與楊維楨則見一致,在元代書法史上獨標一幟,“自是一家”。

李光映《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考論及其書學觀念

李光映爲清初嘉興自曹溶、朱彝尊後最重要的金石學者,所著《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匯輯資料廣博,資料取捨以明代及清初諸家爲重,對前沿成果收録明確。李光映對金石拓本的品評重書法,尤喜行書,總體來説其書學觀念未脱離王羲之的正統。

論劉熙載的顔書觀及其書法實踐

顔真卿是繼二王之後的又一書法高峰,影響深遠,後代書家多學其書風。晚清文藝理論家劉熙載對顔真卿評價甚高,認爲顔書"櫽括諸家,變法得古意",且不拘一格,自有天趣,有"沉着飄逸""紆餘藴藉"的特點。劉熙載欣賞顔真卿的高尚品格,推其爲"書如其人"的代表。劉熙載主張學顔要"贍真實之力",又要有"旁礡之氣"。文章還對劉熙載學顔書法實踐和存世作品進行討論。

“用逆”與包世臣書學

“逆”本是中國書法的隱含法則,包世臣對其進行特殊的關注,形成了“逆入平出”“逆鋒”“用逆”等概念化的表達,并提出了“用逆以换筆心,篆分之秘密”這樣一個命題。“逆”在包世臣的書學中統攝其他技法理論,具有“元筆法”的意義,是我們理解包世臣的書學不可忽視的綫索。包氏對“逆”法的闡釋有前人的鋪墊,既是對書法的主動變革,也是晚清書法變革的表現。“用逆”的相關概念和思想在包世臣之後成爲很多著作討論的話題,以特有的方式影響了當時的觀念和實踐,并成爲書法常識的一部分。

許慎“書者,如也”命題的書學接受發微

漢代許慎提出“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本文分别從“書”“如”的訓釋,謂詞更替的實踐語境變化及“書”的客觀功能流變這三個角度,揭示“書者,如也”這一字學命題轉化爲書學命題的過程。

張駿書法研究——張駿書法系列研究之二

張駿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朝廷書家,由于衆多原因書迹流傳稀少,人們對于其書法大都衹瞭解其草書狂怪而已,而對其他類别的書體没有關注。今根據其存世書迹資料及文獻記載,對其篆書、楷書、草書、行書分别進行分析研究,以便人們更加全面真實地認識張駿及其書法。

1912—1920:李瑞清海上鬻書考略

李瑞清是近代書畫商業文化人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辛亥革命後,他拒絶國民政府徵聘,避居海上,自號"清道人",鬻書自活。然滬上鬻藝保全了志節却使得家口衆多的李瑞清生活上捉襟見肘。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他的政治堅守不無迂腐,但這的確反映了不少遺民内心的時代焦慮。同時,李瑞清的鬻藝生涯是與商業文化的博弈、磨合和妥協,他已經認識到商業文化和"市廛"的價值,傳統意義上"不齒言利"的榮辱觀到了近代被逐漸顛覆。

由卫门书派窥探魏晋笔法的嬗变

本文梳理秦汉简牍墨迹中的草体发展简况,分析这段时期草体类型及流变、演进,重点考察近年新出土东汉简牍(东牌楼简、尚德街简)中的草书,梳理三国西晋草书演进,将西部简纸书迹与同近期卫氏、王氏诸名家书法加以比较,着重探讨西晋卫瓘草书风格、特征及其在今草形成中的地位与价值,以揭示卫门书派在书史上的意义。

“苏门四学士”的书论思想及影响

苏门四学士继承和发展了苏轼的书论思想。黄庭坚以禅论书。晁补之重意师心。秦观“不以法度病其精神”。张耒尊唐重法。“苏门四学士”的书论思想的影响。

北朝书法楷模的缺失及其影响

汉魏以降的书法史，书家和作品两条线索基本呈现一种对称的状态。北朝书法是一个例外。文献当中并不缺乏北朝楷模的记载，但是未能进入品藻系统和缺乏可靠作品，使得北朝书法楷模的历史价值无从显现。由楷模缺失而造成的北朝书法的不对称现象为不仅为碑学兴起提供了可靠基础，同时也为我们观察和理解古代书法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陈介祺书学思想与书法探析

清代碑学理论的建立与金石学有着最密切的联系，陈介祺作为金石学中的代表人物，其书学思想与书法实践更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基础上，对陈介祺书学观点及其根源、得失等进行了较全面的探析，并结合其书法进行了考察。

“字体”与“书体”论辩

“字体”、“书体”定称问题在现代书学界、文字学界存有争议，本文对学术界的主要观点(以文字结构、书写风格为尺度和以文字规范为尺度)作了综述并进行辨析。同时，针对秋子、王太雄两位先生的分歧所在，进而探讨文字学与书学、实用字体与艺术书体之间关系等相关理论问题。

理學家于書法的悖論——以朱熹評蘇軾、黄庭堅書法爲中心的研究

在理學理論體系中,書法是細枝末節的技術,儒士耽于書法會有礙于求“道”。朱熹批判“字被蘇黄胡亂寫壞了”,認爲蘇黄等人在書法藝術上求好求新是追求“私欲”。書法與人之德性相關,蘇黄等人追求崇尚己意的書風是縱氣敗德。以朱熹爲代表的理學家認爲讀書人在書法上做到遵守法度、滿足基本書寫要求即可,他們在書法上樹立的典範是以蔡襄爲代表的“端人正士”的書法風格。但另一方面,朱熹面對蘇黄書法法帖時,又無法自拔地欣賞他們突破陳法、追求己意的風格,朱熹很難把追求“痛快”的人欲和追求“天之正理”的人之德性統合起來。理學家面對書法的這種矛盾,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無法解决,書法的獨特價值在理學家的理論體系中没有得到圓融的解釋。

《墨池編》的學理分類和古典“書學”知識譜系的生成

朱長文的《墨池編》凝聚了他對于宋代及以前書法學術的深入思考,該書提出并回應了書法史上的一些重要議題,第一次清晰系統地展示了古典“書學”的基本内涵、組成方式和發展脉絡,不愧是書法學術史上的劃時代之作。在“書學”不斷演進的過程中,朱長文的《墨池編》站在時代和歷史的立場上,一方面沿襲晋唐以來對于“書學”一詞的基本理解,同時又以“墨池”的大概念來擴展和豐富傳統“書學”的内涵,通過《墨池編》的學理分類,爲古典“書學”知識譜系的生成做出了極爲重要的貢獻,同時也爲“書學”當代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從書法學角度論析吐魯番文書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和過程

吐魯番文書以數量大、種類多而著稱于世,經過多年的學習與總結,文書的書法特徵比較明顯,篆書字體幾無,簡牘也多在近鄰敦煌和樓蘭两個地域出現,行書、草書、楷書爲吐魯番文書的主要書體,當然也不排除有少量的硬筆書和外來文書體的出現,本文重點研究吐魯番漢文書書法發展的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漢代簡牘書迹幾近杳無,到晋代十六國前凉時期爲一個大的書寫階段,書體以楷書、行草書、章草書爲主要書體;之後,高昌王國一百八十年的統治歷程爲第二個書法發展階段,仍以行草書爲主要書體,迨至唐西州時期行草書和小楷達到創作高峰,可視爲書法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本文對此三個重要階段詳論之,宋元明清時期略之。

《龍藏寺碑》藝術價值的歷代評述及文化争議之辨析

《龍藏寺碑》爲隋朝名碑,歷代的評述頗爲豐富,從北宋歐陽修開始,宋、元、明、清、民國乃至今天,都有名家評述此碑。評述者大都一致認爲,此碑開啓初唐書風。然而,在此共識之下,歷代評述者亦略有差異。從這些評述中可進一步探究《龍藏寺碑》在書法史上的意義和對隋朝與唐初楷書的影響。此外,《龍藏寺碑》不僅具有重要的書法藝術價值,也有重要的文化價值。由《龍藏寺碑》引發了一系列相關争議問題,這些問題涉及歷史考古、歷史地理變遷、宗教文化研究等諸多方面。

民國前期上海“震亞圖書局”書法出版研究

清末民初之際,西方現代影印技術在國内的普及極大地促進了各類刊物的出版,書法出版物就在這股浪潮中興起,在當時衆多的出版局中,震亞圖書局是較爲典型的以書法字帖出版爲主營業務之一的圖書局。震亞圖書局依靠上海地區的書家和收藏家資源,出版了近百種書法字帖,在上海、江蘇、江西、安徽等地設立經銷處。民國前期書法字帖的出版改變了書法史的發展面貌,極大地推動了帖學的重興。

飲冰室主人的隸書情結

在梁啓超的政治、學術生涯中,書法雖爲餘事,但他"終日孜孜,而無勞倦",視書法爲一項事業或人生"不失爲第一等的娱樂"。他最擅長的書體是從六朝碑版和墓志中化出的楷書和行楷,然而真正痛下功夫却是從漢魏隸書切入的,他于隸書有着特殊的情結。本文從《雙濤閣日記》所見習隸情况、隸書碑帖收藏及題跋情况、彩箋中的隸書世界、隸書碑帖臨摹與創作這四個方面闡述梁啓超獨特的隸書情緣,並通過豐富的實例揭示出梁啓超隸書風格的特徵。身處風云變幻的近代中國,梁啓超遊情翰墨,醉心漢魏碑刻,"靠臨帖來鎮定自己","伏案習魏晋六朝人書,以寄托其鬱悒不平之氣"。無疑書法已成爲梁啓超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