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要求培养高阶能力:对教育强国的共同考察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我国在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新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就是要发展高阶能力,此为实现劳动力素养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实际上是在要求把传统劳动、常规劳动、异化劳动转化为创造性劳动,这一点与马克思和杜威的思考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教育强国就是面向所有人培养高阶能力,并为此做出系统而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从而使得创造性劳动成为普遍可能的国家。

中国教育现代化话语国际传播的认识论挑战与突围

现代化指代一种社会文明进程,而现代性是现代化进程的认识论表达,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的本土现代性。当下,西方现代性在认识论层面上具有霸权殖民性,已然成为国际学术共识。为跳出西方现代性的桎梏,“文化自觉”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显性诉求,叶澜老师团队创建的“生命·实践”和刘铁芳老师创建的“中国少年培育”等均是中国教育话语的文化基因表达。但是这些本土文化基因该如何守正创新地进行国际表达与传播,是亟待当下教育学者深入探究的问题。文中以上述两个中国特色教育话语为例,探究它们在国际表达与传播中面临的认识论挑战和突围路径,提出话语、文化和认识论等多层面的翻译传播和对话路径,为当下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范式参考。

循证教学如何能在学校落地?——《一项英格兰循证教学进展评估》报告的解读及其启示

英国教育部围绕循证教学在学校落地的现状及影响因素问题,对英格兰学校展开了为期两年的实证调查。调查有以下几点发现:一是循证教学在学校落地过程中面临着外部研究证据的价值认同、高质量证据的获取、证据的情境性应用三重困境;二是成功落实循证教学的学校具有以融合研究证据和实践智慧为导向、以学校领导为筛选和传播证据的核心力量、以“基于证据的反思与改进”文化为支撑、以高校专家为强大助推力的四大共性,学校的战略领导力是促使循证教学在学校成功落地的关键因素。这启发我们在推行循证教学的过程中,需以“语境证据主义”价值观为引领,形成对循证教学的合理认识;构建循证式领导力培养体系,激发学校领导层的能动性;搭建循证科研与教学互动平台,发挥高校专家的研究优势;开展系统的循证教学实践培训,提升教师的循证教学意识和能力;建设开放性的证据资源库,提供获取研究证据的渠道。

学业成绩越拔尖责任伦理越淡漠吗?

责任伦理兼顾行为动机、行为结果的善性,可有效指导传统伦理学更好地走向生活和实践,因而责任伦理培养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教育实践领域存在一种对学业成绩拔尖学生(以下简称“拔尖生”)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虽然成绩优异,但责任伦理水平令人担忧。出于对这种刻板印象的质疑,课题组选择上海市一所具有多年资优生培养经验的初级中学进行个案研究,使用《中学生责任伦理量表》对比拔尖生与普通生,讨论了拔尖生的责任伦理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拔尖生各维度责任伦理水平普遍优胜于普通学生,尤其在未来责任、群体责任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优势更为鲜明;(2)影响拔尖生群体责任伦理水平、社会责任伦理水平的重要因素是他人责任伦理水平、自我责任伦理水平、班级同学该维度的责任伦理水平、父母对孩子综合素质的期待;(3)影响拔尖生未来责任伦理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依次是对他人责任伦理水平、自我责任伦理水平、自我教育期望、班级内学生未来责任伦理水平;(4)父母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会显著降低未来责任伦理水平,性别、年级、父母学历等控制变量对拔尖生责任伦理影响不显著。今后,教育相关部门和工作者应重新认识拔尖生这一群体特征,改变对其的刻板印象,并与家庭等多方力量联合,致力于研究教育改变,创设教育情境以支撑学生学业成绩与责任伦理的共同发展。

高质量课程教材建设:价值追问、现实路径与未来展望——第四届全国课程与教学青年学术论坛述评

课程教材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载体与依托。2022年8月20—21日,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以“中小学高质量课程教材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举办了第四届全国课程与教学青年学术论坛。在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颁行实施的新背景下,建设高质量课程教材是对新时期我国教育发展政策的积极响应,是发展中国特色课程教材理论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课程教材质量的实践之需。当前高质量课程教材的建设,紧紧围绕以素养导向建构新目标、以“学为中心”打造新教材、以“学科实践”推进新教学、以“促进学习”开展新评价展开。基于此,未来应继续深化发展机制、凸显文化底蕴、强化数字赋能,进一步推动课程教材育人价值的实现。

马克辛·格林的“全面觉醒”教育目的观及其启示

马克辛·格林系犹太裔美籍著名教育哲学家。结合自身经历,格林以存在主义、现象学、马克思实践观、杜威实用主义等为基础,力图重构教育目的观。格林将教育目的界定为"全面觉醒",其要素包含:批判思维、想象力、实践、道德、自由。格林独特的教育目的观丰富了当代教育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

试论我国学科课程标准在新课程时期的发展

对"学什么"与"学会什么"的规范,即内容为纲与质量驱动是课程标准发展的两种不同取向。自新课程实施以来,我国学科课程标准的发展可分为过渡期(2001—2014年)和初创期(2014年至今)两个阶段。过渡期的学科课程标准本质上是内容标准,实现了从教学大纲时代到内容标准时代的过渡。初创期的学科课程标准基于核心素养的育人目标,实现了内容标准与学业质量标准的有效统整。学科课程标准的完善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未来应注重提高学科课程标准的可操作性;优化课程内容结构,明确内容标准中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程度表述;进一步优化学业质量标准,厘清学业质量与考试命题的关系。

从知觉流畅性谈中小学教材

教材是中小学生重要的学习资源,其难度达到什么程度才能适合中小学生的认知发展,是一个复杂问题。知觉流畅性的研究可以提升对难度测量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对于知觉流畅性高的学习材料,学习者的学习判断更为自信,记忆预期更好,但学习者有可能会减少努力或提前终止学习;对于知觉不流畅的学习材料,学习者的学习时间会加长,自信心降低,不能预测积极的学习效果。合理难度理论和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研究对此进行了解释。综合知觉流畅性、认知神经科学及机器学习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小学教材的最优难度可能在0.85左右,这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香港影子教育下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自传式叙事研究

本文从一名内部人士的视角来说明在香港参与补习的生活经历,分别以学生、补习导师和研究人员的角色,对影子教育普遍存在的几个问题给予分析并获得启示。本文采用自传式叙事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于作者的事件回忆录,受启发于自身作为学员和导师时使用的教材、自己的视频录课,以及研究项目的反思日记。基于作者在补习行业扮演不同角色的叙述,本文讨论了几个主要问题,包括(1)影子教育对主流教育积极和消极影响的反思,(2)缺乏对补习教师和广告质量的严格规范,(3)影子教育如何加剧教育不平等以及一些补习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就作者所知,本文是唯一一篇从作者自身作为学生、导师和研究人员的个人经历来讨论影子教育问题的文章,它从内部人士视角阐述了香港补习行业的实践和政策发展。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语文单元整体教学研究与实践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语文单元整体教学,从长期困扰着语文学科教学的核心问题出发,基于"互联网+"环境,以整合的思想组织单元,用真实情境下的大任务学习作为课程组织方式,把学习者引向课程实施和评价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学习引导学生在真实的任务情境中利用工具、资源、平台,主动积极地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改变围绕语文知识点和单篇课文组织教学、学生被动接受和训练应试的状况,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协调发展与整体提高。

学校如何利用数据拓展自主权:一项案例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究这样一个问题:数据驱动的决策行为如何在学校拓展自主权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研究建立在一个前设的基础上,即学校自主权是制度、惯例和主观感受的共同构成物,因此是可能被改变的。研究者通过质性分析,以案例叙事的形式呈现了一所小学的课程变革过程中各方参与到数据驱动的决策之中的意图、意义理解、经验、理念、具体决策和后果,并指出“分布式的领导”、“建立在共同愿景基础上的学校内部数据系统”、“教育行政部门的‘留白’”、“对数据本质的认识转变”和“系统性的数据使用”等学校利用数据做出合理决策的必要条件。

基于共词分析的国内外中小学教材研究热点、主题与发展趋势

为全面了解国内外中小学教材研究现状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本文对698篇英文文献及1 346篇中文文献进行共词分析,通过多元统计和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地呈现中小学教材的整体研究结构。结果显示,中小学教材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广、研究主题突出的特点。教材历史沿革和比较研究、教材教学属性以及教材表达系统研究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围绕核心素养目标、乡土或校本特色化的教材内容研究是国内所特有的研究聚焦点。整体而言,国内教材意识形态建设及研究方法创新等领域落后于国际。拓展研究热点并推进教材基础性研究;加强教材意识形态建设、电子教材开发与实践等新兴领域研究;重视教材研究方法论建设是未来中小学教材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位教育“行动研究者”的成长与使命——佐藤学教授访谈录

佐藤学是世界知名课程论专家,被誉为"行动研究者"。通过对佐藤学的采访,我们了解到:杜威和维果茨基等人的思想、20世纪20年代的"新教育运动"、日本传统教育思想、与中小学教师合作研究并直接参与中小学课堂教学实践,对佐藤学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学习共同体理论并不是简单的教学方法或者教学模式,而是学校改革哲学,学校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是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大学教授不要轻易下校进行指导,需怀揣着向教师和学生学习的态度,与教育实践者开展合作研究,积极和实践者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

杜威教育哲学中的民主及其人性论视角

诞生在美国社会转型期并对中国等产生影响的杜威教育哲学,其生成的主线是"民主与教育",是对教育与社会和人的关联思考。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首先通过生物学和社会学考察,提出了对"教育"的独特界定,进而在"民主"社会中研究具体的教育目的、过程与课程等,确立了教育哲学的社会基础。"民主"尚有其"人性"信仰,社会基础尚有其人性基点。通过对人作为"未成熟的社会生物"之依赖性与可塑性的辨析,杜威确立了其教育哲学的人性基点。从教育与社会和人的关系角度,重新考察杜威教育哲学的基础、路径及其广度、深度与综合性,对当代中国教育研究,尤其是几代学人百年努力的教育学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课堂过程公平的构成因素及其验证

学校情境的教育过程公平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然而,已有研究大多注重概念分析、价值判断,较少以实证数据为支撑,开发测量课堂过程公平的工具,讨论其内在结构。本研究设计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开发测量中小学生的课堂过程公平感知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中,以497名中小学生为对象,提炼出包含4大因子,总数为17道题的问卷;验证性因子分析中,以另外576名中小学生为对象验证前述结构,并提出课堂过程公平的高阶因子模型。以此为基础,通过构建MIMIC模型,检验所提出的模型及问卷在不同性别、成绩以及学校的学生中的适应性。

论童年的社会位置--基于结构的视野

传统儿童理论关注的重点是作为个体的儿童或儿童个体的发展,较少关注儿童群体的历时或共时变化;忽视从宏观上关注儿童群体及童年问题,这导致对儿童的结构性忽视。需要从"儿童"(child)研究转向"童年"(childhood)研究。基于结构的视野,童年不仅仅是个体的一段人生历程,而且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构成。借助于世代的分析,可以显示出童年的特定结构与位置。

美国NBPTS职业技术教育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新发展

为适应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在实践与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美国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对职业技术教育优秀教师专业标准进行了修订,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为接受中学后教育以及从事未来职业做好准备。新标准允许没有学士学位的教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优秀教师认证,鼓励招聘具有非传统教育及工作背景的职业技术教育教师,以突出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实践性。新标准将行业知识分为八个专业技术领域,职业技术教师可以从中任选某一领域参加认证。新标准的内容框架包括十个维度,这些标准构成了标准委员会职业技术教育优秀教师认证的基础。

课堂教学中的感官社会学论叙

在教育社会学的话语中,学校课堂是居于身份高位者的教师与作为心智匮乏者的学生之间知识授受的场域,在那里教师享有俯视、言说、监听之特权,学生履行被看、倾听、附议之本分,师生协同建构了一种主从尊卑的差序格局。而感官社会学的触角更为精敏,它深刻探察到课堂更是一个多感官竞逐、合作、依存、共生的生态网络,在那里师生的感官系统在行使自然功能的同时,更发挥着隐喻意义上的社会功能:视觉喻指"眼睛的权利"与"权力的眼睛",听觉表征着"全纳的耳朵"与"本真的倾听",而声觉则在追问"是谁在言说"以及如何消解"声音的霸权"。

杜威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启示

在影响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国外教育理论中,杜威教育理论是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其中国化至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经历了兴起、繁荣、批判与否定和多元发展四个阶段。杜威教育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持续的长期影响,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杜威教育理论本身的时代性、实用性、真理性是根本性因素,文化从深层次上影响了其在中国的扎根深度,政治变动影响了其兴衰起伏,杜威的来华及其中国弟子的努力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杜威教育理论的中国化经验启示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教育理论,既要尊重中国实情,还要张显主体意识,同时又要在借鉴和创新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学前教育男女教师比例失衡的根源及对策分析——基于对身心二元论的批判与反思

学前教育男女教师比例失衡的已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一现象发生背后的文化观念或心理因素做追根溯源似的分析,因而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前教育男女教师比例失衡的真正根源在于,身心二元论的哲学传统以及随之所产生的将男性归属为灵魂、将女性归属为身体的性别本质论。为此,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学前教育男女教师比例失衡问题的解决:重新认识性别差异;重定学前教育机构性质;建构与身体经验相关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