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湄合作机制升级与区域影响

自湄公河下游倡议升级为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以来,美湄合作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在话语运用上,突出美国主体地位和湄公河国家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割裂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天然与有机联系;在合作领域上,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经济互联互通与水资源议题成为美湄合作的两大支柱,以打击跨国犯罪为首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受到空前重视;在机制层次上,欲将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领导人会议,显现美国深度参与湄公河议题的意图;在机制协调上,更加强调美湄合作新机制与湄公河国家自行组建的区域机制及日、韩、印、澳等域外国家所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间的协调与互补,以构建多层次的机制化合作体系。鉴于湄公河区域地缘战略价值的重要性,湄公河区域治理需求迫切且发展潜力巨大,以及澜湄合作成绩斐然对美湄合作造成巨大压力,美国驱动美湄合作升级以牵制中国在湄公河区域影响力的图谋进一步强化。美湄合作机制升级产生的影响已初步显现。美湄合作日趋务实化,经济互联互通上升为美湄合作的首要议题,广泛行为体的选择性引入加剧了湄公河议题的国际化。由于美国在湄公河区域的激烈对华竞争,湄公河委员会及东盟的地位和作用凸显。

日本强化军事能力面临的军工产业转型困境与前景

近十年来,伴随着安全政策的转向,日本逐步推动其军工产业发展模式从“政府保护型”向“市场竞争型”转变。但从参与军事采购份额、研发投入比重、军备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合作四项指标看,日本军工产业发展正面临转型困境。日本此困境受制于其潜在的结构性因素,包括本土采购与对美采购的张力、出口管制与鼓励出口的悖论、消极和平主义与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对立,以及企业主营业务与军工生产的失衡等,进而影响其军事能力的拓展。日本“安全三文件”提出“根本性强化军事能力”目标,并对今后军工产业发展的重点进行规划,主张通过强化“官民一体”的协作性制度安排形成技术优势,完善本土产业链,提升与盟友军事装备之间的通用性,进而打造日本式的军工复合体,提升日本军事强国地位。同时,日本还追求针对竞争对手的技术领先优势与力量威慑态势,试图强化军工产业来增强自卫队的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推进提振军工产业的行动、放宽军事装备出口限制和拓展海外军工市场等行为,都是观察日本未来军工产业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百年演进与当代发展——基于民族复兴视角的分析

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指南。追求民族复兴是一个长期、宏大的历史进程,它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大国崛起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与历史使命。从实现目标及其顺序来看,民族复兴包括安全保障、富强发展、文明重构三个层次。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冷战等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下,实现保障国家安全这一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走出了从“谋富”到“求强”的复兴之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更多地强调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可能贡献,文明复兴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当前,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将民族复兴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为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演进视角下的欧盟与北约关系走向——兼析拜登当选的影响

自欧盟确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以来,欧盟独立防务与北约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和“相互增强”两种论调。争论焦点在于价值观念、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军事和民事能力、国防工业和支出。在过去几年,欧盟与北约的关系也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发生变化。具体而言,欧盟与北约之间总体上呈现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两者同步增强的发展态势。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承诺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包括进一步加强北约。同时,美、欧将在价值观念上回归“旧常态”,在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上进一步靠拢,在民事和军事手段的运用以及增加国防工业投入上也会有更多共识和共同行动。因此,欧盟与北约的关系将进一步呈现相互增强的态势,但前提是欧盟的战略自主建设不只是出于做强自身,而是更多地为了使欧、美双方公平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兼谈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的新作用

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与政治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加速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现代世界体系便开始形成,并在百余年前发展成为全球性体系。这一体系内部始终存在着最为基本的两对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主权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推动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冲击,加剧了世界经济动能转换以及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将发挥新的作用。

马来西亚债务问题政治化：“债务陷阱论”凸显的根源

通过梳理、分析马来西亚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客观看待马来西亚国家债务的现状,进而对其国家债务风险进行分析与判断。诚然,自2007年以来,马来西亚国家债务有所增加,债务风险有上升趋势。但是,目前其国家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系统性风险相对较小。然而债务问题的政治化,使“债务陷阱论”在马来西亚债务问题上日益凸显。无论是债务问题上的国内政治化、债务国与债权国关系的政治化,还是国际政治化,都使该国的债务问题被强行赋予了经济之外的政治含义,对马来西亚国家发展、中马关系和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合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避免债务问题政治化,正视其本质与根源,加强同中国在经贸领域和债务治理上的合作,是马来西亚解决和防范债务问题的应循途径。当前,马来西亚当局日益表现出超越债务问题政治化的趋向。中马双方以合作促发展,不但是解决马来西亚债务问题政治化的最佳途径,也为中马两国在债务治理问题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政治化的影响与反思

2008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长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趋势。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政治化是其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国内政治层面,债务问题正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也是不同政治集团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重要工具。在国际政治层面,债务被视为介入、影响甚至塑造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和议程的重要工具,也被视为国家间在发展中世界竞争的重要领域。因此,全面客观理解债务政治化的影响尤为重要。总体而言,债务政治化虽然具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其强化了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需求,反而促使人们对它的认识逐渐回归理性。具体而言,债务政治化推动发展中国家构建债务问题认识体系、提高债务管理能力,促进其对国际债务治理体系的反思。此趋势有助于国际社会更理性认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关系,同时,对债务问题政治化的系统认识可以为新时代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合作提供有益启示。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别于往届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包括频繁干预和阻挠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对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在涉及投资规则的国际谈判中强调国家经济主权和主张弱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其投资政策的调整主要源于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的经济民族主义理念,主要目的是通过干预跨国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推动制造业回归,夯实制造业基础。特朗普政府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将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国际投资环境、国际投资规则、中美双边投资甚至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广泛影响。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通过降低企业税费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缓解潜在的引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与主要经济合作伙伴,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商签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新的市场。

“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至今广受国际社会尤其是沿线国家的关注。作为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蒙古国,也在自身的发展战略中积极回应,并由此也提出了"草原之路"战略。如何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和"草原之路"战略的相互衔接已经成为中蒙两国面临的共同议题。以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崭新的起点,中蒙两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均表明两国合作的必要性。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和蒙古国面临经济发展下滑的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两大战略之间进行互联互通,既存在利益重合点和包括经贸互补性在内的对接内容和层次,又面临着蒙古国的"第三邻国"战略等现实挑战和问题。客观认识"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战略对接中存在的挑战,倡导正确的义利观,夯实具体的合作路径,必将对中蒙两国的战略对接乃至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互利合作形成良好的辐射作用,进而对整个东北亚的合作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基于案例与对策的分析

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跨国经营。目前,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在境外形成了若干个原油和矿产资源生产基地,获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油气、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风险性无疑是跨国公司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必然会遭遇两类风险:经营性风险和国外政治性风险。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现身于国际商业和资本市场,国外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

在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建立在广泛共识之上的基本道路选择、务实审慎的内外政策和一以贯之的战略耐心,无疑具有头等意义,但同等重要的还有能够反映时代心理特质和现实情势、具有中国情怀的大战略理论。特别是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关于中国崛起之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本上,就当今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而言,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四是必须彰显世纪崛起的未来指向。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使命,且核心工作是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中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当前,尤其需要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来深入思考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问题,使之形成有机的逻辑链,以确保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既符合现实情势,又符合大战略的固有逻辑,并能最终确保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引文注释规范

本刊注释一律采用脚注，编号为带圈的阿拉伯数字（即①、②……），每页重新编号。下面是引文注释的规范格式和部分实例，供参考。

中国智库建设关键在于“出招”、“解惑”、“指路”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特别是全球化经济体系已把国界打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格局,许多新问题需要智库去研究解决。中央也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多元化的要求,对智库越来越重视。因此。

上海世博会:公共外交的大舞台

上海世界博览会已经精彩落幕,这是中国继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又一次盛会,成为中国民众参与公共外交的绝佳机遇,帮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让中国最大程度、最真实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漂流”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尽管美国式全球化遭到挫折,但日本应继续改革政府主导发展模式,鸠山政权对此未能提出明确的目标。民主党主张将官僚主导决策过程改变为政治家主导乃至首相官邸主导决策过程,但能否在削弱官僚决策权与利用官僚专业知识、能力之间掌握平衡仍存在疑问。中日关系具有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国际、国内经济背景,但因地缘政治及民众感情差距,民主党政权仍将在领土、安全、人权等问题上保持对华压力。

Financial Crisis:Its Impact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Geopolitics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ongoing. The crisis has not only impacted the mode of the world economy that further called for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but also exerte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and geopolitics. China, undergoing a critical period of reform anddevelopment, is obliged to probe the essence of the crisis and its prospective impacts, to discern the direction of the transform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and geopolitics, and to take pertinent measures that will help enhance China’s status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o realize China peaceful rise.

MH-60G or UH-1Y 台军特战直升机采购案解析

今年4月3日，台湾陆航一架UH-1H直升机在进行例行训练时在高雄县旗山镇山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罹难。由于UH-1H直升机服役时间过长，台湾陆航早就想更换新的机种。但从换装计划提出到现在的七、八年里未获任何进展。直至此次UH-1H直升机发生坠毁事故发生后，才再度引发了外界对台湾陆航老旧通用直升机换装的议论。

大国雄心 全球媒体强烈关注中国探月计划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发射成功,继神州系列载人飞船之后,中国航天又一次震撼世界。各国媒体对中国探月工程的逐步展开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科技进步的成果,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但也有部分别有用心的媒体诬称探月工程是中国建立太空军事力量的重要步骤,中国将与美国展开太空军事竞赛。本刊特综述相关报道,供广大读者参考。

决战滩头的妄想 台军反登陆作战能力及动向

自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逃台湾以来，台军的军事战略先后经历了“反攻大陆”、“攻守一体”及“固守防卫”等三次军事战略的调整和五次大规模整编部队，再加上1997年山李登辉政府颁布实施了“精实案”，从而使台湾军队的军事实力得到极大增强。目前，按照台湾奉行的固守战略，台湾军队把反登陆作战作为首选训练任务，妄图达到其“坚守一线，决战滩岸”和“保卫台湾”的政治、军事目的。

欧洲防务机制:演变与前景

从冷战到冷战后,欧洲防务机制发生的变化,折射出欧洲格局的重组以及安全威胁的变化。原有的主要安全机制——北约,作为一头巨象,已经无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而西欧联盟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都作用不大,欧盟作为一个原经济一体化为主的国际组织,虽然也希望赋予自己新的安全职能,以便应对欧洲面临的新威胁,但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猜忌、美国的不合作、经济的衰退、扩大后的消化不良等,都为欧盟的防务合作前景带来相当程度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