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价值管理及其对新时代人民币价值管理的启示——基于货币五重价值管理假说

货币价值管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美国采用综合手段,通过巩固和提升美元购买力、利率、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以及美元作为资本的预期收益率来“称提”美元价值,但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衰退,越来越力不从心。基于美元价值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新时代人民币价值管理要注意以下事项:夯实我国实体经济,确保我国供应链完整性,以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和国际经济竞争力支撑人民币购买力价值;遵循汇率价值和利率价值不能过高的原则;必须让我国的资本市场成为投资而不是投机和圈钱的场所,同时严格限制外国货币在中国的投资权力,坚决守住人民币在外汇市场(对外币)的非自由兑换底线;严格管控离岸人民币的数量,限制其使用功能;维持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以巩固人民币的多重价值。

“苏联模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缺陷与历史意义

“苏联模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创举,受苏联特殊历史条件和理论认识局限的制约,实行半个多世纪后因其内在缺陷而失败。通过考察“苏联模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创行者和论证者对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基本理念的误解,指出其理论上的基础性偏差;进而分析其理论和制度权利体系的缺陷,指出正是因为这些缺陷的不能及时、正确克服,导致其失败。但这种失败并不等于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变革运动的终结,更不能说明资本私有制将永恒存续。“苏联模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实践上证明了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体、建立劳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物价的影响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传导渠道的异质性,分析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物价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大宗商品价格渠道效应最明显,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向冲击对物价带来上涨压力,PPI上涨尤为明显;利差渠道次之,汇率渠道效应则相对不明显,这两个渠道效应均在短期内对物价带来上涨压力,在较长期将导致物价下降。但在美国实施QE4时,正向冲击均会导致物价下降。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外双循环,完成“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组合,才能更好地应对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物价的影响。

“无人化”生产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思

智能革命驱动下的“无人工厂”“无人车间”等“无人化”生产使企业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数量不断减少,而企业所获利润却不断增加,所形成的活劳动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却在不断增加的这种“此消彼长”的矛盾,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无人化”生产中的价值创造与财富生产、“无人化”生产中人的活劳动始终在场、“无人化”生产中物化劳动的价值转移这几个问题的分析和理解,可以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没有过时,依然可以解释“无人化”生产这一经济现象。

经济金融化与财富收入分配——基于二十大报告关于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理解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既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也深刻影响着收入分配。但近年来,金融“脱实向虚”的趋势和经济金融化的问题不断凸显。经济金融化具有自发性,需要政府进行调控干预。从引致增长的效应看,节制的金融化有助于社会财富收入的增长,但过度的金融化则会产生抑制作用和增长停滞效应;从引致贫困的效应看,金融化会拉大贫富差距,过度的金融化将严重拉低劳动者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份额,无益于我国按劳分配的主体分配制度。因此,要以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深刻理解党中央着力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意图,用社会主义制度重塑金融,主动应对过度经济金融化风险,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共产党经济改革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路线选择、方针制定和政策走向。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针对性经济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阶段经济改革主要面临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通过推动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调整,在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转型、社会民生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党的十八之后,我国开启了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其主要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自主研发创新、全面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开创性历史性成就。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尤其是在当前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推动经济改革,应强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更加注重按劳分配,着力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与收入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阐析——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讲话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反贫困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智慧结晶。这一理论是在总结中国和世界贫困发生的客观基础及其客观规律、中国特色反贫困社会实践及其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反贫困国家治理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在对百年来中国特定的贫困发生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基础上,通过实施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反贫困实践,构建了科学的反贫困制度,走出了一条正确的反贫困道路,进行了科学、精准的反贫困国家治理,进而形成了科学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来源于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具有中国特色,但因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而体现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的一般规律,因而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也具有普遍性和借鉴性。

中国两大部类结构特征及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基于两部类投入产出数据的分析

新时期中国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再生产必须协调运行。根据产品既定时期最终用途编制两大部类投入产出表,用于分析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五年间的产品结构变动,并运用多因素多阶影响分析模型,定量测度各需求因素对两大部类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大小,分析结果表明:生产资料生产仍是中国经济最强支柱,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引导和推动着产业结构转型;两大部类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影响具有异质性,投入系数和资本形成结构是决定第一部类产业结构比例的关键因素,而居民消费结构和总增加值率是决定第二部类产业结构比例的关键因素。新时期中国应形成消费引导第二部类、第二部类拉动第一部类、第一部类推动总体结构转型的协调发展新格局。

论新中国对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从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历史使命"来看,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对私改造"取得伟大胜利这件事,尤其值得纪念。"对私改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是一场对私有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共产主义革命"原理的丰富和创新。"对私改造"的伟大胜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相比,对新中国未来的发展,意义更为深远,历史地位不容低估。我们只要承认"对私改造"的必要性和伟大胜利,就不能不对一段时期以来的私有化"改制"思潮进行反思。党中央不断强调要坚持"四个自信",这理所当然地包括对新中国"对私改造"正确性和科学性的自信,高度重视"对私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伟大胜利,对于纠正目前所有制结构的不良比例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的几点认识

2020年以来,党中央提出和制定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想,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我们认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在"十四五"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纲领性重要地位。

财政资源、投资与东北经济增长--基于2001~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2014年以来的东北经济下滑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基于2001~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财政资源和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近年来东北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扩张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趋势,财政转移表现出一定的短期效应。由此可判断,东北经济缺乏内生动力,存在较大的脆弱性。因此,要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应大力加强培育形成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智能制造业,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城镇化进程,扩大对外开放,培育多元投资主体,推进市场化进程,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从而形成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论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民族经济学构建问题

基于唯物史观,马列主义对民族问题的阶级分析对于突破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诸多难点,在方法论上具有引领作用。引入制度因素的域观经济学,有助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建设。民族经济学应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普适原理及"文明冲突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本学科建设提出的更为迫切的纲领性要求。

收入恒等式问题为什么被忽视?——对经济学工具主义方法论的反思

谢克提出的收入恒等式问题表明,总量生产函数的本质只是收入恒等式变换的代数假象,这一结论使得人们有必要对宏观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进行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由于奉行工具主义方法论,忽视了收入恒等式问题。这也是因为,新古典无法对收入恒等式问题做出有力的理论回应,只能诉诸工具主义方法论。新古典学者对此问题相关辩护及其存在的问题,表明工具主义不足以反驳收入恒等式问题。由于收入恒等式问题展现了经验研究产生误导的可能性,因此,过于注重经验研究的工具主义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资本主义信用危机的成因及其传导机制探析

美国金融业于2020年伊始即遭遇重创,资产价格短期内大幅缩水,这是其金融近年来不断动荡的一个缩影,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并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运用马克思的信用和危机理论,构建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信用危机产生的传导机制,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信用扩张是内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必然趋势;由于工人工资存在制度性约束,信用扩张必然造成“虚假的繁荣”,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资本主义国家对此的应对之策,是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低利率下金融资产积累增速持续快于实体经济增速,危机终将在信用链条的薄弱环节爆发。美国巨量的信贷沉积、消费持续不振、在经济周期尾部所伴随的低利率、信用扩张快于实体经济等作为实证支持,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争论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然而,社会上仍存在一些如“消灭私有制论”“民营经济离场论”和“新公私合营论”等怀疑、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引发了人们对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理论争论的背后是政策主张的不同。对这些言论进行梳理、鉴别和批驳,有利于坚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安心谋发展的信心,更好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通货膨胀”(物价膨胀)的原因与根源再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政治经济学教材和流行的观点认为,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物价就要上涨,这种说法不符合信用货币流通规律。从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及其现代化形式正确推导出的物价膨胀的基本机制是:'社会交易支付需求持续显著超过可交易对象+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或货币供应量增加为条件'。社会交易支付需求过度增长是物价膨胀的主导原因,没有这个前提,(央行)货币供应量膨胀并不会引起物价膨胀。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异常增加主要原因是经济周期中的经济过热,一般与生产过剩相伴随,深层根源是市场经济中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

中国金融压力的特征、度量及影响

金融压力的增加会导致金融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增加,市场参与者持有风险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的意愿降低,并进一步通过多种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我国的金融压力变化较为频繁,金融体系较为脆弱。金融压力对于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压力指数的走势对于宏观经济指标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对金融压力的未来变化进行预测通常是困难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当考虑对这一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并配备灵活的工具来快速应对新出现的金融压力。

制度变迁降低市场分割程度了吗?——基于沪港通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分割的主因是各种制度性障碍,我国证券监管部门推出的沪港通实质上是一种降低市场分割的制度安排。虽然沪港通开通后两地市场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两市价格引导关系以及时变相关系数等均没有显著的提升,甚至略有下降,这表明两市一体化程度并没有提高,市场分割程度也没有降低。同时这也说明在市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以及其它约束条件存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某项制度壁垒的消除可能未必会达到理想的效果。当前两市走势稍许背离的最直接原因主要是沪港两市资金的非对称流动。

论《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

科学的批判精神是《资本论》的一种固有本质属性,这是由它的创作者马克思本人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其总的立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在它的各个方面,使《资本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体范畴、基本原理、逻辑结构各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因而,辩证法所具有的那种"批判的和革命的"品质就成了《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它的"下册",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具有同一个基因与同一个本质。今天研究《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正好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续接红色基因,传承革命品质,起到强根固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