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是”与“真”--从现象学家的视角看

事物情况具有客观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具有主观性,二者相互是不是符合,人们的认识是不是一致,都会引发争论,会涉及与真相关的争论。有人会说事物是这样的,有人会说事物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的。人们会认为,事物情况如其所是才是真的;而且人们会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真的,他人的不同认识不是真的。所以,一方面认识与世界相关,与人相关;另一方面认识涉及语言,涉及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涉及真假。简单来说,认识涉及语言和逻辑。“是”与“真”则是相关研究的集中体现。关于“是”与“真”的研究,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所以,这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

人类文明的精神性与中华文明精神性的当代体现--以马克思辩证文明观为基础

人类文明表现为物质性和精神性两大方面。精神性文明蕴含着整个社会文明的未来指向和发展理念。马克思的文明观是物质性和精神性两大方面的统一,既表现在物质劳动成果的物质性方面,也体现在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和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追求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其呈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价值观念,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冲突的新特质,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以身为媒:论生物艺术在“位置之外”的他者世界建构

景观社会借助单一的视觉媒介,将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从人身体的共感中分离出来,以视觉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单向度符号传播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媒介和身体之间以及身体的不同感知渠道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的紧张关系。生物艺术重新回到身体媒介本身,在以身体为主导的媒介融合中建构起参与者与其他生物体肉身交互与感知转化的情境。这不仅让人以具身的、整合的方式接近其他生命体的经验,还借助新媒体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转码/再建码功能,让作为符号主体的参与者在“位置之外”转化性地进入作为他者的其他生物体的意义世界,去模拟、体验、表现和重构不同的符号过程,由此拓展人体验和认知的边界,破除景观的幻象。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从分任到集权:左宗棠、袁保恒之争与同光之交西北军政格局的变动

同治十二年九月湘军攻克肃州,清廷准备出兵收复新疆。关于粮饷的筹措,清廷不欲再行添拨巨饷,欲继续挪用西征协饷。在人事方面,清廷遵循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之旧例,兵事、饷事各有责成。左宗棠反对朝廷方针,对出关粮饷转运诸事消极抵制,无心任事。负责西征粮台的袁保恒支持朝廷主张,力主统筹全局,接济景廉等关外诸军。同治十三年八月,清廷命左宗棠督办粮饷转运事宜,袁保恒出任帮办。双方因争夺饷银支配权,围绕购粮、购驼等事纠葛不断,进而互相攻击。可谓“塞防”派内部之争。鉴于二人不和,清廷于光绪元年初重新调整西北人事布局,袁保恒、景廉被召回京,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集团遂完全取得西北兵事、饷事的主导权。左宗棠一人兼任兵事、饷事,推动了日后收复新疆之役的展开。

央行“降准”能释放流动性吗——现代货币理论的观点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法定准备金率”调整的政策信号无法真正地释放流动性,原因在于准备金作为一国中央银行的债务,是一国最具清偿力的基础货币,其能否进入经济体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内生需求”。商业银行根据经济体的信贷需求自主地向有偿付能力的借款者提供信贷,贷款的同时创造存款,存款是商业银行的债务,银行债务的清偿需要准备金。商业银行的信贷逻辑为贷款→存款→准备金,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准备金→贷款→存款。可见,准备金的多寡是由经济体内生决定,中央银行无法自由“裁定”准备金的供给规模,其外生设定的“法准率”也无法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因此,央行“降准”就必然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判断缺乏说服力,相反主权政府“量出为入”地加大财政赤字才是精准“净注入”流动性的重要政策选择。

进口市场转换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转换方向和转换模式的实证分析

进口市场转换是企业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提高国际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企业进口市场转换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在应对重大外部冲击时才使用的策略。本文通过考察中国企业进口市场转换的特征事实,实证分析进口市场转换方向和转换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1)多市场进口企业是中国企业进口的主导力量,双向转换是企业转换进口市场的主要方向,垂直转换是企业转换进口市场的主要模式。(2)从进口市场转换方向来看,双向转换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通过影响企业的进口规模、进口产品种类和进口产品质量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进口市场数量越多,双向转换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3)从进口市场转换模式来看,水平转换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水平,减少了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垂直向下转换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增加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

STS视角下逻辑研究的三种进路

STS在反思科学的进程中形成了逻辑的社会学研究,研究较少,其主要原因一则在于逻辑的特殊状态,二则在于“两种文化”的影响。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有效借鉴逻辑学的研究进展,推动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至少可在三种进路上加以扩展。

关羽擒将图

明,商喜绘,绢本设色,纵198厘米,横23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海德格尔与易之道:存在论形上视域下的唯变所适与大成之序

逻各斯λόγος由“采集”“绽放”的丰富内涵脱略、坠落而至凝定静止命题陈述的逻辑推绎,与此同时,存在从绽放着存在力道的存在,转变而为凝定静止的“在先—伫立”(Vor-liegen)之物。存在φύσις向理念ἰδέα,与逻各斯向逻辑学的转换一脉相承,这一切又与观念论形而上学向存在论形而上学的形上转换相契合。《易》之象、数、辞位于语言的上游,日月雷风山泽,有愆有伏,人情物理,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或顺而成,或逆而败,阴阳错综不测之化尽见于象。易之道“绽放—绽出”并“持留—持驻”于六位阴阳十二全体往来交错的象、数、辞上,皆应其“时—位”之所当然,当止则止,当行则行。居处天地不交“否”世,不嫌绝物往来,但在六爻“时—位”的感通与呼应中又绽出变化之可能,《易》之六位,虚位以待,不执凝滞之法,虽似“唯变所适”,实有“大成之序”隐匿其中,绽出于外。

理解、阐释与阐释的本质——兼论强制阐释

强制阐释是张江教授提出的一个阐释学概念,用以批评那种以阐释者主观意志强力侵入文本,对文本进行符合己意之解释的阐释方式。然而,阐释活动是否存在强制现象?这种现象又如何发生?这并不是一个明见无疑的命题,持有不同阐释观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强制阐释也需要阐释。通过再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重申“理解”与“说明”旨趣的不同,将会发现,理解总是历史性理解,阐释关注新经验的获取。阐释超越过往,开显新维度,指向不同的理解,而非更好的理解或客观理解。就此而言,诠释学中不存在强制阐释现象。所谓强制阐释是一种因诠释学与认识论边界发生混乱而衍生出的意识强力行动。当阐释由理解异变成认知,阐释者转变为认知者,诠释学立场转变为认识论立场,文本的意义阐释转变为文本自在意义的客观把握,强制阐释势必奋袂而起。可见,强制阐释本质上是一种被误认为阐释的认知行为。分清阐释文本的诠释学立场和认知文本的认识论立场,以理解应对文本阐释,以说明应对文本认知,保持清醒的界限意识,强制阐释便无存身之处。

算法推荐新闻的运作困境与优化逻辑:基于建构主义技术观视角

算法推荐新闻的运行原理与价值逻辑,决定了其在数据采集、整合过滤、筛选加工、分发推送等环节存在技术与认识方面的偏差,因而在结果呈现方面引发了诸多问题,出现了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法律维度等多重维度的运作困境。从建构主义技术观视角出发,提出基于技术、用户、平台、制度四位一体的优化逻辑,有助于为促进算法健康、有序、繁荣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论广东在中国统一战线中的历史地位——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进程中,广东的地位极其重要。广东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发源地,港澳统一战线工作的前沿地,海外华人华侨统战工作的主阵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先行地。广东以其特殊的地缘优势、鲜明的统战工作特色与卓越的历史贡献,书写了近百年中国统一战线史的壮丽篇章。

看见他心:从胡塞尔、梅洛-庞蒂到社会神经科学

直接社会感知是一种新近在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内部兴起的理论,旨在挑战笛卡尔主义引发的他心问题。即,他心是一种不可观察的颅内现象。直接社会感知认为,我们感知他人的心理状态与感知世界上物质对象的心理状态具有相同的即时性和直接性。因此,主体对于他心的知识可以是一类知觉知识的形态。这种观念与胡塞尔传统的同感现象学存在着密切关联,并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分析中得到继续深化。上述现象学洞见与当前社会神经科学领域内关于镜像神经元、预测加工等神经机制之间形成了丰富的互惠约束,有助于澄清直接社会感知在应对他心问题上的得与失。

我国边境移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全球化时代,边境作为跨界互动的特殊空间蕴藏着发展潜力。如今,边境移民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诸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国际学界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民族志积累,并提炼出了影响较广泛的研究范式。从边境城市、边民互市、边境开发区、跨境开发区、跨境婚姻、跨境务工、商贸等方面出发,有助于对国内边境移民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通过对边境的“空间—人”关系的把握以及跨区域的研究,可从微观和宏观上探寻行为者的真实逻辑以及一般性的规律。同时注重跨境人员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中介网络在跨境移民中的作用,有助于在流变中更好地把握行为者的社会性和空间社会性,科学、合理地构建边境与移民的知识体系。

国际资本流动与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基于企业投资决策的视角

本文聚焦于金融开放领域下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投资决策的影响,采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资本流动数据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开放下国际资本流动显著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金融账户的资本流入与流出均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实物投资水平,并抑制企业的金融投资水平。稳健性检验表明,国际资本流动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刺激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这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作用机理提供了逻辑支撑。进一步讨论发现,国际资本流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企业实物投资提振效应上,西部地区企业受到金融开放政策红利的影响并不显著。不同行业企业存在明显差异,具备良好发展前景的制造业企业投资分配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显著影响,而相对稳定的传统行业并未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显著影响。因此,在金融开放的宏观背景下,需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政策红利,促进国内金融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耦合协调度研究

在新发展格局下,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的耦合协调度,对引领全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知识创新—产权保护—技术转化”的创新链分析框架,构建2014—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各环节协调水平。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呈整体上升态势,其中广深港处于领先位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创新链耦合协调水平较低,至今仅有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达到高度协调水平,香港、佛山和东莞三个城市达到中度协调水平,其余城市仍处于低度协调水平。据此,本文从加快完善三地科创合作机制、强化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人才资本和基础配套质量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