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型村落社会治理法治化个案研究--兼论“马庄经验”对涉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启示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成功典范“马庄经验”,在加强党建工作的基础上开创产业发展致富道路,注重文化立村和文化兴村,提升民众思想素养和育人树人的文化品位,完善各类基层社团组织规则和村民自治规范,最大限度地从基层一线推动事先防控的基础工作。从源头化解各种矛盾和预防各类纠纷,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事业,在富民安民与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并重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中创造了丰硕的成果。系统研究总结这一系列经验和成果,对进一步做好我国涉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文旅数字化的内涵演绎、现实挑战与推进机制

文旅数字化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路径。从内涵、机制、挑战和推进对策等方面展开综合研究发现:文旅数字化使文旅生产方式、生产主体和生产对象都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使消费群体、消费品、消费场景发生了重要变化。文旅数字化的动力机制应从外部和内部角度审视,外部动力机制主要源自技术-资本的双轮驱动、需求牵引拉动与政策扶持带动,以及技术、资本、需求与政策间的正反馈机制;内部动因主要包括数字化能更好满足文旅需求、创造更多文旅需求、全面拓展文旅产业边界、提升文旅领域运营效率。我国文旅数字化在发展基础、发展方向、发展理念、数据互联互通以及体制机制方面,都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现实挑战,应着力在夯实发展基础、理顺关键关系、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组织管理创新、促进政策与法律法规创新等方面推进。

青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主题。从人力资本提升、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布局优化、城乡一体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国家战略六个维度构建青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CRITIC-熵值法进行组合赋权,计算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并测算高质量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与灰色关联度。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2006-2020年,青海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高,逐渐由低水平向中高水平迈进,其中,人力资本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高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他方面发展略显滞后,特别是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建设方面存在难题,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的提升。实现青海高质量发展需要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依据青海资源禀赋打造高原特色产业高地,着力解决区域、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注重强化高质量发展体系内部的协同配合作用。

数字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害个人隐私的反垄断法保护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出现了一批具有绝对或者相对优势地位的数字平台。相当数量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违法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排除竞争对手,构筑竞争壁垒。我国的民事诉讼机制和私力救济的局限性,决定了传统私法难以为此种情形下隐私被侵害的消费者提供有效救济。数字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并损害竞争的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中的剥削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符合反垄断法价值目标,落入反垄断法调整范畴。对其引发的消费者大规模隐私侵权问题,需要借助反垄断法加以解决,采取反垄断法规制手段,能够取得比传统民事救济更好的效果。

论康熙末年的喀喇乌苏之役

康熙五十七年,清朝首次“驱准保藏”的喀喇乌苏之役以清军的惨败而告终。虽然此次兵败有着复杂的缘由,但青海蒙古诸部与拉藏汗方面的因素,以及朝廷君臣普遍未能深刻了解西藏政教大局,才是朝廷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进而导致清军惨败最根本的原因。经此一役,朝廷认识到此前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奉行相对保守放任的方针政策存在严重弊端,随之迅速作出调整,接连将西藏、青海等地纳入中央政府更为直接、有效的管辖与治理之下,进一步推动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以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影响极为深远。

传统继替与代际更迭:土族家庭结构变迁研究——基于青海省互助县五十村的调研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一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取得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性成就。土族家庭在百年的时代变革中发生了急遽变迁。基于互助县五十村土族家庭的田野调查,动态呈现在传统继替中的土族家庭变迁,阐明在代际更迭下土族家庭结构的变迁动因,在具体语境下剖释民族地区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现代文化的适应。

晚清时期清政府经略西北中的海关协饷

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在经略西北的过程中,逐步将海关税纳入协饷供应体系,并使之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清政府通过由户部四成洋税项下调拨和指定各海关由六成洋税项下协解的途径,来保证军费的供应。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命各海关承担伊犁赔款,并多次以海关为担保,进行借款,以应对协饷不足的难题。晚清时期,清政府逐步将海关税纳入协饷来源体系,是清政府基于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嬗变而做出的调试。研究晚清时期清政府经略西北中的海关协济,以及晚清协饷供应体系的变迁,不仅有利于加深对晚清时期西北经略中军费问题的研究,还有利于深化学界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

民逋与官欠--宋代田赋逋欠问题及其法律处置

宋代田赋逋欠问题的产生与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密切相关。导致田赋逋欠的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主观原因有官吏检田受赃、滥征赋税等,客观原因有灾害、战乱等。为增加财政收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宋代统治者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税收法规,对田赋征收过程中导致逋赋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以刑事制裁为主、行政处罚为辅,然而司法实践中的效果却不甚理想。但宋代田赋逋欠立法体系的完备,值得后世借鉴。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印商事法律纠纷解决机制比较与制度重构

中印双方在深化经贸合作的同时,商事法律纠纷日益增多。由于法律制度、法律环境和法律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两国在商事法律纠纷解决的立法范围、司法效率和执法空间等层面均有所不同,从而出现诉讼途径不畅通、仲裁制度不一致、调解发展不同步、在线纠纷解决不健全等问题。为有效解决中印跨国商事法律纠纷,既要全面了解印度的纠纷解决现状和解纷途径,又要深刻把握我国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及其问题,从诉讼、仲裁、调解等多方面进行努力,通过推动司法互惠、促进调解立法、优化调仲结合以及建立信用惩戒制度等形成更加健全、有效的中印商事法律纠纷解决机制。

留守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途径与模式

由于家庭核心成员外出所引发的包括留守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越来越凸显。目前已有的对农村留守问题开展的研究,缺乏家庭结构下成员间的互动视角,缺乏留守群体和外出流动人口间双向互动视角。本文在社会工作同理、平等、尊重等专业价值观的指导下,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一系列专业方法,尝试建立留守群体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以解决留守家庭面临的问题。

蒙古族文学的价值生成——《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蒙古族卷）评析

蒙古民族的精神是促成蒙古族文学的根本动因,蒙古族文学能够忠实地体现蒙古族精神,二者共处于同一个经验和情感系统。本文应用当代社会学哲学理念,结合蒙古族文学创作的长期实践,从三个方面对蒙古族文学的价值生成机制进行初步探讨,以厘清蒙古族文学发生学方面的深层机理,对当前蒙古族文学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征稿启事

《青海社会科学》创刊于1980年,是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理论期刊,现为双月刊,大16开,204页,单月30日出版。本刊坚持学术性、理论性、思想性和创新性,既重视基础理论、历史问题、全国问题的研究,更重视应用理论、现实问题、青海问题的研究,突出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优先发表学术上有创新、勇于探索、有独到见解的论文,侧重发表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文。

“小地方大历史”: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再考——基于多语种史料和田野工作

倒淌河蒙古村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北部。海南州的蒙古族主要分布在该村境内。关于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以往研究因缺乏运用多语种史料、忽略蒙古族历史的"游牧特征"和田野工作等缘故,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漏。本文基于汉、蒙古、藏等多语种史料的佐证和田野工作,对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主要由三个不同札萨克旗人组成,分别为和硕特南右翼末旗的"居里盖蒙古"、土尔扈特西旗的"托里合蒙古"、和硕特西右翼中旗的"台吉乃尔蒙古"。其中,"居里盖蒙古"和"托里合蒙古"为该村原住民,人口占多数";台吉乃尔蒙古"后来入居,人口占少数。

习近平理论思维观的三维释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论思维问题。在战略地位上,提出实现伟大梦想"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逻辑结构上,全面阐述了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等丰富内容,构建了"135"的圈层结构;在实践方略上,强调要善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智慧,努力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不断坚定党员干部的"四个自信",及时概括新时代鲜活的实践经验,自觉树立全球思维战略眼光,构筑风清气朗的网络精神家园,切实提升全党的理论思维水平。

“一带一路”支点选择视阈下的中国—伊朗合作探析

"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其关键在于推进沿线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加强区域间多层次合作与共赢,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历史交往、经贸交流与合作前景仅是"一带一路"支点选择的必要条件,实现"一带一路"规划目标并能防范风险是支点国家选择的价值所在。布热津斯基以维系美国首要地位为基础,阐释支点国家的选择条件,其虽与"一带一路"支点选择目标具有不同,但对支点国家的选择框架与分析路径仍具有借鉴价值。基于此,本文提出"一带一路"的支点选择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即:地缘位置、地区影响、政局稳定与合作导向。伊朗位于地缘要塞,是地区性强国与中东极少数政权稳定、外交独立的国家之一,并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伊朗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亦具有诸多合作契合。现阶段,伊朗遭遇的内外矛盾虽为中伊合作带来了阻力,但亦提供了合作契机。同时,伊朗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具有海陆联运效应,从而更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进程。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内节点城市协同发展的动力条件与路径机制

《愿景与行动》中确定了“一带一路”国内26个节点城市,其中16个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10个是内陆开放城市,节点城市布局呈现出海陆统筹、东西兼顾和中心辐射的分布特征。节点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支点作用,但也存在着功能定位趋同化、内外合作失衡化等现象。为避免国内节点城市功能定位趋同、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无序竞争现象,有必要在中央统筹协调下,通过地方自主联动发展,搭建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畅通的信息交流机制、权威的组织协调机制,实现节点城市的协同发展,从而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全面立体式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中“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法理分析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对于在民族社会发生的、能够凸显本民族成员之间文化联系和情感认同的内部事务所享有的自主管理权利,具有法律原则和法律权利的双重属性。权利的主体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聚居少数民族,客体是本民族内部事务,包含自由权和请求权两方面内容。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规范路径实现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管理。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在权利保障的过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下的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兼论科创板信息披露的规制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需要强化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是指根据上市公司的不同情况,就信息披露的标准做出不同规定,进而促进披露的有效性的一项制度。在分析差异化信息披露概念与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这一制度对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结合对域外资本市场中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的梳理与分析,以及我国推出科创板市场的现实情境,指出我国的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应以重要性原则与差异性原则为制度的规制原则,并在差异化信息披露的监管中均衡信息披露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乡老与晚清循化厅藏区部落纠纷的诉讼审判

在晚清循化厅藏区部落纠纷的诉讼审判中,官府对部落纠纷的审判,往往不得不借助与依靠乡老的力量。乡老成为官府审判的实际参与者,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查办纠纷时,官府通常传令乡老前往查明事实真相,辨别是非曲直,开导、劝解两造,防止矛盾激化,寻求纠纷解决办法;在审结纠纷时,乡老通常会对两造进行讲理、劝说,促使两造相互让步、妥协,并做出两造均表接受的评议,以为纠纷解决方案。最后官府以乡老评议为基础对纠纷做出判决,终结案件。在此过程中,官府借助乡老的地位、资望来实现与维护其对地方的统治;乡老则利用官府的权威、力量来干预与管理地方事务。这是当地乡老、官府各自实施、维护其在地域社会中权力与影响的重要方式,也是当地社会秩序形成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