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这四位什么才好?

在日益浮躁的当代文坛,许多作家早已成了生意人。他们把文学创作视同于“商业经营”,成天忙于刺激文学消费者。千奇百怪的吆喝叫卖声,总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某当红作家为推销自己主编的杂志,提出个“大散文”概念。照他的理论,散文写作不仅范围要大、手法要大,而且题材要大、内容要大,境界也要大,什么都可以写,什么形式都不拘。这位作家宣称:“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

“我始终戴着假面具”

有句话说,人生如舞台。舞台上的人往往都戴着假面具,越是历经沧桑,越是已经戴上了厚厚的面具,已经很难看清楚本来的真实面貌。很少有人会坦诚地说,自己戴着假面具在生活的大舞台上招摇;而能说自己戴着假面具的,无疑是坦率的人。再说下去就成了形而上了,这显然不是我这样的普通人所能思辨深入的。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最近几天一直在翻阅李更的文与画。对我来说,李更是非常熟悉的陌生人。

封面作者李潇潇自述

文学批评就是批评,而不是或大张旗鼓或浓墨重彩或争先恐后或拐弯抹角地表扬。勇敢,正直,坦率,担当,应该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所应具有的素养。中外文学史都证明,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走向繁荣的重要条件。然而,对于当下的许多文学“名家”而言,他们可以接受无休无止的掌声,他们可以将所有的鲜花都收入自己囊中,他们可以不拒绝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文学利益及其衍生利益,却恰恰不能接受对他们作品哪怕分毫的文学质疑。

从民间视角回溯“鲁郭茅巴”的滥觞

“鲁郭茅,巴老曹”这个广为人知的现代文坛六大家的提法,学界认定来源为1956年2月27日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开幕时所作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报告第三部分结尾中说:“鲁迅的创作开创了整个新文学的历史,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切文学遗产中对我们最亲切的,也是最宝贵的和最有价值的,我们必须首先认真地加以研究。郭沫若的《女神》开辟了一个新诗的时代。作家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赵树理都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初载《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后收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6月,第35页)

阎连科小说语言批判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评论三位当代小说家的文章,文中有几句话质疑阎连科的方言写作,认为他小说语言欠缺艺术性。文章在微信平台发出后,引起不少争论。喜欢阎连科小说故事者,对我“贬低”阎氏极为不满,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我觉得这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坚持认为,小说早过了“读故事”的时代,语言在阅读中已成第一要素,而阎氏“方言写作”和他语言艺术性欠缺有一定因果关系。最近恰好接连读了胡适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柄谷行人谈“文言一致”和“声音中心主义”的文章,联系到阎连科小说语言的话题,就此再发一番议论。

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

田淑晶的新著《天津经典文学文本分析》,甄选十余种经典文本,以其敏锐的审美感悟和精细的文本分析进行深入研究,为我们展示了文学经典的无限可读性和恒久魅力,以及天津文学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一部文学作品被尊为经典是其思想艺术成就臻于成熟的标志。伴随着经典作品的诞生,往往是评论界如潮的评说与争鸣。

作家的“生死场”

我们对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推崇,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可以是“上帝”,对笔下的人物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或权利。作家的创作,也可以说,创造了平行于现实的另一个世界。文学是什么,观点很多。应该有一种观点,文学本质上是为了对抗人类死亡命运的艺术,通过模拟或超越生活,让人类在走向死亡的吊诡命运中获得心安。“生死场”围绕着作家,这是作家的使命,也是作家的宿命。

上海的奇妙与海上文库的遗憾

年逾七旬的韩石山先生宝刀不老,赁居京城、含饴弄孙之余,还在不断地写作出书。最近收到先生寄来一本《次第春风到草庐》,翻开第一篇《沪上文脉自不同》,居然是夸赞上海的。之所以说“居然”,因先生既没有夸家乡太原,也没夸首都北京。不管是一个作家还是一座城市,能让韩先生夸赞,是颇不容易的。

绝地体验,巅峰思考

黄怒波的《珠峰海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是一部颇有新意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英甫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位登山家,故事围绕着他这两个身份展开;或者说,为了展示英甫兼有这两种身份的生活,塑造一个颇具现代生活气息,又具有独特精神内涵和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珠峰海螺》展开了广阔、丰富而又复杂的生活叙写。《珠峰海螺》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是英甫攀登珠穆朗玛峰遇险前后三天的经历,二是“东方梦都”一期竣工前后商界各方势力的鏖战。

英文讲“红楼”

《红楼梦》是一口任由四方君子来淘的古井。随你淘好了,井水永远是那么幽深,静谧,无波无痕。即使你只取一瓢,兑上其他的“无根之水”烹一壶茶,也有饮不尽的余味。我创建的课程“英语文本中的中国”中有一个单元讲《红楼梦》。这是一门英语课,用英文讲《红楼梦》。讲些什么呢?《红楼梦》是一座大观园,可讲的话题太多了。

发表的字数多,就值得骄傲?

有人在我的公号文章后面留言:“你一生发表的文章有多少字?”我在说过“没统计过”之后,觉得这样回答不能体现我对写作的认识,于是接着又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还有多少作品可读。

诗是诗,歌是歌

丁鲁先生的《百年新诗,问题何在?》(《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5期)一文,当时读了并不以为然,只是觉得有些偏颇;但及至细思,才觉得有些问题确实容易造成混乱,应予澄清。下面择要谈两点看法。1、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丁鲁先生是借说别人的文章来谈自己对新诗的看法,但题旨所在,文中就难免对中国新诗颇多微词。他首先说概念,认为"百年来,中国诗歌论争不断,评价尖锐对立,所提名词、观点越多,越是搅成一团乱麻,一个大毛病就是概念不清,逻辑混乱"。

心疼倒伏的麦子

我不是诗人,所以我想我也许没有资格评价诗。但谁也挡不住我被诗歌感动,被写诗之人的赤子之心感动。相比其他文学形式而言,诗歌其实能更广泛更深入地直抵内心。在蓟州这片土地上,不乏吟唱的歌者,他们也许并未名满天下,但他们是歌者,有一种骨子里的情结,视天地万物为灵,以敬畏之心待之。大约二十年前的一个中午,我接到了杜康打来的电话。他的情绪显而易见地低落,用略显伤感的口吻说:“我从没有撒过一粒种子,也没有收获过一颗粮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是在拷问生命的意义。人与人的对话需要情境和感应,我当时的反应是,他在为赋新词强说愁。事后我从没想起就这件事跟他交流,因为我不理解他的情感世界。

《晏阳初》

东方出版社晏阳初,一位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求索的百岁老人,是中国近现代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在谈到中国民间百年乡建事业时绕不开的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晏阳初所推行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至今仍然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具有深远的影响。本书以晏阳初一生拼搏奋进为主线,以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探索为复线,以爱国爱家爱众生为辅线,生动讲述了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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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自己的定位

去年,忽然接到向继东先生的电话,向我组一部文学回忆录书稿。也许是怕我不知就里,列举了已经应约出书者的名单,一长串当今文坛如雷贯耳的名字,把我吓住了。出版个人全集、开设纪念馆、建立研究室、撰写回忆录,只能属于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哪里是我这种人可以奢望的。我与向继东先生素昧平生,之前只是收到过他的一封关于用稿的电邮。当时他正在编辑一本杂文选,打算收进我的一篇千字文。邮箱是刊发那篇千字文的报纸责编告诉他的。

让梦的碎片飘起来

人物传记的写作,向来见仁见智,并无一定模式。尤其是为生者立传,既要让当事各方满意,又不失作者的独立判断;既要面对现实,角度分寸把握准确,又要做到有新意,不落俗套。这绝非易事。坦率地讲,当我拿到鄞珊的《刀耕墨旅——许钦松小传》(岭南美术出版社)时,我是有些犹豫的。作为一名传记写作的实践者,而非文学评论家,贸然写出书评,或有探究不深的风险。然而,细读之后,鄞珊呈现的文字,焕然一新,我还是决心冒险一试,谈谈我读这部作品的一些看法。

写作的来路与写作的老师

没有来路的写作终究有些飘忽有一次听书法家们聊天。一位说,配得上“艺术”二字的书法,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笔笔有来路,二是整体有去向。这两句话虽有些武断,但细细品味却颇有些道理。篆、隶、楷、行、草,颜(颜真卿)、柳(柳公权)、王(王羲之)、米(米芾)、黄(黄庭坚),想在书艺之路上有所作为,绕得过这些经典大师吗?经典意味着法度、难度与审美的高度统一和至高境地。抛开这些,你要自创,除了显示浮躁的肤浅和自负以外,还有来自经典之镜映照出的局促和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