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三农”理论创新的五重逻辑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三农”理论创新具有科学深邃、系统完备的逻辑理路。一是理论逻辑,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三农”问题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二是文化逻辑,在于对中华农耕文化的转化与创新;三是历史逻辑,在于对中国及世界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与借鉴;四是现实逻辑,在于对“新三农”问题的化解和回应;五是实践逻辑,在于对“三农”实践创新的指引和领航。通过以上“五重逻辑”审视习近平“三农”理论创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增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自觉自信。

OFDI、自主创新能力与高科技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从股权进入模式与OFDI程度双维视角出发刻画高科技企业决策图景,研究OFDI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究自主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无论OFDI规模深度或地域广度,独资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均超过合资;(2)自主创新能力在独资模式中对创新绩效尤其是颠覆式创新绩效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且对地域广度的影响大于规模深度;(3)经区位异质性研究后发现,在独资模式中发达国家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而在合资模式中发展中国家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理想;自主创新能力在独资模式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与合资模式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

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机制创新与突破路径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一种从国家发展与安全的角度定义的重大产品创新,此类创新需要将产品研发及商业化这两个关键环节打通。其中,研发环节主要由国家主导与组织,具备战略性特征;商业化环节主要由企业主导与组织,具备敏捷性特征。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难点在于要创造出一种兼具战略性与敏捷性的创新组织,关键在于要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中”机制的创新,包括以战略意志为主题的集中、以协调机构为中心的集中、以需求侧政策为牵引的集中,只有将这三种集中机制有机融合才能实现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敏捷”性。而国有企业既能确保新型举国体制贯彻国家战略意志,又能发挥机构的协调功能促成公共部门间协同,并能通过需求侧政策打造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网络,因此国有企业理应成为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依靠与核心抓手。

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兼论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结构的技术互补效应

本文根据2011年科技部启动实施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来设计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的独特数据,实证考察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对所在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且经过系列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基准结论依然成立。政策差异化视角的研究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激励效应明显弱于试点建设政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集群政策通过政策效应、协同集聚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三种机制影响城市创新。进一步讨论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对国家高新区制度设计及产业政策体系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平台经济下垄断、竞争与创新研究

平台经济下垄断、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复杂,在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的推动下,平台企业的垄断-竞争-垄断周期更短,相应的治理方式也更具挑战性。平台经济下的垄断是一种竞争性垄断,是多维理论视角下的一种市场结构状态、过程与能力,是资本、技术、数据等多种生产要素积累、集中而形成的垄断过程,是一种具有高垄断性、高竞争性、高创新性的一种新的市场结构,是依托平台这一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和数字技术优势而形成的竞争性、动态性、生态性的垄断能力。对平台经济中的垄断、竞争与创新问题,应坚持多元协同、包容创新、审慎监管的治理原则。应充分考虑平台企业垄断行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结合市场环境进行适度干预,以数字化赋能快速响应新问题、新矛盾,兼顾治理风险与产业效率。

“拥抱”还是“拒绝”: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在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否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2013一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驱动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研发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创新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足以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产权、非政治关联与市场化强度更低的地区中更强。

农业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本文以农业强国的内涵与特征为切入点,从理论上阐释了建设农业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基于我国农业强国的发展现状,从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扩大内需四个方面分析了农业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并从对内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对外提升我国农业全球影响力两方面提出推进农业强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强化农业发展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推动要素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可以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本的时间特性及其内在限度

资本具有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倾向。在机器和技术的加持下,两种劳动时间的比例关系得到改变,为争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创设了条件。但无论如何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都无法突破资本增殖的时间限度。就资本而言,反映了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关系。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始终存在的比例项,势必会限制剩余价值量无限增长的趋向,这便决定了资本增殖面临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即使资本主义在各种形式的包装下,也无法实现无限度增殖的欲望。相反,生产条件越是优越。生产力越是发展,资本自我增殖能力就越趋缓。无论资本主义发展至何种形式,只要没有摆脱狭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救赎。

农民工市民化:测度、现状与提升路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

本文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D卷和对应4个城市下辖25个区(县、市)的匹配数据,测度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且探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工总体市民化水平达到78.185%,但不同维度市民化水平不均衡,社会保障维度存在短板;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因其流动特征和人力资本水平而不同,有居住证、流入时间为5—10年、独自流动、省内流动、1980年后出生、高学历水平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相对更高;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提升可显著提高其城市居留意愿;城市公共服务支出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具有提升作用。应尽快提升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应分类施策,从而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算法陷阱与规制跨越

算法作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影响社会资源和信息的控制和分配,形成算法权力。平台竞争推动了算法权力的膨胀和扩张,造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形成了算法陷阱,损害了社会福利和消费者权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为了解决算法陷阱的问题,必须从算法的技术设计规范出发,建立监督机制以约束算法使用,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强化算法平台的反垄断监管,进而建立科学、规范、有序的算法管控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与分析

本文对2019年我国19本样本中文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前20大热点排名,并用论文关键词的频次加以验证,参照2003-2018年的热点排名,分析了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排名变化及其规律,揭示出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主要围绕总结新中国70年发展经验,明确新时代需要坚持什么、完善什么、发展什么而展开的,并由此决定了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变化的主要动因及其表现出的十大特点,最后以中国经济研究的已有成果为起点,探讨了中国经济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国际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向及其内在悖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数字资本在物质技术、经济权力维度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动向,如全球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变革与高度渗透、数字资本逻辑全球扩张、国际间数字化竞争日益政治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霸权极端化等。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动了国际数字化平台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共性理念深入人心,并促进了数字化世界市场的形成,然而其在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具有矛盾性的双重作用,并以多种“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国际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实质是资本扩张逻辑和剥削逻辑的强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酝酿着更强烈度和更广范围的数字化衰退危机。

转移支付、税制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77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加快构建科学规范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不仅有助于以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能从长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转移支付与税制结构是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与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度安排。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实证考察转移支付与税制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转移支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及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均存在负向效应,而直接税占比提高显著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健性检验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在这之后,通过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一是除规模效应外,转移支付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税制结构变迁存在结构效应;二是转移支付与税制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财政自主性地区存在差异;三是2002年所得税改革对转移支付与税制结构间关系同时存在正负双重作用。最后,对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标准化回归估计与传导效应比较,发现直接税占比提高正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转移支付不仅直接降低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亦通过降低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影响税制结构变迁而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抑制效应。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合约风险及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政府—市场”互构的视角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逐渐成为我国农业治理的核心问题。在市场机制下,以利益联结为中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合约关系,这也成为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式。同时,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约关系也深嵌于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约风险的化解,不仅需要不断优化其合约结构,还需要在市场机制之外,立足政府的政策引导、制度连接及公共品供给等治理机制探索多重路径,以不断强化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约模式的组织合法性,优化其组织模式,降低外部性成本,进而维系双方利益关联机制及合约关系的稳定。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约关系治理内在地体现了政府与市场的互构逻辑,政府与市场构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两种基本治理机制。

机构异质性风险对宏观经济稳定的阶段影响研究——基于股票市场的视角

机构异质情况下系统性风险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经济政策实施的空间点和时间点在不同状态下各不相同。基于股票市场构建金融机构风险和非金融机构风险测度指标,采用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在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系统性风险指标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经济处于高位或是低位运行时,无论是金融机构风险还是非金融机构风险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测效果和影响能力都各不相同,非金融机构风险比金融机构风险包含的信息对宏观经济影响更大.因此在风险防范过程中,不应忽略非金融机构所引发的风险。在风险预测过程中,对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需要差异区分,同时识别源自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的风险并兼顾经济发展阶段,避免二者同方向作用造成叠加效果,从而超出政策措施的预期范围。

中国制造业布局特征及空间重塑

制造业布局的合理性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布局的基本特征有:"胡焕庸线"两侧制造业布局形成明显的产业梯度,东南半壁呈"马太效应"的空间极化模式;经济地理格局开始由Krugman的"从分散到集聚"范式向Helpman的"从集聚到分散"范式转换,但产业转移和产业创新的动力不足,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衰退趋势明显;地区间产业专业化水平逐渐提升,不同产业在空间上开始分离,但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建构一个有效的协调和制衡机制、寻求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是推进制造业布局合理化的合理逻辑。实现制造业布局合理化的实践策略在于:突破"胡焕庸线",实现地区产业均衡发展;形成产业的空间移动,显现比较优势;促成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产业一体化发展。除此之外,东部率先创新引领、中部崛起发挥优势、西部开发强化举措、东北振兴深化改革,是制造业布局空间重塑的策略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建立能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系统化学说",关键和难点是确立正确的研究对象。本文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讨的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所包含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探索,研究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

去产能与企业家预期调整:一个产能控制权的考察

不管行政性还是市场化去产能政策,对企业家预期和企业生产决策都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从产能控制权视角出发,研究了产能调控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家预期。研究发现,我国产能调控衍生出了市场体系中并不需要人为界定的产能控制权,如产能审批权、过剩和落后产能界定权、淘汰指标分配权以及依附于环境污染权的企业生产经营权。监管机构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权,而这是改变企业家预期的关键变量。当去产能和污染防治双重硬约束叠加,稳定企业家预期是当务之急,清晰厘定环境污染权和企业生产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是关键,还应明确和限制监管机构及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的动态演进、空间差异与优化策略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一线与新一线城市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比较新一线城市营商环境的内部差异,及其与一线城市之间的差距,对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文献回顾,挖掘出影响企业创新的六大营商环境要素: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法治水平、市场化与地方保护程度、人力资本、公共服务。随后,对照六大指标,分别从世界银行三次"营商环境调查"中挖掘相应企业层次数据,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比较新一线城市的组内差异,及其与一线城市的组间差距。之后,运用营商环境的最新测度数据,对其综合比较。最后,基于比较结论,从五个方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出针对性建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适应对外开放新要求而及时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战略，同时承载着新时代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动力创新。它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立足于新时代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实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是以进一步破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为重点，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坚定落实；是新时代坚持加强党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党治国理政务必做好的重大任务。这一战略不仅将为我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指明行动方向，还将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献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华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