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历史并非单纯的知识,而是观念。历史书写的实质是知识观念的不断再分配过程,任何历史书写都无法脱离某种特定的历史哲学与价值观念。中华文明天下体系中长期发生的不同人群、不同政权、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持续互动,塑造出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以来,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中华文明实现自我更新,接续传统并融通现代性,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并由自觉生成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华民族历史观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知识构成。

《易经》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研究

《易经》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中国典籍海外译介的重要内容。虽然《易经》英译本众多,但针对《易经》英译本接受效果的研究却有所欠缺。本文以《易经》的七个英译本为考察对象,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在梳理《易经》英译进程的基础上,以全球图书馆馆藏量、被引情况、海外读者评论星级与人数、评论内容为衡量指标,综合考察各译本的读者接受效果和影响接受的因素,以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主持人语

语录类文献是儒家话语体系建构及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辑录孔子之语的文献更是重中之重。传世文献中,《论语》最具权威性,此外,还有很多文献载录了孔子之语,思想倾向不尽相同,有些与《论语》一致,有些则颇为驳杂,文字风格亦各不相同。这些成于不同时期的文献如《系辞》《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孔子家语》等,多以“子曰”“孔子曰”“仲尼曰”为标识,但所录是否确为孔子所言则难以尽知。魏晋之后,代有学者裒集群书所引孔子之言。

比较视野下清代大儒陈澧词之风格论

陈澧是清代岭南大儒,创立了东塾学派,在词学领域亦有卓越贡献,对岭南词人影响颇大。他继承了白石"清空"的词风,同时又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变"绮怨"为"淡逸",具体体现在词意与词境两个方面。从词意上说,白石词多哀怨之音,陈澧词则时有超逸之情;从词境上说,白石词多绮丽之风,陈澧词则颇为淡雅。这种变化,是因为陈澧在身世际遇、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等方面都与白石有所不同。在浙派已入末流,学姜、张者徒事模拟,肤廓饾饤、空虚无物之作充斥词坛的时候,陈澧词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百年日本鲁迅研究的时空重构

以1944年竹内好出版《鲁迅》为界对百年日本鲁迅研究进行了战前/战后的时间划分,的确抓住了日本鲁迅研究的关键转折,但不能更加细致地呈现一个世纪以来日本鲁迅研究演变的轨迹和空间分布。因此,需要对百年日本鲁迅研究进行回归历史实际的时空重构,在时间的纵轴中展现其波峰浪谷,在空间的分布中显示其所受日本两大学派的影响。通过时空重构,可以清晰呈现百年日本鲁迅研究的纵向贯通和横向多元,厘清日本两大学派对它的影响,并进一步建构它的中国学史价值。

中医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卫生建设(1927—1937)

1927—1937年间,中医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参与了中国的乡村卫生建设。有的乡村卫生建设者和西医没有漠视中医、中药的价值,在乡村卫生建设中使用了中医和中药。中医界人士虽然在乡村卫生建设中没有首倡之功,但是不少人积极倡导乡村卫生建设,并进行了实践。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乡村卫生建设。但是,受客观社会条件的影响,中医在乡村卫生建设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挚虞《文章流别集》、《文章志》的文学史意义

挚虞《文章流别集》依时代为序,以文集、文论、文志三条结构编撰全书,较早地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批评模式,在中国文学史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挚虞以"文章"笼括众家之体,显示了文学史"全史"建构意识,《文章流别集》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较全面的各体文学史料,《文章流别论》成为分体文学史专论,《文章流别志》、《文章志》则显示了以作者为线索的文学史雏形。挚虞以流别为主纲,以作者为辅线的总集编撰体例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路径研究——兼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新兴战略,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树立国际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而翻译作为交流文化、沟通思想的桥梁,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现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直接作用(即内部路径)。除此之外,与翻译工作相关的间接因素(即外部路径)对文化战略的实现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议题。文章从文化传播与译介规律入手,提出了文化"走出去"的五种外部路径:遴选译介作品与跨界对话;厘清翻译模式与人才培养学者化;讲好中国故事,超越"中国威胁论";建立版权代理制度,扩大作品的海外传播力;树立"和而不同"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关于《听琴图》作者及画中人物的考辨之思

传世名画《听琴图》因涉及宋徽宗赵佶以及蔡京此二位历史名人,从而引起众多是非争议。概观之,大致可将其归纳为两类:一为绘画作者问题,争论焦点集中于是否为宋徽宗赵佶亲笔。二为画中人物问题。凭借现有史料与技术手段,就此画真伪而言,能考证其创作年代、题画者之真伪。就此画所绘对象而言,能获知其身份之尊贵。至于画之作者何人,所绘者为谁,殊难确知。

主持人语:传承文化是学者最重要的使命

1957年，正当盛年的程千帆先生因直言获罪，他的学术生涯中突然出现了长达十八年的断层。1978年，已经成为武汉市街道居民的程先生应匡亚明校长之聘，来到南京大学任教，此时的他已是满头白发了。一般来说，一个潜心学术的学者在被耽误多年之后，当务之急应是整理自己的研究心得，以完成名山事业。程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争分夺秒地从事研究，努力对平生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并写出了十多部学术著作。然而程先生更加看重的事情却是培养学生，他常常引用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才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来到南大的当年就重登大学讲坛，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讲大课。次年，程先生开始招收研究生。

元人诗序概说

元人诗序,包括元人撰写的诗前序和以散文形式撰写的介绍相关诗歌创作背景及其内容主旨的诗序文。本文在调查若干元人别集及《全元文》的基础上,择要介绍了元人诗前序与诗序文的基本内容,并以虞集诗序文为例予以简要说明,希望藉此引起学界的关注,且对元代诗歌研究略尽绵力。

论元杂剧公案戏中“判词”的文化形态及其史学价值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和批语。元杂剧公案戏中"判词"包含了很多元代的文化讯息。较之历史上的法律判例而言,元杂剧中"判词"呈现出重视编造故事、突出人物塑造、表达人物道德诉求等特征。元杂剧中"判词",其呈现出的法理性、法律适用与历史真实性等,并不都与元代的法律相一致,它更多的是反映了元代下层民众对历史传统中儒家道德以及文化惯性的心理期待与追忆。"判词"中出现的思想内容杂糅、理想化形态等特征,亦可以从其创作者身份等来得到合理解释。

韩柳早期政治观念辨析——以他们笔下的阳城为核心

韩愈与柳宗元早期都有关于阳城的文章,因其写作时间有别,故一主贬而一主褒。而他们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观念体现出一个共同点:对于儒家传统中之秩序与名分的重视。联系到韩柳其他的早期文章,可见此种政治观念实广泛存在于其文中。由此我们可以丰富对于韩柳政治观念的认识,重新审视传统的礼乐秩序在韩柳思想中的有效性。

道教胡麻饭考

中国古人认为食胡麻饭是得道成仙的修炼方法之一,而传说中的神仙也以胡麻为食,这种观念的形成与胡麻的原产地以及胡麻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胡麻来自于在中国古人眼中充满神话色彩的西域地区,它本身又是一种医学上常用的药材,各方面因素叠加,使得这种原本很普通的植物成了道家服食求仙的修炼法物。

科举时代的文学想象——以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中的“察举”为中心

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的考试。在小说中,作者的兴趣点不在殿试本身的流程,而是在名义上的考官——皇帝身上,这与始终纠葛在明代科举以及科举中人意识中的"科举"与"察举"两种选士方式有极大的关联。基于对现实科举的不满,小说中的"察举"成为士人在科举失意时的另一种寄托,而与"殿试"是科举的最高层次相同,天子御试也是这一寄托的最高理想。前代的优越制度,再加上前代的圣明之君,两者的叠加共同构成了小说作者对于"察举"的完美想象。此外,在小说中还大量存在由官员实现的察举,这可以视为迫于现实对科举理想的改造。更大的改造在于,在官员所进行的察举中,用来判断士人才能高下的却是科举考试中的"举业"。小说作者理想中的"察举",并不是前代圣明之世完美体制的复古,而只是程序更为繁复,但结果却对士人个体更为有利的"科举"。

邵雍迁洛之前求学与漫游的再研究

本文在辨析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考述了北宋理学家邵雍迁居洛阳以前的求学与漫游情况。指出其百源苦学和游学四方在此时期不断交替。考订其师从李之才始于天圣末年或明道初年,梳理其早年参加科举和漫游四方的大致时段。结合邵雍的求学经历,本文也对宋代早期儒学复古主义及古文运动的发展情况发表了新见解。

论李渔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特点

十九世纪初以来,英语世界对李渔小说的翻译与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几经沉浮,李渔小说如今在西方汉学领域已确立经典的地位。本文以全面而详实的资料系统回顾了这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对重要的译本、翻译家及其成果进行了客观的梳理与分析,总结归纳了李渔小说英译的特征,并指出了英语语境中李渔译介存在的问题。思考海外汉学界对李渔的翻译与接受,无疑有助于理解李渔及其对东西方读者的影响,继续推动李渔作品在海外的翻译与研究,促进中外学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合作与交流。

屈原的爱国思想、人格精神和悲剧结局

本文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视角,解读了屈原的爱国思想和人格精神,又以历史的眼光探讨了屈原悲剧结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