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葫芦形”分配格局及演进的进一步讨论

文章从农村、城镇及全国总体的角度,以多种方法相互校正比较,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的总体分配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呈现为“葫芦形”格局。“葫芦形”是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条件下,在城乡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与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变动中形成的。相比前期“金字塔形”格局,“葫芦形”格局是一个进步,其中中等收入群体有较大增加,但距离“橄榄形”格局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且如果其长期固化可能阻碍分配格局最终转化为“橄榄形”。因此中国今后的重要任务,是努力提高“葫芦形”格局中低收入主众数组的收入水平并缩小其规模,相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次众数组比重,从而逐步形成统一的主众数组,扩大其规模而逐步趋于“橄榄形”格局。这是一个综合推进的过程,要不断改革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适时调整分配政策,更要加快经济增长与发展,奠定足够深厚的物质基础,其中加快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橄榄形”分配格局和全面共同富裕的重点。

“块”何以俘获“条”?——基于A县条块共谋的个案研究

基层条块是国家治理的组织根基,清晰合理的条块关系关乎国家治理能力和绩效的提升。现有研究对狭义条块关系中的俘获行为与共谋问题尚未充分揭示。文章基于A县国税局与县政府之间条块共谋过程的历时性考察,从委托代理与激励约束理论出发,讨论了基层“块”俘获“条”及其共谋现象的制度逻辑:在不同层级“条”“块”机构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上级政府对基层“块”的强政治—弱经济激励、上级垂管部门对基层“条”的弱政治—弱经济激励分别催生了基层“块”和“条”的扩财动机,加之外部监督约束制度条件的弱化,从而导致基层“块”对基层“条”加强了代偿性经济激励,最终造成“条”被“块”所俘获,形成条块共谋,并引发了基层国税部门税费征管行为的“重心下移”。

党的百年奋斗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党的百年奋斗史,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充分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新征程上,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新书推荐

内容简介:《点赞中国》一书为前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等国外知名政要及专家学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结合所在国的实际和自身经历,以独特的国际视角和史料,通过朴实生动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绿色低碳、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作出的客观评价。

财政规则能抑制公共债务膨胀吗?研究进展与启示

管控公共债务风险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项旨在促进财政可持续性的政策设计,财政规则被近百个国家采纳,在经历了第一代财政规则和第二代财政规则两个阶段后,财政规则越来越注重灵活性、简单性和可执行性的平衡与统一。财政规则通过减少自由裁量权和提高预期违规成本来增强财政纪律,通过降低债权风险溢价来提高政府信用评级和降低融资成本,并通过增强财政政策反周期性和缓解财政政策力度过大来抑制公共债务。但抑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自身特征和利益相关方行为的影响,财政规则设计需特别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对于中国而言,财政规则设计应更加注重法定性和预期性,在约束性的基础上体现灵活性和适应性,设计激励约束兼容的财政规则机制,是中国建立防范财政风险长效机制的基础性工作。同时,文章的研究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关系协调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流动人口市民化与推进路径测算研究——基于同质化水平测度的视角

文章以典型市民作为基准衡量流动人口与城市市民的同质化程度,进而测度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在测度中,文章分别从经济、社会保障、社会文化、心理和自我实现五个维度展开。研究发现,以高、低标准的典型市民为基准衡量,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市民化总体水平分别为44.50%和56.83%,且社会保障和自我实现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在两种基准下都相对较低。文章比较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发现:在两种基准下,乡-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无论是在总体水平上还是各维度上均普遍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层面,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此外,通过分析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变化趋势发现,2011~2017年,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稳步提高,但社会保障层面市民化程度仍普遍偏低且提高缓慢。因此,文章认为当前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政策思路应从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入手,尤其是要提高乡-城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

国家能力与中国特色转移支付制度创新

中国"上下相维"的政府治理结构使得国家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推动了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使其突破财力不足和效率损失两大制约,已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元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逆向激励问题可以通过政绩考核制度得到部分纠正,使其有可能在平衡区域发展中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专项转移支付属于"积极均衡策略",可部分纠正地方政府偏好错位问题;对口支援和干部派遣是两类特殊转移支付,它与国家能力的建设相互促进。"上下相维"的政府治理结构对转移支付制度也产生不利影响,它使得财政资金配置易偏向显示性公共产品或发出显示性信号一方。增加"分类转移支付"统计分类并扩大规模,可兼顾发挥地方积极性与限定公共支出方向的一对矛盾。

中国税制改革的逻辑——兼论新一轮税制改革方向设计

以中国近年来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现实背景和内在根源为思考起点,文章试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税制调整的产生背景、职能定位及政策用意,由此提炼与归结中国税制改革的逻辑机理和优化空间,并对新一轮财税改革提供方向指引。通过对税制改革历史进程的梳理,文章发现,各阶段税制改革均产生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内生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并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契机,这决定了中国税制改革的渐进式特征。在充分明确中国税制局限性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新一轮税制改革应注重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地方税体系重构、加强减税降费等政策的短期应对能力,同时应更加重视配套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以更快更好推进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企业失信行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及治理思路

企业的经济行为选择内生于市场中的经济制度安排,其中最基本的制度规则就是产权制度。企业作为经济人,出现普遍的失信行为在表面上看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则是在最基本的两类市场交易主体--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的"强势产权主体-弱势产权主体"结构,这种产权结构使得企业通过失信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成为"理性"的选择。文章认为,治理企业失信问题的根本在于纠正"强势-弱势产权主体"结构,从重塑市场交易主体平等产权地位入手,从微观角度消除失信行为产生的根源。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体系创新与区域比较

新时代赋予了人类发展更加丰富的涵义,文章在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基于可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对人类发展的重要贡献,从收入、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五个维度构建了能够更好体现人类发展要义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并测算比较了中国31个省(区、市)人类发展指数值及其排序。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理念与测算方法,更加契合新时代的全新发展理念,可以提高人类发展指数的统计鉴别力,可以为"以人为本"的顶层设计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建议,不失为测度人类发展指数的一种新选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征文启事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历史,如果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看成一条曲折蜿蜒的河流,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这条河流冲破荆棘、探索新途的转折点。七十年峥嵘岁月稠。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决定通过征文的形式组织“变迁中的中国”专栏文章,诚邀学界同仁回顾、梳理、品味新中国过去70年的历史,回顾过往,继往开来。此次征文主要围绕(但不限于)以下选题展开。

京津冀创新扩散机制及扩散成效研究——基于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城市群对比

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时期,发展模式亟需由传统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打造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和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文章通过构建空间模型对创新扩散效应进行测度,探讨影响京津冀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并试图找寻区域性创新扩散枢纽。研究发现,京津冀与长三角两城市群中创新各环节的空间均衡度存在明显差异;京津冀的技术推广企业在创新腹地中的部分节点城市高度集聚,区域性创新枢纽建设基础较好。同时,研究也发现京津冀范围内人员结构和技术引进模式制约着创新产出效率的提升。

行政许可与企业腐败——来自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的经验证据

在行政许可制度备受诟病、企业腐败行为盛行的大背景下,文章将企业是否提交行政许可申请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行政许可对企业腐败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申请的行政许可种类越多,其腐败行为越严重;(2)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其腐败形式呈现差异化:行政许可使得大型企业卷入更多的非正式支付,而迫使中小型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上花费更多的时间;(3)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地区法治环境显著抑制了行政许可对企业腐败行为的正向影响。文章的政策含义是,精简行政审批制度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优化法治环境,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企党建”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社会中的政党”与“政党中的社会”:政党社会学的历史传统与研究路径

政党是古典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议题。政党社会学可以分为"社会中的政党"与"政党中的社会"两种研究路径。前者关注政党—社会关系,比如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后者关注政党内部构成的"小社会",即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机制。前者是政治社会学的路径,后者是组织社会学的路径。政党社会学传统的复兴,需要社会学家关注政党与身份群体的互动关系以及政党在其中所发生的组织变迁。

中国女性领导干部的协商民主认知——基于地方官员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

协商民主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民主形态,它是在反思代议制民主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代议制民主所遭遇的新时代挑战的应答。与国外的"自下而上"的协商民主不同,我国的协商民主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官员的认知和行动对我国的协商民主建设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文章依托"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针对女性官员的民主认知、实践及其工作风格作了相应的文献梳理、假设和分析,得出女性干部在协商民主建设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如果她们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将会促进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

统筹与行政三权协调体制

统筹体制主要是指设置超越政府各部门的担负决策、统筹职能的机构。统筹体制是克服职能部门之间分割、推诿等弊端的有效方式。统筹理念是行政三权协调体制的题中应有之意。当前,统筹体制的建设对探索行政三权协调体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转出、农民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

农地流转是农民职业转变或土地经营权变化的过程,是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下的必然趋势。文章分别以储蓄、风险投资、家庭经营资产与首饰资本为因变量,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研究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的风险市场缺失,农民投资债券等有价证券的热情不高,储蓄仍然是最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平均占比66.6%;耕地数量与土地外包的作用随着储蓄、家庭经营资产与首饰资本分位点的提高而呈现上升趋势,而土地流转则随着储蓄、家庭经营资产与首饰资本分位点的上升而呈现下降趋势;土地外包将导致家庭经营资产比重上升,外包土地则会提高承包农户土地数量,从而进一步推动家庭经营资产的比重上升。

编辑手记

今年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三十周年，本期特推出创刊纪念专栏，邀请《比较》杂志的老作者、老主编撰稿，回顾比较杂志的创刊经历和发展历程。《比较》杂志的老朋友、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在纪念文章中对比较经济学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总结性思考，并指出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型”已经完结，“比较社会研究”势在必行。

民主、主观经济评价与腐败感知——基于亚洲、非洲与拉美舆情表合并数据的多层分析

文章所聚焦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程度会对个体的腐败感知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对亚洲、非洲和拉美三个舆情表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合并,整合出一个包括50个国家在内的跨层次数据。在此基础上使用多层分析法,研究发现民主对于腐败感知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在直接效应上,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民众腐败感知的平均水平越高;但在调节效应上,民主作为一种宏观制度环境,会增强自我经济评价对腐败感知的负向影响。研究还利用实证数据证明了个体的政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体所处的宏观制度背景所塑造的,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对于个体的腐败感知来说可以同时展现其"严厉的"和"慈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