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启事

1915年创办的《船山学刊》至今已走过百余年历程,是中国期刊史上为数极少而又历久弥新的学术期刊。《船山学刊》以研究船山思想、弘扬湖湘文化、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宗旨,刊发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影响久远的学术文章,支持了一批又一批学术新人成长。

庄子“无己”说辨析--兼谈其与王国维“无我之境”说的共同追求

“无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整部《庄子》同时包含“无己”“有己”,玄同物我与“存己”“分”,理想与现实等看似矛盾的问题,容易带来理解障碍,造成理解偏差,但正是这些关键词构成了“无己”说的内涵和表达体系。在内涵上,“无己”是对“我”的强烈表达,它包含“无”与“己”两方面,是通过摒弃是非、荣辱、生死、有用、主动作为等,达到“存己”的目的和适意的境界。在表达上,包含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通过拥有神力的“至人”树立至高人格理想;通过许由等现世之人,展现“无己”在人间的魅力和实践途径。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说与“无己”说在适意境界的追求上有相通处,以“无己”理解“无我之境”更为恰切。

出入兵儒:王夫之兵学思想述要

身为一代硕儒,王夫之对于军事问题也有广泛涉猎,在战争观、战略战术和兵制建设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并借此对明代灭亡原因进行深刻剖析和反省,试图找到反清复明的方法。就战争观而言,王夫之对"仁义"和"爱民"等论题有深刻阐释,表现出明显的兵儒合流的特点;在战略战术方面,王夫之并不拘泥于儒家传统道德的束缚,在攻守之策等问题上不乏真知灼见;在兵制建设方面,王夫之认为应当以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兵制,顺应历史发展和战争需要,及时对兵制进行变革和调整。出入兵儒的王夫之,其论兵之作留下了特殊的时代印记,也折射出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

王船山《尚书引义》中的教化思想探析

中国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尚书》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其中包含了中华古代人民最精微的政治智慧,也是传统教化思想的木本水源。王船山对《尚书》中典、谟、训、诰、誓、命进行了深入剖析,对每一篇章的内容都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尤其在教化思想方面阐发了不少创见。船山《尚书引义》中体现的教化思想以"天人合一"为根本指导,以"敬敷五教在宽"为总体原则,以"立诚以修辞"为基本立场,以"达礼以乐"为重要方式。探析船山《尚书引义》中的教化思想,对理解中国传统教化、启发当代教育理念,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太和即道”到“明德新民”:王船山德治思想的逻辑展开与逻辑度越

王船山的德治思想是明清历史转折期的重要思想成果。在继承和反思宋明理学的德治哲学基础上,王船山从太和范畴着手,寻求德治思想的合法性依据;从君子四德的仁义礼信出发,探索德治思想的价值依托。他创造性地提出"治统"范畴,明确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由内圣而外王、从民生诉求民主;天人互器、依人建极,颠覆了宋明理学的道器观,彰显了人在历史中的力量,以人本主义的主体论重构了十七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

三原学派及其经学传统

明初学术略承元旧,四书五经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永乐时期所修《五经四书大全》成为明王朝经学的定则,科举也以此为据。顾炎武批评经学这一转型,认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张载开创的关学一直具有重视四书五经的传统,《关学编》所载明代关学学者,绝大多数以经学名世。三原学派的开创者王恕、王承裕及后继者马理、韩邦奇皆有经学著作传世,他们解经不盲从,主张以心证经、以心考经,对传统解经方式时有质疑与批判。这种解经方式打破明代泥古的解经传统,具有鲜明的关学特色。

王夫之公正范畴之“合宜”内涵的三层逻辑

王夫之对公正范畴的界说有"合宜"的内涵,"合宜"内涵包含了三层逻辑:"和""顺""平"。首先,公正是"和"思维构造下的公正,公正的价值是公共的价值、公共的美和善的公正而实现天下公共的理想,具有和的大同理想特征;其次,公正是"顺"思维方式下的公正,公正的关键目标是宏图大业下的公正,进而实现家齐国治,国家发展具有公正的特征;最后,公正是"平"措施下的公正,公正的具体路径是调节个人利益而实现理欲共存,使社会具有均衡公正的特征。"和""顺""平"的逻辑演进,使公正内涵由理论向现实推进,达到具体实践的目的。

两个遗民典范:释大错与王船山

明清交替之际,是中国遗民史上最为特殊与突出的一个时代。释大错与王船山为同时代人,生逢"天崩地解"的沧桑巨变之乱世,于明清更替过渡之际,亲历大明王朝之气数尽绝而回天无力,虽然二人同为儒生,同在南明永历政权为官,却素昧平生,互不相知,但都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前者出家为僧,却心系南明,不舍忠义;后者独善为儒,却玩索佛理,与僧交游。二人皆心怀复明灭清之志,共同拥护与竭力扶持南明永历政权,为反清复明而奋斗不息,始终坚持维护民族尊严,挺立节义自我,并终不放弃希望,忠贞不渝,老而愈坚,坚而弥笃。在痛失南明永历政权后,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自甘为孤臣遗民的道路,一逃禅为高僧,一逃隐为大儒;一以方巾示寂,一以正学善终,均在湖湘了却遗生,至死不坠青云之志。在中国文化史、遗民史以及佛教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令人长太息,令人长追思!他们虽是古时悲剧人物,然而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我们时代中人的人格镜像。中国儒学与佛教的互补与共济,陶冶出中国最伟大的精神与人格,大错与船山是晚明遗民的典范。

王夫之“人道”范畴探析

"人道"是王夫之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但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王夫之视人道为中国历史的本质,历史即是人道之历史。人道为立人之道,即挺立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人道的内容由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和君子之道三个部分构成,它们分别将禽类与人类、夷狄与中夏、小人与君子的本质区别开来。人道的本质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它们皆属于儒家思想的范围:一是各种治国理政之典制,二是各类人伦、道德法则。人道内涵贯穿于人道内容当中,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正是由于这些人道的内涵,才依次挺立起了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与君子之道。王夫之认为,只有君子儒者才是传承人道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对人道的坚守才让人道在历史中绵绵不绝、代代相传。

《相宗络索》笺解(续五)--生命、生死与第六、七识

认识的心理体验有忧、喜、苦、乐、受五种。第八识作为认识和生命的本体,存在于前有身、中有身和后有身三种不同生命形态中;人的生死有分段与变易两种不同形式;认识主体所引发的作用有其普遍性与特殊性,分别产生善、烦恼、不定等各种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现象,通过第六意识集中反映出来。而流转生死之根祸生于末那识,斩断末那为超越生死的关键。

春秋时期“誓”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依据《左传》《国语》等史料,春秋时期各类盟誓共计250次,其中"誓"有21次,通过分析研究这21次"誓"出现的具体语言背景、文化内涵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属于盟誓的"誓"也叫"约誓";二是为战前动员令的"檄誓";三是聘问过程中约束行人的"诫誓"。它们各自的使用条件、所需人数、所体现的宗教色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各有差异,而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亦各不相同。

刘大夏“民本”思想探析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精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后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刘大夏作为明代名臣,无论是入主兵部还是作为封疆大吏,他始终以"民本"为念。研究古代先贤的民本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从严治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从刘大夏的传记、诗文等资料入手,运用实例,详解其"民本"思想的主要表现并探讨"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

胡寅中道观探析

胡寅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儒学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对儒家中道观念的贯彻与运用。在他看来,中道乃是究极圆满之道,具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大公至正、纯粹精一、赅摄万有、圆融一切的内涵特征,可以充分体现出儒家的根本精神;同时,中道融摄道、理、心、性诸本体性范畴之义涵,既是宇宙万有之本原,亦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境界。这样一种中道观贯彻于胡寅的整个儒学,既是他批判佛、老等异端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其救治时弊、经邦济世的根本理念,因而对于胡寅的儒学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船山之“五经”关系论——兼析船山思想由崇朱而尊张之原因

作为儒者的王船山,对于儒家原典的诠释和阐扬是其思想体系展开的核心,其中对于五经之关系处理,显示出其独到卓越的见解,亦是其学说中心旨意的反映。船山以为,儒家思想的中轴在《易》,《易》为往圣所传之大道所在,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即儒学思想之正源与圭臬。而《诗》、《书》、《礼》、《春秋》都是对《易》所传往圣大道在不同层面不同向度的具体彰显与发扬。即是说,《易》为统宗,《诗》、《书》、《礼》、《春秋》为其条绪和节文。晚年船山以为朱子仅仅将《易》作为卜筮之书看待,忽略并遗弃了孔门圣教的思想根基,却发现张子学归易学,因而最终将张子学作为正学,由是船山思想由崇朱转而尊张,以之为要归。

百年老刊 国学津梁:从1915到2015《船山学刊》2015年起改双月刊发行

《船山学刊》（原名《船山学报》）由改革志士谭嗣同的老师、著名学者刘人熙先生创办于1915年8月，现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是我国现存办刊时间最久的文化学术期刊之一。自创办之日起，《船山学刊》就一直以弘扬爱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倡导优秀中华文化、湖湘文化和船山精神为帜志。一百年来，她一直是广大学人的战斗阵地和精神家园，其间虽历尽艰难甚至几度停刊，但却在各方鼎力相助下总又起死回生，并以顽强的生命力发展至今。

中国传统文化与破解钱学森之问

破解钱学森之问必须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表明,那些杰出的科学家,往往既是科学界的弄潮儿,也是传统文化修养精深的大家。破解钱学森之问必须加强科技人才的传统文化修养。只有科技与人文相得益彰,才能培养出杰出的科技人才。

清代小说学的新进展

清代作为小说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理论已经逐渐摆脱史著影响,追求小说文体之独立地位与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渐摆脱小说补史的传统观念;二是从对具体的虚实问题的讨论,发展成为以"情理"来考察小说所反映的"世界"与人物,逐步认识到小说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典型概括,而不再斤斤计较于是否历史的真实书写;三是对小说文体功能的认识上,有娱乐化和审美化倾向;第四,从作家创作动机来看,小说成为作家个人情感宣泄与寄托、展示才能学问的载体,推动了对小说文体的改造。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论《墨经》中“谓”的含义

"谓"是《墨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其本义而言,"谓"就是"报":作为动词,是指主体在认识和把握对象之实情的基础上,举对当之物(一般为名称)以应之,用以表达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称谓或评价的行为;引申为名词,指的就是"报"的内容。后期墨家在坚持"以报释谓"的基础上,在名学论域中对"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他们对"谓"概念的理解和探讨,实际上是对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名学主张的提炼和深化。

王船山的“朋党论”述评

船山在史论中对朋党这一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政治现象有系统的关注,对于朋党的起源和形成机制、朋党与科举制度、外戚、宦官、君主的关系等皆有考察,强调"君子"对于朋党之争所负有的责任,深刻地揭示了朋党之争对皇朝的危害。纵观中国古代的"朋党论",船山所论的系统性和特色是比较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