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产亲属制:列维—斯特劳斯的maison概念

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制度的研究有两大贡献,一个是早年的《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个是他在晚年从事的家产亲属制(maison)研究。后者从同源不区分系别继嗣(cognatic)社会入手,将政治—经济利益和财产作为亲属制度研究的核心,视家屋为聚合各种矛盾性要素的合众体,考察它最初出现的各种形式以及跨区域结构性关系。他的研究由此离开基本结构,从无文字社会迈向有文字社会,开启了结构人类学的历史研究。英语学界基于翻译想象,提出“家屋社会”概念,基本上终结了maison的理论贡献。本文旨在梳理相关的学术史,并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原意基础上提出重新理解maison这一概念的路径。

撰稿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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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决定抑或身材筛选?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性别化因果关系

已有众多研究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关系的性别差异:对女性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肥胖的可能性越低;对男性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可能肥胖。这种性别化的相关关系可能有两种来源:“社会决定假设”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肥胖的根本性原因,因果方向由社会经济地位指向肥胖;相反,“健康选择假设”认为劳动力市场会根据人们的身材进行筛选,因果方向由肥胖指向社会经济地位。本文旨在借助CFPS2010、2012、2014、2016数据的成人样本,使用动态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性别异质性,以区分“社会决定”和“身材筛选”两种假设在男性和女性中的相对影响。分析结果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因果关系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对男性而言,已有研究中发现的正向相关同时来自“社会决定”和“身材筛选”过程;对女性而言,已有研究中的负向相关主要来自“身材筛选”过程。

涂尔干：道德本原与现代潮流以自杀类型为线索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涂尔干的《自杀论》并不是一部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实证性结论的"科学"著作,在《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有着关于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病理学分析。本文尝试从自杀类型入手,联系涂尔干有关道德教育与原始宗教的著作,揭示涂尔干有关人性与社会之健康道德本原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从文明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涂尔干关于法国中等教育史以及政治和法律史的讨论,深入发掘涂尔干对西欧现代社会之源起和演进的思考。在涂尔干看来,正是现代社会潮流的极端化发展,导致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病态。要克服现代社会的这一危险倾向,必须回到历史来考察现代潮流的源起和演进,才能在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接续传统,重建人心和道德秩序。

清代边疆地区社会阶层的变动与文化面貌的转变 以广西靖西县墓碑、石刻等历史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主要利用广西靖西县几个村庄的墓碑、石刻资料,揭示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阶层的变动与文化面貌的转变。清初,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实行"改土归流",帝国统一的文教制度——科举制度——随之推行,基层权势阶层逐渐实现由土司头目向功名人士的递嬗。新兴功名人士阶层不仅参与兴建庙宇等公共事务,还在家族内部创造出书写祖先谱系的新传统;发展壮大后的他们进而还重构了地方历史。地方社会的阶层变动与文化建构促进了传统中国的边疆建构与国家整合。

试论残障社会模式的认识误区及其实践性陷阱

在综观近些年来障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障碍社会模式的社会学批判,通过考察被矮化的社会模式,试图揭示当下对社会模式存在的几类误读,并深入分析社会模式是否存在内在局限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指出在损伤与障碍之间通常存在二元对立的具体原因。在具体分析这些原因时,笔者从私人经验与政治的、公共领域的冲突视角出发,认为可洞察到在满足个体残障者需求、保障残障者群体的权益之间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并提出对障碍研究的实践性有必要进行再反思。

重新思考量化社会研究的模式 读莱茵·塔格培拉《让社会科学更加科学化》

在涂尔干出版《自杀论》以后的100多年中,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技术也相应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革新。尽管社会科学尚没有取得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显著成就,但是在许多研究者看来,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已逐渐向自然科学靠拢。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 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

中共在建党初期就移植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准备在乡村组织暴动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类型,其领导的万安暴动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将中共党史、社会史以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组织史资料、忆述材料、地方史志、报刊等诸多史料,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背景与过程的考察,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为同时期的一系列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解读的逻辑。

稿约

1．本刊为专业性学术刊物（双月刊），刊登社会学（及其各分支学科）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热忱欢迎海内外学者用中文投稿。来稿由专家匿名评审，评审仅以学术价值为标准。稿件编辑严格实行“三审一读”定稿制度。

强制结构理论及实验检验

学术界对强制关系的研究较少,尽管它无处不在。本文基于要素论探讨强制结构的含义、分类及模型,重点探讨了间接强制结构的效应。间接强制是涉及至少三个行动者的一类"不给钱就制裁,给钱就‘保护’你"的结构关系。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边界条件内,间接强制结构与直接强制结构一样有效力,即有类似的强制幅度和力度,二者都使强制者获得最大的剥夺率。本文最后讨论了影响强制效果的因素,包括强制者的贪欲与策略、强—强联盟及受制者联盟的效应等。

国家基层策略行为与社区过程 基于南苑业主自治的社区故事

在转型的社区情境中,国家基层政府的行为是策略性的,社区居民亦陷入了权变的回应过程。文章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行为的不同阶段,从中观的社区形态考察基层政府的不同策略和社区过程。政府干预、释出和旁观调控三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反映了政府对于社区的态度,社区层次和事件性质是基层政府策略行为的关键自变量。文章运用拓展性个案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家在社区的基层策略,以及转型期社区的生成和发展,基层政府行为与社区回应的不同逻辑是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根源。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 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并给他们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人们所经历的向上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以及对向上流动的感知与预期都显著增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

中国激烈的劳工抗争为何未能得到持续的扩展而被国家逐步平息,笔者试图通过对正式国有工人和长期临时工人的比较研究来回答此问题。本文聚焦这两组工人具体的斗争过程和机制,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在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争路线之间的穿梭,从而实现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研究发现,这两类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满足而不是物质上的让步;他们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是国家代理人依据两类工人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别的策略性回应与引导的结果。与强调工人内部分化导致集体无行动的"工人分化论"不同,本文所谓的"消散式遏制"强调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未能实现抗争可能带来的阶级认同,而是丧失了最初的激进动力和挑战性,逐步屈从于国家的和平驯化过程 。

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GSS2005的调查数据,以对角线参照模型为分析工具,考察了阶层代际流动对城市居民歧视性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工作歧视和邻里居住歧视上,代际流动本身能够产生独立于流动者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于出身阶层,流动者现处阶层对其歧视态度影响程度明显增强;进入社会歧视氛围更低的阶层能够显著降低流动者的歧视态度;相比向上流动,地位下降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研究指出,分层与流动研究不仅要考察客观社会结构及其开放状况,也要重视分层及流动对个体行为与态度所带来的主观层面影响。

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 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

近20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与生活不仅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农民家庭的收入。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偏于宏观分析和对"迁入地"的调查,对"迁出地"的调查相对较少。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半农半牧区的26个自然村的户访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结构性特征及务工活动对当地农户收入的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外出务工现象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主族控制下的族群杂居村落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

本文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深层再现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山区——蚌岚河槽(村庄)传统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的村落政治格局。作者认为,1949年以前槽区的社会政治局面是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依靠乡村文化网络获得权威和认受性,他们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发挥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凭借对乡村文化网络(族群内部的宗族关系和宗教信仰以及族群关系等)的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有力地控制着乡村社会。

公正观念的民间认同--“叶玉珍”财产继承案分析

在法律秩序达成官方和民间(国家和社会)两个面向的分析框架下,黄宗智和张静分别从"实践"和"利益分配"的角度提出民间面向上存在的两种解释维度。本文从"叶玉珍"财产继承案出发,着重探讨公正观念的民间认同,认为在抽象原则上,官方和民间都认同"权利和义务一致"的公正观念,但在义务的具体内容上,存在个人义务与家族义务的认同冲突。由此,本文回溯历史,梳理明清以来寡妇财产继承权的变迁,进一步揭示其中所反映的公正观念在官方和民间认同上的一致与冲突,提出在民间这一面向上,"公正观念的民间认同"是以往未注意到的另一解释维度,从而试图对法律秩序的达成加入新的解释维度。

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 鲍曼的理论构想及方法论探析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1989年发表的《社会学对后现代性的回应》(后收入《后现代性的通告》)一文中首次对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进行了区分。鲍曼尝试用“社会性”、“栖息地”、“自我建构”与“自我组装”等概念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崭新的人类状况。本文试图在阐述鲍曼关于后现代性社会学理论构想的同时,剖析这一构想所凸显的社会学在后现代状况下的理论定位及方法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