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研究省域中观尺度的毒品犯罪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云南省129个县区单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数据,采用GIS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引力模型分析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差异格局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构建由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毒源地影响、地形复杂度组成的毒品犯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云南省毒品犯罪率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格局,高犯罪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2)云南省各区县毒品犯罪在全局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与空间集聚特征,昆明市主城区—周边各区县以及云南边境各区县间的毒品空间关联网络强度较高;3)毒源地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呈显著负相关,距中缅边境(毒源地)距离与毒品犯罪率关系呈拉长的“倒S”型走向分布曲线,表现为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此外,经济水平对云南省毒品犯罪差异呈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为正向影响。

2000—2020年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次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刻画近20年来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分布格局,并采用分数响应模型,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要素和人口迁移3个维度,识别县域尺度人口老龄化程度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 20年间,中国绝大多数县域步入“老龄化社会”,部分县域步入“老龄社会”,成渝地区、内蒙古中部、长三角外围等地区县域步入“超老龄社会”。2)人口老龄化分布的空间结构模式多样。总体上,胡焕庸线是人口老龄化分布的明显分界线,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县域老龄化程度高于西北半壁县域,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人口老龄化呈现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梯度扩散的特征;局部看,人口老龄化呈现“均质化”“逆核心—边缘”“核心—边缘”等多样的空间结构特征。3)自然环境奠定人口老龄化分布的宏观格局,社会经济要素是老龄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人口迁移对老龄化空间格局的重塑起重要作用。

中国铁路建设与国土空间发展的关系演变——基于多层级管治视角

通过梳理中国铁路发展和投融资政治经济环境演化,试图分析不同阶段铁路建设与多层级国土空间发展的关系演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及融入全球化进程,铁路发展事权下移,中央和地方在铁路建设目标和利益导向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决定了铁路投融资结构、线路安排和站点区位选择,影响了铁路发展的空间效应。新中国成立以来,铁路建设与国土空间发展关系可分为4个阶段:铁路建设适应国土空间发展(1949―1978年)、铁路建设滞后国土空间发展(1978―2004年)、铁路建设追随国土空间发展(2004―2013年)、铁路建设引领国土空间发展(2013年至今)。各时期铁路发展主体、建设模式及其空间效应有显著差异,呈现出从建设普通铁路以满足区域物质运输、人口流动,到规划高铁来引领多尺度空间重构的发展趋势。近10多年来高铁建设成为铁路发展的主要形式,形成了以中央为主导的国家骨干网为基础,推动国家级发展轴线与城市群建设;以省市政府为主导的城际网络为基础,推动都市圈和同城化发展的多层级格局。展望未来,高铁建设需要加强站点与城市空间的协同发展,提升高铁效应在不同尺度的相互作用,进而推动空间协调发展。

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分析与启示——基于苏州沈巷村的思考

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是在社会需求的驱动下,自发形成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嵌合体。揭示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规律,可以为其治理和改造提供方向及策略。在分析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特征的基础上,以苏州沈巷村为例,根据空间组织主体,将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自组织演化划分为“个体导向的自创生”“关系导向的自扩张”“社会资本导向的自进化”3个阶段,剖析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的时空特征和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在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自组织演化中,空间组织主体由“村内人”向“乡内人”和“圈内人”扩展。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演化与重构,既是城中村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外在表征,又是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结果。2)在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过程中,从“自创生”阶段的血缘到“自进化”阶段的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自始至终发挥着强化信任和凝聚共识等重要作用。3)需要尊重城中村自组织逻辑,采用自下而上的协商行动,有效推进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治理。

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对遗产地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后对遗产地的经济影响还未得到较为准确的刻画。文章以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为例,以潮安区和饶平县为研究区,从总量变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比较了遗产地潮安区和对照地区饶平县在2010—201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并采用中断时间序列(ITS)定量分析了遗产认定前后两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差异及其显著性。结果表明:1)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遗产地潮安区的旅游业迅速发展,旅游收入显著增加,茶产业规模逐渐扩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2)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有效带动了遗产地旅游资源开发,增强了单丛茶的品牌优势,推动了遗产地的茶旅融合,使地方得到了良好的政策支持,进而促进了遗产地的经济增长。

基于产业发展大数据的南京都市圈建成区扩张时空特征分析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南京都市圈城市一体化发展也进入新阶段。当前加盟区县城镇化水平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引导未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1990-2017年全域不透水面数据与企业大数据,采用空间形态定量评估、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区位熵评价等方法,对比过去28年南京都市圈建成区向外扩张与产业集聚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探究南京都市圈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产业对于都市圈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根据建成区扩展强度变化,南京都市圈建成区分布格局先是呈单核心圈层结构,2010年后演变成多核心;2)制造业集聚与建成区空间演进之间存在全局正相关性,但在2015年以后相关性有所降低;3)在劳动力密集且附加值低的制造业中,服装纺织、森工造纸和文体娱乐等产业的集聚过程,与建成区演进的正相关性先增后减。矿物加工业对建成区演进具有较强的推动力。南京都市圈正处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时期,南京市应主动转移低端制造业到圈内其他地区,协同创新发展方式,持续提高自身首位度;都市圈其他地区应将土地资源投入从粗放型向效益型转变。

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金融业企业网络数据和链锁网络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在解析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定量识别与测度了金融网络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关键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中心性体系呈现空间指向和路径依赖的特征,链接关系呈现纵深关联和层级分化的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呈现逐渐深化和有序分布的特征;关键资源、空间距离、区位条件和历史基础是影响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择优链接、地理邻近和空间集聚是金融网络生长发育的动力机制。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城市化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支持城市在金融网络中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金融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供给引导功能,同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之间的网络协作。

围绕南海问题的信息权力作用过程与机制研究

2010年以来,南海争端呈现扩大化和复杂化的态势,形成环南海周边国家侵占岛礁、域外国家广泛介入的局面,进而推动南海问题日益走向“国际化”。分析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挖掘南海问题“复杂化”的深层原因,这是理解当前南海局势、避免战略误判的重要支撑。文章借助GDELT新闻媒体数据库,提取2013—2021年有关南海问题的事件数据,利用年代约束聚类方法将南海问题划分为矛盾上升期(2013—2018年)和域外介入期(2019年以后),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以及背后的信息生产网络。研究发现:1)矛盾上升期,围绕南海问题的合作与冲突主体主要为环南海国家;2)域外介入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结盟合作并围堵中国,中国在与域内国家紧密合作的同时,却成为冲突关系网络的核心,冲突关系复杂、合作关系萎缩与当前人们对南海问题有所缓和的认知形成矛盾,反映信息权力的作用愈发深远;3)信息生产网络中,美、英、澳等国家主导信息制造和加工过程,表明南海问题成为各信息行为体博弈的角力场。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基于景观破碎化指数的西双版纳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

以西双版纳为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敏感性,采用热点分析法提取出生态源地,构建景观破碎化综合指数修正地物赋值的阻力系数,基于MCR模型识别出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构建和优化西双版纳的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重要生态源地20个,总面积为7709.56 km^(2),占西双版纳州面积的40.33%。2)与夜间灯光数据校正的阻力面相比,基于景观破碎化指数修正的景观阻力面空间分异更加显著,且在廊道空间分布、避开人类活动冲突区、网络连接度和廊道对比验证上效果较好,说明基于景观破碎化校正的阻力面在夜间灯光数据较弱的区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3)生态廊道包括631.73 km的潜在廊道和278.59 km的关键廊道,呈现大半环和小环状相结合的空间形态;生态节点包括20个资源战略点、4个生态战略点、27个生态暂歇点和24个生态断裂点。4)在现有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自然本底条件和生态格局,优化出“一带一廊四组团”的生态空间结构布局。

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对民族文化遗产体验意愿影响机制

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引入旅行生涯模式理论,构建了包括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感知新奇、感知文化风险、文化体验意愿和旅游经验等构念在内的模型,以2个典型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广西龙脊梯田和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PLS-SEM工具检验结构模型,结果表明:1)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的影响显著,即TPCD正向影响感知新奇和感知文化风险,情感阶段对意动阶段的影响亦显著,即感知新奇正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而感知文化风险负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2)感知新奇与感知文化风险在TPCD对文化体验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该结论验证了旅游者文化体验意愿产生的心理过程遵循CAC理论模型,这是一个认知影响情感进而影响行为意愿的递进过程;3)认知积累在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部分显著,即旅游经验负向调节TPCD对感知文化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TPCD对感知新奇的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感知文化距离在特定的国内旅游情境下同样对旅游者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文化距离研究的对象范围。

国家公园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空间重构机理与联动逻辑

游憩活动带来的“人”与“地”的互动使国家公园原本的人地关系有了更复杂的内涵。国家公园的社区协调与游憩利用需要联动发展,其机理是当代社会由流空间与地方场所形成的空间重构。以流空间理论为基础,解析国家公园空间重构机理,构建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空间联动逻辑模型,结果发现:1)国家公园生态空间所具有的独特资源禀赋是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游憩空间运行发展的基础,生活、生产、游憩空间三者都影响生态空间的生态承载力。2)生活空间中原住民的地方依恋和文化认同都起源于生态空间,为游憩空间提供人文资源,通过宜居程度和生活保障的提升来促进生产空间的优化。3)生产空间也为游憩空间提供具有原真性的文化资源,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就业渠道的增加提高原住民的收入水平,带动生活空间的改善。4)游憩空间所产生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能够助力于生态空间的维护、助力于生活空间的改善和生产空间的优化。因此在未来的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中,一是需要根据流空间结构,推进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科学管理;二是基于空间重构机理,促进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要素流动;三是需要利用空间联动逻辑,完善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多元发展模式。

基于卫星遥感和POI数据的人口空间化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土地利用、POI(Points of Interest)等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构建了人口空间化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赋权法确定人口分布权重,利用GIS技术对人口统计数据进行了空间化处理。结果显示:综合考虑了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的人口空间化结果与真实的人口空间格局相吻合,空间分辨率为30 m,且相对误差绝对值<25%的乡镇有62个,所占比例为36.47%;而不加POI数据得到的人口空间化结果,相对绝对值<25%的乡镇有33个,所占比例约为20%,精度明显降低。结果表明:1)综合考虑NPP/VIIRS夜间灯光、土地利用、POI等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助于实现精度较高的人口空间化结果;2)将能够反映微观细节信息的POI数据引入人口空间化研究,扩展了人口空间化的数据源,并且可以提高人口空间化结果的精度。

基于夜光遥感影像的粤港澳地区城市发展时空格局演变

将VIIRS时间序列夜光遥感影像首次应用于粤港澳地区,结合LandScan^TM人口分布图等辅助数据,采用夜间灯光统计、位序?规模法则以及由基尼系数构建的夜光发展指数等方法,在地市级、区县级2种尺度上对其城市发展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探究其城市规模的时空演变情况。结果发现,2012-2018年粤港澳地区所有城市的夜光总量均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但中小城市的增速明显高于大城市,汕尾市的夜光增长率高达310.35%。在位序?规模分析中,地市级与区县级的q值在2012-2018年分别下降了16.86%和13.52%,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的力量大于趋于集中的力量,城市间规模发展日趋平衡。夜光发展指数同样随时间的变化逐渐降低,城市内部夜光与人口之间的分配水平差距正逐渐弥合,中小城市的发展相对更快。同时,夜光发展指数下降最为显著的几个地级市均位于粤东地区,说明粤东地区近年来正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基于CiteSpace的《热带地理》创刊40年文献计量分析

在《热带地理》创刊40年之际,基于CiteSpace软件对其1980—2019年的2938篇有效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每10年为间隔,分时段对相应文献作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突现性检测、作者共现分析及机构共现分析,以探究《热带地理》的研究主题演变、历史热点、核心作者及核心机构的合作关系。结果表明,在前20年,《热带地理》研究主题及研究区较为集中,多聚焦于华南地区及其资源开发利用;核心作者间的合作较弱,整体分散,且期刊主要报道的是广州地理研究所等广州地区的研究成果,机构间合作较少。自2000年后研究主题明显增多,形成多元研究热点,研究区范围有所扩大,但仍集中于中国南部;核心作者间形成较多合作团队,团队间合作交流明显增强;高校与其他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所占比重大幅增加,机构间合作大大加强。

基于无人机可见光影像的高原丘陵盆地区山药植株识别

采用四旋翼无人机采集特色作物山药种植区影像,针对山药种植时间和管护水平差异导致的植株生长差异化特征,通过筛选红绿比值指数(RGRI )、过绿指数(ExG)和过绿减过红指数(ExG-ExR)等颜色指数获取山药植株最优颜色指数计算方法;以高斯高通滤波(GHPF)增强和保留山药植株高频信息,抑制杂草、玉米植株的噪声;结合田间测量山药植株数据,通过人机交互解译方法对图像滤波增强后的影像进行灰度分割和提取山药植株信息。结果表明:1)样区总体提取精度为91.14%,样区A、B、C的提取精度分别为90.94%、91.96%、90.81%,精度验证完整性为93.16%;2)随着山药植株多株连体生长复杂程度的增强,过绿指数具有的土壤与植被的分离性仍优于红绿比值指数和过绿减过红指数;3)使用高斯高通滤波能够有效消除杂草、玉米植株的影响,减小山药植株多株连接生长所产生的干扰;4)高斯高通滤波卷积核大小79x79适用于不同时相和不同生长情况的山药植株影像处理,针对不同的山药植株生长情况和不同时相的可见光影像,需调整灰度分割的阈值参数r,单株山药植株面积S由田间测量确定。该方法以快速灵活、低成本的方式识别和计算不同生长状态的山药植株数目,适用于喀斯特山区的精准农业监测研究和现代农业生产活动。

怒江流域云南段生物多样性保护地人为干扰分析

基于乡镇单元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为干扰社会经济指标,计算怒江流域云南段2005、2010、2015年各乡镇人为干扰指数(HDI-Human Disturbance Index),分析了怒江流域云南段乡镇单元、已建自然保护区和相关保护优先区的人为干扰强度变化。结果表明:2005年以来,研究区乡镇HDI整体呈增长趋势,低和较低HDI乡镇数量减少但整体HDI增长,中度和较高HDI乡镇数量和整体HDI都增加,高HDI乡镇数量增加不大但整体HDI增幅最大;各级自然保护区人为干扰强度都呈增加趋势,国家自然保护区增幅最大达到较低人为干扰强度,省级自然保护区一直为较低人为干扰强度,县级自然保护区处于中度人为干扰强度,需加强永德大雪山、龙陵小黑山、临沧澜沧江、南捧河4个自然保护区所涉中度及以上HDI乡镇的人为干扰管理,避免人为干扰压力的大幅增加;研究区分布的3类保护优先区人为干扰强度缓慢增长,至2015年基本为低或较低人为干扰状态,有优化的空间和潜力;建议在怒江流域云南段上游增设碧罗雪山自然保护区,在下游考虑已建自然保护区外部空间扩展和自然保护区斑块间的生态廊道构建,在其他中度或较高HDI乡镇可根据保护需求开展迁地保护或自然保护小区建设。

广东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民系特征

为了解传统村落在广东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与国内其他省份空间分布情况差异以及其与民系特征的关系,以广东省126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空间自相关和民系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与国内其他省份传统村落的分布类型相似;从地市尺度来看,广东省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湛江和肇庆等地市;总体上呈不均衡分布,区域尺度上主要分布于粤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显著,全省分布密度为0.59个/千km^2,梅州市最高,达到2.14个/千km^2;全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存在梅州―潮汕区、广佛―东莞区、湛江雷州区以及清远连州区等4个比较明显的集聚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特性,整体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的分布格局;广东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广府、客家民系中,分布密度最高的民系为少数民族区,达1.31个/千km^2,其次为韶州土话民系区,为1.00个/千km^2,尽管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区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但由于这两大民系在广东省分布面较广,密度分别只有0.59和0.48个/千km^2。

《热带地理》2016年1―6期审稿人名单

在广大读者、作者,特别是审稿团队的默默支持下,本刊2016年编辑出版工作顺利完成。谨向2016年第1―6期全体审稿专家致以诚挚谢意!

海南岛澄黄滨珊瑚共生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导致珊瑚礁严重衰退的背景下,以抗逆性强的澄黄滨珊瑚（Porites lutea）为研究对象,于2013年10月―2014年8月在海南岛文昌和三亚对其共生藻密度及光合效率开展了季节性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澄黄滨珊瑚共生藻的密度及光合效率均存在显著的季节变化,共生藻密度在冬季最低、夏季较高,其光合效率在冬季较高,春夏季较低。2）澄黄滨珊瑚共生藻密度的空间差异远小于其季节变化的差异,但水深1~2 m澄黄滨珊瑚共生藻的密度普遍高于水深4~6 m的澄黄滨珊瑚,三亚澄黄滨珊瑚共生藻的光合效率明显高于文昌。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诸多环境因子中,海表温度SST和水体营养是驱动海南岛澄黄滨珊瑚共生藻密度及光合效率变化的主要环境因素,而光合效率的空间差异则可能是珊瑚对生存环境长期驯化的结果。由于文昌和三亚沿岸海水养殖和潜水旅游等人类活动频繁,礁区海水面临富营养化的风险,推测海南岛澄黄滨珊瑚面临SST上升和营养胁迫联合效应的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