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域主义背景下的城市营销、品牌流动与跨界治理——以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为例

文章从新区域主义的概念与内涵出发,对比分析西方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对城市发展策略的影响,认为城市营销由城市尺度逐步向区域尺度。通过对城市营销利用品牌引导空间价值分异的政治经济学解析,结合“城市外交”的理论框架,将中国城市营销的区域化转向解释为品牌流动。文章以沪浙边界的跨界飞地产业园(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为案例,运用半结构化访谈与文本分析等方法,集中分析产业园利用“上海张江”这一品牌的城市营销过程,回答产业园如何通过本地塑造、异地移植、再本地培植实现跨界发展的问题。结果表明:(1)中国背景下的品牌流动受到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不仅具有根植于城市的本地化特征,还具有可以异地移用的符号性与象征意义,品牌的再本地化是政策流动适配与本地独特资源禀赋的关键。(2)中国城市营销的区域化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城市以“外交关系”的方式开展利益谈判不同,制度流动是实现地方品牌区域一体化的关键。(3)地方品牌的区域一体化是城市政策、经济、文化、空间高度互嵌且充分流动的结果。

坦桑尼亚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坦桑尼亚是“一带一路”倡议辐射非洲内陆的重要门户,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及气候变化威胁加剧等问题。基于全球30米空间分辨率地表覆盖数据集及多源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数据,综合运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重心迁移分析、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坦桑尼亚2000—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坦桑尼亚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有所减缓,耕地和人造地表面积持续增加,林地和水体面积不断减少,耕地、林地、草地、灌木地四种地类的相互转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形式。②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不断下降,以中央铁路线为界,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空间格局相对稳定,重心始终位于首都多多马省域范围内。③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2000—2010年间冷点和热点区域分布范围和集聚面积较大,2010—2020年有所减小。耕地、林地和草地之间的相互转化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最主要的用地转换类型。④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均有所差异。社会经济因素大于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的协同增强作用则大于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分布明显加强了各自然环境因素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

基于“蓝带计划”的英国海外领地海洋保护与规划实践及启示

“蓝带计划”是英国海外领地海洋环境保护与管理的重要政策框架。本文对“蓝带计划”框架下英国海外领地的海洋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成效、主要策略、海洋保护规划体系进行梳理,并选择《阿森松岛海洋保护区管理规划(2021—2026)》作为典型规划案例进行解读,以了解英国海外领地的海洋保护与规划实践。从保护与管理工作、保护规划两个维度总结英国的相关经验,其中海洋保护与管理经验包括制定多元化的保护与管理策略、探索开放务实的工作机制、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重视工作进度与成效;海洋保护规划经验包括构建陆海统筹多层级规划体系、多元主体共促规划实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与动态反馈等。之后,本文探讨了对我国海洋保护及海洋空间规划的启示。

中国手机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手机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出口国。同时,随着我国国内手机市场渐趋饱和,越来越多的中国手机生产商开始注重海外市场的开发。本文通过贸易流、贸易强度指数、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7年以来我国手机出口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7年以来,中国手机出口经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波动增长三个阶段,全球占有率不断提升,但受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疫情的冲击,2018年以来我国手机出口规模出现一定程度的缩水。(2)中国手机出口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整体呈现以东亚、美国、欧盟为核心的三极格局,但手机出口贸易网络的集中度较高,存在安全隐患。(3)中国手机出口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与贸易强度较大地区存在空间错位,欧盟是最大市场但贸易强度指数不高,非洲市场份额很小但贸易强度指数极高,东盟是我国手机出口主要市场、也是出口依赖度较高的地区。(4)影响我国手机出口格局的主要因素是供给侧的制造业劳动力价格和R&D经费支出,其次是需求侧的制度质量、市场规模等,而流通方面的影响较小。

合作视角下的印太地区国家地缘军事关系网络演化研究

近年来,世界战略重心东移,传统的亚太与印度洋地区加速融合,美、日、印、澳等国纷纷出台各自的“印太战略”,深刻改变着我国周边的地缘环境。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GDELT数据对2001—2020年间合作视角下的印太地区国家地缘军事关系网络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2001年以来,印太地区国家地缘军事关系水平在波动中上升,整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关联性较高;(2)节点度数中心度提升明显,加权网络具有无标度特征,中、美、日等大国影响力显著,东盟国家及地区其他国家对网络的控制能力逐渐提升;(3)印太地区国家地缘军事关系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核心国家主要为中、美两国,半边缘国家主要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盟友与亲密伙伴;(4)社区探索结果在时空上分化整合显著,逐步演化为由东盟国家组成的社区和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家组成的社区。

蓝色经济通道的概念、理论基础及中国维护蓝色经济通道安全的路径

不同于海上交通线和海上战略通道,蓝色经济通道具有安全、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多层面的含义,致力于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重点关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沿岸最不发达国家,是一条海上大通道、海上合作平台,而不是具体的交通线、咽喉要道、海峡或海上交通线附近的战略岛屿。蓝色经济通道的海上大通道、海上合作平台内涵决定了其拥有理论基底。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地理环境理论是其理论基底。安全维度是蓝色经济通道的最基本内涵。维护海上安全是发展蓝色经济的重要保障。

城市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案例

受人文地理"情感转向"思潮的影响,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开始关注情感对空间的构建作用,情感空间的营造与城市空间的治理存在一定的耦合关联。本文以广州市区的宣传类户外广告为例,援引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的相关理论,采用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宣传类户外广告在营造情感氛围过程中与城市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而讨论情感氛围与城市空间治理的联系。研究发现,户外广告尤其是宣传类户外广告通过视觉表征生产情感空间,由身体-街区-城市三个尺度构成情感化的公共空间,置身城市公共空间的个体在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话语作用下重构对城市空间的想象,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等情感,并通过视觉、情感等非表征形式使居民在自我审视中加深群体文化认同,使空间治理内化。研究将情感地理的研究放置在城市这一中观尺度,通过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讨论丰富了情感地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拓展情感地理研究的尺度与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特征研究——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采用区位基尼系数刻画2010年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特征,研究表明:(1)全国层面上,服务业整体的区位基尼系数为0.52,集聚程度适中;分组来看,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生产者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所有的服务业门类均表现出集聚性,部分门类的集聚程度高于制造业;与2000年相比,生产者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有增有减,而公共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存在减弱趋势。(2)在三大地区层面,西部的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中部的服务业集聚程度最低,东部的服务业集聚程度则处于中间水平;服务业的分布差异主要由东、中、西部内部的分布差异所引起。(3)省域层面上,服务业的平均集聚程度相对降低,部分门类甚至呈非集聚状态,但仍有服务业门类属于高度集聚;西藏、青海、新疆等欠发达省份的服务业集聚程度要远高于发达省份;服务业的分布差异主要由省域内部的分布差异所引起。本文为有关中国服务业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持。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测度与时空演化分析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广西边境民族地区2011—2017年的旅游扶贫效率,结合Malmquist指数进行跨期动态分析,并运用ArcGIS10.0进行时空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各县(市、区)旅游扶贫综合效率时空分布差异较大,主要受纯技术效率影响,2)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整体旅游扶贫Malmquist指数总体处于逐步衰退的趋势,其中规模效率变化指数贡献最大,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次之,3)从投入产出效率角度分析,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随时间的变化表现出空间集聚态势增强的趋势,聚集程度增加,4)旅游扶贫效率类型主要分为潜力型、发展型、成熟型和衰退型4种类型,少数县(市、区)旅游扶贫效果不明显。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尺度效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土地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研究尺度的选择是其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选取聚集分散指数、斑块类型指数、形状指数三种类型指数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层次分析法,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及其响应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景观破碎程度增大,景观分布越来越分散,景观异质性减小,斑块之间连接度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建立最佳尺度选择模型,并基于分型理论对最佳尺度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最终得出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

中国居民食源性疾病的地理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2—2017年全国《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居民食源性疾病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并采用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SLM)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TWR),识别影响食源性疾病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化。结果表明(:1)中国食源性疾病分布具有不均衡性,总体趋势为集中分布于南部以及沿海地区,五年间集中区已出现明显的向北移动的趋势(;2)中国食源性疾病事件数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五年间空间集聚下降。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低-低类型区集中分布于中国北部。2011—2016年,中国食源性疾病变化趋势与空间分布特征类似(;3)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事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突发环境事故的增加将使得食源性疾病增加,而政府财政投入、居民教育水平、城镇化、环境质量的提高将使得食源性疾病减少。除居民教育水平外其余变量也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4)时空地理加权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差异。地区人口密度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东向西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对食源性疾病的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减。居民教育水平提高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中部向东西逐步加大。城镇化率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减。环境质量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增;突发环境事故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中部向东西加大;年平均气温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南向北减小;年平均降雨量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减小。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快速城镇化地区城市扩展与重心演变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利用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了河南省城市建成区空间格局的变化;引入重心理论模型,识别了河南省经济、人口、灯光重心轨迹演变。结果表明:(1)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北部城市群,城市化进程较快,郑州和开封的空间扩展联系紧密;河南省东西向建成区扩展水平高于南北方向,中部平原区好于西南部山区,整体呈现集聚式扩张;(2)灯光重心主要向东北方向移动,与经济重心转移方向一致,与人口重心方向明显偏离;(3)夜间灯光强度与建成区面积相关性较高,经济发展情况与夜间灯光强度以及建成区面积的相关性均高于人口与灯光及建成区面积的相关性。

中国与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前景与对策

中国与东盟在地理上是山水相依的近邻,战略上彼此对对方都属至关重要的地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对东盟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力,多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入。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东盟进入了全方位合作的新时期,相互联系紧密而广泛,对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基础设施发挥"新支撑"角色。未来,中国与东盟的基础设施合作应以创造机会和营造区位为前提,共同推动泛亚铁路建设,形成区域合作新通道,并以泰国湾地区为重点区域,规划建设中国与东盟联系的运输中心和经济枢纽,保障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合作持续深化。

不同尺度空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评述

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全球、国家、区域和城市四种不同尺度空间地域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热点、主要进展和差别进行了梳理对比。研究认为:全球尺度面向人类发展,侧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的机制与规律研究;国家尺度面向发展阶段和需求,侧重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阶段、关系类型的研究;区域尺度具有差异化自然和经济本底,存在多种类型的区域,较多对省级行政区、功能区和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城市尺度的地域范围小,侧重与城市管理相关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讨。虽然不同尺度的研究可以相互借鉴和参照,但不同尺度空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不能混为一谈,需要设计面向空间尺度特征的研究框架,挖掘针对性问题,切实服务于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公共还是私密空间?基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潮汕钩花案例分析

通过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潮汕地区钩花行业一百多年的兴衰发展进行梳理,同时利用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阐释了潮汕女性在此历史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得出潮汕钩花行业经历了女性空间实践的公共化、家庭空间的经济化、以身体为尺度的钩花展演的发展阶段。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钩花行业的发展展示出潮汕女性身份不断建构与重塑的过程。鉴于此,本文通过钩花活动,指出从事手工业活动建构了潮汕女性作为"经济人"的社会角色,她们的空间实践和空间展演也随之发生改变,逐步由家庭空间的演绎转移到洋行和抽纱工厂等更加公共的领域。女性主义地理学所批判的性别空间"二元论"在这个案例中也具化成为对性别所导致的公共的(男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和私密的(女性的、非经济的和非政治的)二元论的挑战。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地理的视角为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主要城市旅游要素网络关注空间演化特征

旅游要素发展水平是衡量旅游产业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通过建立旅游"六要素"搜索关键词选取、搜索数据剥离及合成的技术方法,结合2011-2015年我国24个主要城市旅游要素网络关注度数据,采用变差系数、赫芬达尔系数等指标和标准差椭圆方法,分析城市旅游要素的网络关注指数空间演化特征。结果表明:2011至2015年,"吃、住、行、娱"四要素网络关注指数城市差异呈"V"字趋势波动,"购"要素差异越来越大,"游"要素差异则越来越小;旅游"六要素"网络关注指数的赫芬达尔系数变化不大,各城市度集聚程度低,关注较为分散;旅游"六要素"网络关注指数在空间扩展上具有极大相似性,呈现出东北—西南格局,向正东—正西方向转变的趋势。但"吃、住、行、购"等旅游要素网络关注指数标准差椭圆的中心呈现向西南偏移的趋势,而"游、娱"旅游要素则呈现出向东北偏移的趋势。

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特征及启示

上海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但较高的商务成本一直以来是困扰创业者在沪创业的首要难题。同样高商务成本的美国纽约硅巷却扬长避短,低机会成本"抵充"高商务成本,吸引大批初创者入驻,并逐步演化形成完整、成熟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本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从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对美国硅巷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特点和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上海深化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面临的挑战,提出几点举措建议。

SNS社区空间交流特征与教育社会资源理论的地理解释--以百度贴吧的“高考吧”为例

我国教育基础设施的地域差异显著并形成地域鸿沟,但是网络环境及其应用却在均衡发展,那么Web.2.0时代教育主题SNS社区人际节点空间交流特征是怎样的,以及个人信息交流有什么效果,进而对消除教育发展地区差异能否发挥特殊作用,需要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和针对整体区域的地理解释。选择百度贴吧中"高考吧"代表性教育主题帖为案例,以行动者地点和回复量体现人际节点空间交流,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SNS社区人际节点空间交流的特征,进而运用教育社会资源理论解释该特征的形成,旨在说明SNS社区人际节点空间交流对行动者学习效果的影响及其地理学规律。研究发现:目前我国SNS社区人际节点空间交流整体表现为稀疏的类星型和线型结构,由低聚类系数表征出高扩散连接特性,点出度和点入度空间不对称形成围绕中心节点的局部集聚交流态势;人际节点空间交流具有非距离衰减性,较少依赖地方行政-经济中心,较大程度上突破了行政区划界限,行政区域内部的连接弱于跨行政区的连接;行动者个体特征在SNS社区交流中的作用较强。以上空间交流特征可以通过教育社会资源理论的个体、个体间和区域(位置)等观点进行地理解释。基此对改善我国地区间教育资源空间不平衡提供一种路径。

旅游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游客感知——以拉萨玛吉阿米餐厅为例

随着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及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城市消费空间成为城市社会研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然而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地方化也在悄然兴起,玛吉阿米餐厅正是地方化催生的产物,并且自其开业以来就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从经营者的空间建构和游客的感知两个角度,运用质性的研究方法对玛吉阿米进行研究,发现:经营者运用各种景观符号及名人轶事对空间进行建构与重构,使其成为一个极具民族风情与有故事的空间;而作为消费的游客,通过对实体空间、名人轶事的感知获得一种深刻的消费体验,而对餐厅的功能价值的感知程度较差,这也说明旅游消费也具有符号消费的倾向。

邻里空间演化的个体化现象研究--以广州华侨聚居区为例

基于华侨新村建筑形态演变研究,通过质性研究访谈,对在全球化和政治变革影响下广州华侨聚居区——华侨新村个体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及机制进行分析,发现高围墙所揭示的不仅是物质空间上的边界和隔离,同时是居民交往空间上的边界和隔离的隐喻。由于城市管理模式变革,社区内异质性增高,社区中上阶层对其他的居民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低,并且在绅士化的冲击下,以老归侨和单位制居民为主的旧情感性关系正在瓦解,新的认知性关系无法建立,实体社区功能弱化,个体化现象在华侨新村内日益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