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向下表态与政策执行过程匹配研究——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官员向下表态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匹配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空白之一,向下表态是官员在科层体系中分配政策执行权力的方式。官员向下表态可引发四种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基于政策资源的行政性执行、基于行政强制力的政治性执行、基于地方情境的协商性执行和基于社会网络的权宜性执行。行政性执行主观性强,容易产生公共资源浪费;政治性执行缺乏权力监督,容易造成执行偏差;协商性执行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引发政策执行的“次优绩效”;权宜性执行滋生形式主义,容易引发基层“空转”。在政策精确化、社会智能化和行政责任化的背景下,官员向下表态时,应提升表态清晰度,避免模糊表态,提升表态能力,克服表态失灵,提高表态责任,摒弃避责心态。

结构紧张与网络聚合: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及疏导

脱胎于民粹主义传统、衍生于信息技术勃兴的网络民粹主义,并非是社会事件对网民情绪的随机引爆或利益主体间话语冲突的偶然跃现,而是结构性社会紧张的网络聚合与畸化涌现。在结构紧张视域下,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理路呈现出一种“理性现实需求—非理性网络呈现”的二律背反:政治参与不畅境遇下的网络民粹主义,以网络舆论审判等极端形式发挥代偿性的民主实践效用;利益分配张力格局中的网络民粹主义,在底层符号的建构、弱势语态的倒逼中传递社会公正诉求;文化环境紊乱状态下的网络民粹主义,为抵抗主流文化、生产大众文化而构筑起反权威、反科学的反智惯习;消极心态积淀下的网络民粹主义,凭托于虚拟在场等技术支撑,在对社会焦虑、社会怨恨的释放中异变为暴力的行为展演。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民粹主义,亟须将其纳入“疏解”与“引导”的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中,照料其现实性社会需求、引导其科学地传递诉求,以期将深层的结构性张力格局整合为有序、稳定的有机系统。

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

超越“占领思维”:媒体融合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的转型路径

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在新媒体主导的后真相政治时代遭遇"脱媒"的巨大挑战,其政治整合功能呈现某种程度的式微。内容为王、渠道为王、终端融合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三个不同阶段,其共同点是认为只有通过"占领"才能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媒体融合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是由传播内容与传播渠道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两种因素的匹配形成了萌芽型、发展型、过渡型、理想型四种传播模式。向理想型传播模式的转型还需要尽可能地避免意外后果。

走向全民覆盖:金砖五国健保筹资体系的制度与治理变革

普惠健康覆盖是衡量健康保障体系发展的新目标。让民众享有一定质量的基本健康服务的同时免于财务风险,即提高健保覆盖率或降低自付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中之重。在金砖五国中,南非和巴西基于社会医疗保险和私立健康保险的发展,辅之以公立健保和公费医疗,提高了健保体系的筹资水平和公共支出水平,使自付率降低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通过有效发挥行政治理的作用,提高了公共健保体系的覆盖率,但由于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孱弱,健保体系存在着筹资水平较低以及制度碎片化的问题。俄罗斯和印度的健保体系均以全民公费医疗为基础,辅之以社会医疗保险和公立健康保险,但行政治理的主导未能与市场和社群治理有机整合起来,健保体系呈现出一定的治理失灵,民众自付率较高。

“指尖政府”:特大城市移动服务微治理研究

"指尖政府"作为移动政务模式的新坐标在国内得到迅速普及。这种趋势除受移动政务全球化的影响外,也有技术、需求和政策三个内生变量的共同作用。目前,移动政务主要有两个面向——服务与微治理,而这与特大城市的发展需求具有强耦合关系。我国移动政务尚处于发展之初,主要存在技术问题及信息上的风险、法律缺失及制度上的迟滞、水平不一及功能上的失衡、软件不足及能力上的短板等制约因素。因此要注重技术开发与安全保障、强化法律供给与制度建设、鼓励系统优化与模式创新、提升政府能力与软件质量,使移动政务实现更好的服务微治理效应。

恐惧、技术恐惧与官员网络恐惧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恐惧主体与恐惧对象。官员网络恐惧主要原因并非是对网络技术本身的恐惧,而是由于互联网发展导致的政治生态变化。官员网络恐惧不是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也不是网络技术发展有意所为的结果,官员网络恐惧仍然有着其不可或缺的意义。官员网络恐惧并不必然表征政治生态的合理性,而是政治生态不完善的表现,这正是需要理性地认识并努力改进的方面。

论集体行动中的价值、规则与规范

人类社会是通过集体行动诠释社会生活的内容的,但集体行动必须有秩序,并需要去获得行动的一致性。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在如何获得集体行动的一致性方面,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和争论。在此问题上,往往锁定了价值、规则和规范三个要素。应当承认,价值、规则与规范是无法完全割裂开来去加以认识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含的关系。但是,在行动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以价值或规则或规范为引导的问题。在工业社会,对集体行动一致性的追求最终指向了对道德本源的形而上探讨,从而形成了昂格尔所说的在欲望的道德与理性的道德之间进行选择的二难困境。然而,在现实的社会运行中,随着官僚制组织的出现,理性的道德战胜了欲望的道德,表现为用规则去整合集体行动,其结果却压制了人性,造就了非人格化的机械系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构想了一种既能包容人的个性又能共同承担任务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将告别对规则的依赖,而是在规范的引导下开展行动。

“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理想模式及功能

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为基础组建农民合作社,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有效途径。"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具有以下综合优势:保证单位面积农田的最大产量,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吸引青年农民居村务农,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民抵抗旱涝灾害的能力;增强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这样的发展模式还能培育并不断壮大农村中间阶层,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效应,有助于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应在提高资本下乡门槛的同时,鼓励农地在村庄内部自发流转,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并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

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财政考量

幸福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心理体验,具有一时性、多变性等特征。这使幸福指数化的实践努力受到削弱。相比而言,从宏观层面研究影响全体国民幸福的主体要素并以此来指导政府财政行为,则更有助于幸福生活的实现。故可通过对已有国民幸福指标体系的归纳,再结合财政支出的具体统计指标来构建能有效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财政考量指标体系,从而促使以财政为核心的政府行为从实现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转变为保证经济发展、关注生活伦理与创建和谐环境的多目标体系。

祛除行政之恶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之所以会产生行政之恶,是因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仍然以精英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制型政府及其行政模式来应对后工业社会的挑战与要求,使得抽象行政权力与具体行政权力的运行不协调。因此,要祛除行政之恶,不是简单地求助协商民主,而是要去寻找并建构起适合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政府形态。多中心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及服务型政府符合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与需要,三者可以形成一个和谐平衡的系统,从而保证抽象行政权力与具体行政权力协调运行,进而祛除行政之恶。

中国共产党党内学习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基本经验。在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新知识新思想层出不穷的背景和形势下,我们只有认真总结党内学习的宝贵经验,并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这些经验,才能不断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成真。

以信息化促进干部监督工作科学化——以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研发使用“记实监督系统”为例

以信息化促进干部监督工作的科学化,是对传统的干部监督方式的改革创新,大大拓展了新时期干部监督工作的功能,并明显提高了干部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水平。这充分体现了向科技要生产力、向落实要执行力、向创新要监督力的要求,顺应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科学化发展的方向。

西方女性主义三种性别平等观之比较

西方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首先是忽视性别差异的性别平等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持有的是这种观点;其次是重视差异的性别平等观,激进的、文化的和后现代的女性主义基本上持有这种观点,但无论是忽视差异还是重视差异,都会给女性带来现实的危险;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平等与差异的矛盾是历史产生的,只有历史的发展才能解决,为女性主义跳出这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行政诉讼立案审查程序研究

立案审查程序是行政诉讼的必经环节。人民法院在接到当事人的起诉后必须及时组织人员对当事人的起诉材料进行审查,以核实是否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要件,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立案受理,否则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法》及若干司法解释并未对行政诉讼的立案程序作详细的规定;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也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进行监督,也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

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

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

公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以天津市为例

基于顾客需求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在天津市民中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的定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如积极回应公民需求、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政务公开状况等政府自身能够控制的因素会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评价。地方政府不太容易控制的因素,如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状况也会对政府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改进这些方面的工作绩效,会提高政府的形象,增强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

试析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

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构成毛泽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哲学基础;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构成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和谐思想;平均主义构成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和谐"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构成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和谐思想;"人民公社"论构成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思想。这些思想既闪烁着真知灼见,又具有认识局限。辩证地分析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近代价值观变革的启蒙意义

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变革,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其主题是人的发现和人的解放。价值观这个历史转变过程的突出特点,是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由专制主义体制中社会化了的人格变为民主主义体制中自由独立的个人,即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意识的凸现。这个转变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个人主义的形成和传播是近代中国价值观上的革命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