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继承与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文化主体性以高度的理性化、自觉性、自主性和致用化为其基本规定性。简言之,理性化特质聚焦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上,世代传承,形成了完整的理性结构与体制;自觉性特征展现在自觉地运用文学审美性去观照世界和关注人生,以及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在文学性方面追求变与新;自主性特性体现为坚守文学的审美本体性和坚持文学的文化包容性,这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学之路必然不同于西方;致用化特点则集中反映在主流文学观对文学“观”“群”“怨”作用的执着与创新,以及对文学教化作用的重视上。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精神文化主体性,对当下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纪念陆游“从戎南郑”8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4月15—16日,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中国陆游研究会主办,陕西理工大学承办的纪念陆游“从戎南郑”850周年暨宋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陕西汉中召开。会议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陕西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七十多位学者参加,共收到论文五十余篇。

韵文表演和文本吸纳:宋元话本小说的文体融合与建构

在宋元话本小说中留存了诸多韵文表演,如果将“集句”视为串联韵文并建构起一个完整的韵文表演的组织形式,那么“故事”本身也同样具备这一功能。就此我们也能对于“入话”和“头回”之间的关系有更为明晰的观照:故事性的头回应是从非故事性的入话渐次发展而来,对于入话韵文解释空间的充分拓展则是非故事性的入话最终得以演变为故事性的头回的根本原因。从韵文叙述的角度看,“潜故事人物”以及“伪故事人物”普遍存在于这些韵文表演中,他们更为重要的职能不在于叙事,而在于串联以及展现韵文。这些来自于其他民间伎艺的韵文表演最终被话本小说吸纳和消化,而话本小说在韵文叙述方面更为细致的文体特征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逐步建立。

清前中期桐城杜诗阅读传统与桐城义法的生成

清代前中期,桐城出现了非同寻常的杜诗研究热潮。奇特的是,这些杜诗研究者无一例外都从属于一个由宗族、姻亲、师友关系组成的阅读社群。社群中的士人通过集体研讨、家族传习、过录编印、相互序跋等方式达成集体阅读的效果,形成了阅读模式的趋同性。桐城杜诗学集体摒斥“诗史”和“一饭不忘君”两种学说,并提出自己的核心阐释理论,即“以意逆志”说。这种阐释模式偏向于文学本位,因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诗歌章法、意脉等问题上,为桐城派章法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积淀。而桐城杜诗学为“以意逆志”所设计的阐释法门和学习路径,正是刘大櫆、姚鼐“因声求气”“由粗入精”理论的先导。

易安范式的生成和女性词的创作与批评

易安范式滥觞于南宋,确立于明末清初,是历代女性词创作优劣最主要的评判标准,但却不是唯一标准。此外还存在着以花间词的婉媚缠绵,不涉浓艳、清俊无脂粉气以及慷慨悲凉等三类评价标准,且彼此存在多元复杂的联系。清代以后尤其是清中叶以后,女性词人追和易安词渐成风气,仅词题中有明确标注追和漱玉词的就有近二十人的百余首作品。这一现象有其社会文化基础,同时易安范式又潜移默化地规范着历代女性词的创作。女词人通过追和易安词,表明她们对词风选择的态度,同时这也是对前代才女词人穿越时空的心灵回应。

宋代文章学的成立:从黄庭坚到吕祖谦

在宋代文章学成立的历史进程中,“黄庭坚一吕本中一吕祖谦”的传承谱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凸显了以师友传承为特点的文章学教育机制对宋代文章学发展的特殊意义。从黄庭坚到吕祖谦,他们一方面以道本文末观对创作主体提出要求,另一方面肯定作文工夫的重要性,确立法度在文章创作中的地位,对文法的探讨日益自觉。遂形成以唐宋大家和先秦两汉之文为范本,以编选、评点为方法,涵盖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等多层面的文章学范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发展。

“有无”与“深浅”:论《人间词话》的批评层次问题

“有无”与“深浅”构成的批评层次问题,是理解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关键切入点。在“境界说”内部,“境之有无”主要涉及“境界说”与明清诗词理论的关系,其重点是王国维对“格调”的定位;“境之深浅”主要涉及“境界说”与叔本华美学的关系,其重点是王国维在理论上如何实现“有我之境”与“宏壮”的嫁接。在“境界说”外部,“有无”与“深浅”映射“物质之境界”“审美之境界”“道德之境界”等三种境界的关系,因此可将“境界说”与王国维的宋明理学研究及其教育观等问题纳入同一思维空间加以考察。“境界说”的文化身份问题,也可经由探讨《人间词话》的批评层次,获得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思考方向。

重要启事

根据本刊工作需要,自2020年11月25日起,《文学遗产》网络版地址更新为http://wxyc.ajcass.org/在线投稿系统地址更新为:http://wxyc.ajcass.org/admin/user/login?group=author自即日起,原域名停止使用。本次只涉及域名变动,不影响网络版及投稿系统的正常使用。注册用户可以继续使用之前的账号、密码登录投稿系统。

四海无人角两雄——辛陆异同论

辛词与陆诗是南宋文坛上爱国主题的最高典范,但是二人的爱国思想同中有异,前者以奏议为主要形式,是爱国将帅的平戎之策;后者以诗歌为主要形式,是爱国文士的讨胡之檄。就作品中表现的爱国主义内容而言,辛词与陆诗的最大差异是前者多为写实,后者纯出虚构;故前者只能对亲身经历如实叙述,后者却可以尽情地展开想象。辛词与陆诗的相同之处是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并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尊严。

“现代性”与“科学帝国主义”初体验——论近代早期的火轮船诗

近代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蛮横开启。火轮船由此进入晚清士人的视野。其出现、引进、风行与技术革新影响了咸同光三朝诗歌生产的策略与形态,是近代早期文学史上的典型案例。晚清士人借由古老的东方语言及体式来书写现代器物,展现了旧诗的可能性;灵光一闪的诗性张力充满了"现代性"危机隐喻,在深度上并不逊色于同时代的西方诗人。更重要的是,晚清士人诉诸直觉与经验,借由对火轮船的书写思考了"前圣制作"与西人"制作"的不同。他们由此触及的,除了传统文化之外,还有科技对帝国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影响。在这些层面,近代早期的火轮船诗歌书写是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意义,并提供了反思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视角。

汉代前期文艺思想转型的实践与动因——以从“敦朴”到“巨丽”的转化为例

汉代前期的文艺思想经历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发展阶段。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探索这一时期文艺思想形成与转变的动因,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的规律。汉代前期文艺思想的建构与转型是外部动力与内在机理共同作用的结果:物质基础的原动力,主流文化的制约力,作者个性与感受的主动力,受众审美的驱动力,这四者共同构成汉代前期文艺思想转型的外部动力。同时,文艺思想的内在理路也催生了"质文代胜"的转换。

梅尧臣、苏舜钦边塞诗的角色想象与诗史意义

宋仁宗朝宋夏战争激起边塞诗的写作热潮。梅尧臣、苏舜钦尤具参与感,各以“通儒-幕僚”“烈士-武将”两类虚构的“文化人格-政治角色”为中心将边塞诗汇成风格独特的文本系统。梅注《孙子》,欲入边幕,其边塞诗因幕僚思维和儒者认同,一则重视析理建策,关注幕僚群体,二则承载悲悯情怀和通儒理想。苏作边塞诗鉴于宋将无能,由烈士向慕导向武将想象,发扬中古边塞诗的抒情传统,形成公私话语的背反。梅顾虑儒者论兵,苏反思烈士人格,又可见政治文化的影响。梅、苏的边事书写不仅集中显示两人诗风的差异,亦标志宋代边塞诗形成自身特色,这表现为写作内容的现实指向、心态的时代性及范式革新。

先唐文学研究再出发——“问题与方法的历史:1949—2019年先唐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恰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在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上,2019年7月6—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京联合举办了“问题与方法的历史:1949—2019年先唐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先唐文学研究者,围绕建国七十年来的先唐文学研究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这次会议不仅总结了建国七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中的成就与不足,更为先唐文学研究的再出发指明了方向。

“首届中国道教文学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9年6月21—23日,“首届中国道教文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道经集部集成、编纂与研究”推进会在长沙召开。来自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南大学、暨南大学、扬州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四十余位学者与会,围绕如下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一、道教学说与文化研究。何宗美(西南大学)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对焦竑《阴符经解》的评判;徐昌盛(湖南师范大学)从乐府《神弦歌》中的道教信仰切入,分析了三国时期孙吴道教的表现形态;郭健(重庆师范大学)辨析了陈寅恪等学者所论白居易涉道诗的言行“矛盾”;李璇(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从道教传入的途径与方式,道教神祇和人物的参入,本主的封号、庙宇与祭祀等方面,分析了大理白族本主信仰中的道教元素。

宁夏词学传统与词中“贺兰”意象的演变

明代宁夏地区的词学传统,由流寓词人、宗室词人、督抚词人、武官词人四部分构成。其中的庆藩文学传统与督抚文学传统,分别代表着宁夏词坛的稳定性与流动性,影响尤大。在这些人的词作中,"贺兰"意象一直贯穿始终,并在演变的过程中,因创作场景的不同,渐分为"实写""实指""泛指"等多种功能类型。结合对两宋诗文中"贺兰"意象的全面考察,我们熟知的岳飞《满江红》词的写作时代,或可重新审视。

论严复的古文旨趣——以严评《古文辞类纂》为中心

严复是中国以古文翻译西籍的第一人,在中国的思想界影响巨大。因为曾得到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的赏识,所以自民国以来,他的古文就常常被归入桐城派中,而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通过细读严复对《古文辞类纂》所作的大量评点,可以发现严复在评点立场、关注问题和对具体文章的审美旨趣上都与桐城派异趣,他的古文观在晚清至民国的古文圈中是独树一帜的。严复非常重视文字表达的精确和意脉的连贯性,这使得他的文章更具有科学性而非哲学性,他的文章适合宣传意图明确的主张,或论说可以纯粹依靠逻辑推导而得出清楚结论的道理,而非那种需要依靠内省、直观去把握的道理。

唐宋词的定体问题

早期的词集里出现若干词调之作品在字数、句式、字声平仄和用韵的差异,以致词学界自来即有"花间诸词无定体"之说。唐宋词的定体即词的体制格律的建立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敦煌曲子词里已有律词的出现;在花间词里虽有一些词调存在较多的别体,但常用的小令已经定体,并为宋人沿用;在柳永词里虽有不同宫调之词调的词体制差异,但同宫调同词调之作品多是格律严密的律词。律词产生于盛唐,经晚唐五代的发展,在北宋时期此种文学样式的体制基本上确立。

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我们已经无法离开“五四”来谈论传统，这一点对于身处20世纪以后的中国人，应该毫无疑义。实际上，“五四”以前并没有现代学科形态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因为这里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史”，其概念内涵皆与古籍中所说不同，都是“五四”以来所建构并逐步完善的。虽然传统并不完全沦为沉默不语的史料，但它已经被“对象化”，作为一种对象被我们思考和处理。从方法的角度说，“中国文学史”跟“英国文学史”或“印度文学史”只是研究的对象不同，处理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建构起这样的“中国文学史”，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所以，从建构“中国文学史”的需要出发去审视传统，而不是按弘扬或延续传统的需要去勾勒其中的文学部分，是20世纪的主导倾向，也就是研究者的基本态度。换句话说，先有“中国文学史”的一系列问题意识，然后才有传统在我们研究者视野里呈现的面貌，而不是相反。

公安派诗学新变中的书画因素

公安派诗学具有取新变于书画的特质,形成了独特的诗学生成路径。他们的核心诗论于徐渭诗书画中得到确定,并受到董其昌"以天地为师"的画论影响,形成了与书画相似的崇尚天然平淡的诗歌风格。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公安派也将实景转化为画境,偏重诗歌画面空间感的渲染,形成了熔铸笔墨艺术于诗法的诗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