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如何促进社会和谐?——来自中国医疗纠纷的证据

社会矛盾(如医患矛盾、债务纠纷等)影响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理论上,社会矛盾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金融风险(市场不完全问题),引入相应的保险合约和市场(如责任保险等)会使市场更加完全,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帕累托改进。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政策反事实,这个理论命题尚未得到理想的实证检验。本文利用中国渐进式医疗责任强制保险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医疗纠纷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识别出责任保险化解医患矛盾的因果效应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医疗责任强制保险由于使得市场更完全而增进医患双方的信任,显著降低了医疗纠纷,是一种帕累托有效的制度安排。这表明,金融创新可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及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新闻文本大数据与消费增速实时预测——基于叙事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利用媒体报道的文本大数据构建消费新闻情绪指数(CNSI),挖掘其对消费增速预测的独特价值,拓展了叙事经济学在宏观预测中的应用。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消费增速与情绪指数出现趋势性背离,是未来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的新问题。本文使用小波分析对消费增速进行分解,发现CNSI对消费增速的短期波动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第二,利用新闻文本数据的高频优势构造周度CNSI,发现其能迅速捕捉疫情等重大冲击的影响并实现精度更高的实时预测。第三,进一步区分媒体叙事的不同维度,与传播已有事件的现状描述文本相比,描述未来的前瞻性文本更能预测未来消费增速;与包含极端情绪的煽动性报道相比,客观中性的非煽动性报道预测能力更强。

金融地理可及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融资成本与人力资本结构视角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与“效”,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我国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重要政策议题,而劳动收入份额是反映初次收入分配的关键指标。本文从融资成本与人力资本结构变动双重视角考察金融地理可及性(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和2007—2021年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地理可及性的提高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融资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金融地理可及性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渠道。金融地理可及性的提高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这在激励企业增加资本投入的同时,也促使企业雇佣更多高技能劳动力,相应减少了低技能劳动力雇佣规模,且前者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此外,金融地理可及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企业特征、行业特征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表现出明显异质性。本文从银企地理邻近视角为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新的证据,对理解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因素、探寻金融赋能收入分配格局优化的政策着力点具有启示意义。

方言多样化和企业创新——中国的事实及机制

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吗?使用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和工具变量法,以方言表征文化,本文实证检验了方言多样化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方言多样化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平均而言,以人口加权的方言多样化指数增加1%,企业人均私人创新投入会下降1.18%。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方言多样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主要在于信任效应(文化身份认同)而非文化交流效应。此外,由于自身资源、人才和风险限制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创新过程中技术链条的各部分外包给其他企业(即创新外包),但方言多样化增加了企业创新外包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方言多样化通过市场分割强化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产品和资本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的省份,方言多样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强。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土地财政”的演进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尝试解释中国经济的近中期增长模式。在考虑“土地财政”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两期世代交叠(OLG)模型说明基本原理,随后将两期模型扩展到多期OLG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将通过“土地财政”机制获得的资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企业部门资本重新配置、均衡条件重构,推动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对占比的稳定均衡。在这一机制下,GDP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上升但增速逐渐下降;资本的总体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优化速度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占比先增后稳。多期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我国1998—2017年期间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以及储蓄率、投资率、对外投资与外汇储备等宏观指标。随着“土地财政”作用的进一步弱化,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深化国企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等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存款保险、市场竞争与银行经营稳健性

本文基于银行存款市场空间竞争模型,探讨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和福利效应,及其与市场竞争政策的交互作用。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尽管能够保障存款人利益,但会降低存款人对银行经营稳健性的要求,使得银行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资产从而降低经营稳健性;而市场化的存款保险制度通过费率与风险挂钩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同时避免过高政策成本负担,实现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随着市场竞争强化,引入风险差别费率保险制度,在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和增进社会福利方面的效果逐渐增强。模型分析表明,当长期允许机构自由进出市场时,政府强化竞争政策短期可能降低银行的经营稳健性,但长期内高风险银行逐渐退出市场而更有效率的低风险银行进入市场,这种柔性市场退出机制使得银行业整体经营稳健性增强。因此,在金融市场中强化竞争政策,推行并完善当前市场化的风险差别费率存款保险制度,长期内有助于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提升银行稳健性和社会福利。

系统性风险与企业财务危机预警——基于前沿机器学习的新视角

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以及随机森林模型、梯度提升模型等前沿机器学习方法,深入考察系统性风险指标对我国企业财务危机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系统性风险对中下游企业的财务危机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而基于因子分析构建的系统性风险指标,结合随机森林模型可取得更好的预测效果。本文进一步区分财务危机的不同成因并发现,基于随机森林模型和Logit回归模型的预测框架能够对我国大多数财务危机事件进行有效预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上市企业监管提出相关建议,从而为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提供一定参考。

中国银行业竞争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事实,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如何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以2003—2019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银行竞争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为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结果为识别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应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弱化“信贷扭曲”和“监管套利”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和投资机会较少的样本中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弥补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财政支出和公共债务的世代交叠模型,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弥补为核心内容,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采用何种基金缺口弥补方式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研究发现,若采用财政补贴方式弥补基金缺口,生存概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均提高经济增速;若采用发行公债方式或两者兼用方式弥补基金缺口,当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较小时相应结论不变,反之则经济增速随生存概率上升呈倒U型变化趋势,随生育率下降而提高。基金缺口弥补方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较小时发行公债方式下的经济增速最高,反之则为财政补贴方式。结合我国现实,本文认为政府应探索包括发行公债在内的多种基金缺口弥补方式以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经济长期较快增长。

融资租赁、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

本文从企业投资视角探讨融资租赁与银行信贷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对于两者关系的作用机理。通过手工整理中国沪深两市2004-2016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融资租赁数据,并结合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租赁和银行信贷都能够显著促进公司投资效率提高,并且融资租赁对于银行信贷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本文进一步从融资约束视角验证融资租赁替代银行信贷的影响机制,发现公司的有形性资产净值率较低、资产负债率较高或是民营企业,则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融资租赁对银行信贷的替代作用就会越大。这不仅为融资租赁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也对于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六稳”“六保”具有政策启示。

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影响企业风险吗?

精准扶贫是一项国家战略,企业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环节。本文以2016-2018年A股市场参与精准扶贫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精准扶贫参与水平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精准扶贫的参与水平越高,其股票市场风险越低;(2)企业信息透明度越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降低作用越强;(3)制度环境越薄弱的地区,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降低程度越大;(4)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精准扶贫提高了企业声誉、资源获取能力和生产效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本文研究了企业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经验证据表明,上市公司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既响应国家号召,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又有利于降低企业风险,能够获得承担社会责任与规避风险的“双赢”结果。

银行危机与政府干预——基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

当银行危机到来时,政府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对银行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在金融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1934年白银风潮冲击下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为背景,对比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金融中心上海和天津的银行业同业组织在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天津银行业同业公会成员相比于非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受到了更严重的挤兑危机,且在危机期间放款额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而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则没有受到大规模挤兑,且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了信贷规模。本文认为是由于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导致了津沪两地银行同业公会的不同表现。具体机制为:其一,政府干预推动了银行业信息公开,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慌和挤兑;其二,政府干预下银行组织承担了更多的财政义务。

首日涨停板制度与IPO解禁效应——基于投机泡沫视角的分析

本文以2006-2016年上市的1397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首日涨停板制度对新股解禁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首日涨停板制度实施期间发行的新股,解禁时有显著更差的市场表现,[-30,30]窗口期间的超额回报低至-8.43%,同时有更小的异常交易量和异常波动率;新股上市时股价高估程度越大、投资者情绪越高,首日涨停板制度对解禁效应的影响越强。上述结果支持了Hong et al.(2006)提出的"解禁与资产泡沫破灭"的理论,即首日涨停板制度导致新股发行后投机泡沫累积,投机泡沫破灭导致解禁时更大幅度的股价下跌。本文的研究结论补充了首日涨停板制度后果的文献,并对防范金融风险和完善新股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中国资本产出、资本回报与资本流向之谜--基于劳动力价格扭曲视角

本文通过建立生产部门的要素买方垄断市场均衡模型,利用1996-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中国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FE)及面板固定效应的工具变量(IV)估计方法加以分析,从劳动力价格扭曲视角解答了中国资本产出、资本回报与资本流向之谜,即中国经济如何在赶超阶段面临资本深化不断加剧和TFP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依靠劳动力价格扭曲实现低资本产出与高资本回报水平共存,从而维持长期高速资本积累以及优质的资本流向结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降低了资本产出效率,但这并不能掩盖由劳动力向资本方转移的垄断利润对资本回报的直接补贴,因此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中国维持高资本回报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通过高资本回报水平实现了地区资本快速积累,劳动力价格扭曲对资本流向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抑制资本"脱实向虚"及吸引外资流入。因此,应正视劳动力价格扭曲在赶超阶段的特殊作用,在矫正扭曲的过程中循序渐进,更积极采取措施规避其对资本回报和资本流向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再融资监管促进企业理性投资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07-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中国再融资监管制度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理性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上市企业投资决策符合资本成本约束的理性准则,表明中国权益市场中存在普遍的市场约束力量;但企业再融资后投资理性程度明显降低;对监管失效的原因分析表明,企业投资理性程度下降受到事前融资动机和事后募资投向变更的影响:监管规则对事前再融资动机缺乏有效把控,导致再融资资格出现错配;而对事后募资用途的监管不严,则导致部分企业对募集资金的用途进行随意变更,使得企业投资理性程度降低.研究结论为完善企业投资决策自治机制、优化权益再融资监管、促进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和一定的现实启示.

基于新闻文本共现性的银企关系分析——以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首次提出基于新闻文本共现性衡量银企关系强度的指标。相比多数传统方法,该指标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银行和企业间的业务和非业务联系,并在数据可获得性上也具备优势。据此,本文对2009年至2014年间我国238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与19家主要内资银行之间的银企关系强度进行了定量度量,并利用该指标对银企关系影响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良好的银企关系确实能显著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但整体上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有限。同时,上述影响规律存在显著的企业间差异,对于规模小或盈利能力弱的企业,银企关系尤其能够帮助其提高信贷可得性或降低信贷融资成本。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除覆盖广度外,使用深度以及使用深度指标中支付、保险与货币基金这三个子指标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3)使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将数据集替换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结论比较稳健和可靠;(4)人力资本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样本期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6)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仅仅促进了中低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而对高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却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提防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和过快增长。

创新能力对上市公司并购业绩的影响

近年来,获得目标公司的创新技术逐渐成为并购的重要动机之一。本文实证考察了199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作为并购方的7086件股权并购事件,研究并购双方的创新能力对上市公司并购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目标公司的创新能力来看,相对于并购非创新性公司,那些并购创新性公司的并购方股票的长、短期收益率均表现更好;从并购方公司创新能力来看,那些具有创新能力并购方的股票长期表现较好,但短期表现与那些无创新能力的并购方公司无显著差异。我们进一步将样本按照并购双方有无创新能力划分为四个组合,发现"并购方无专利-目标方有专利"和"并购方有专利-目标方有专利"组合的并购表现整体好于另两个并购组合,说明并购中目标方的创新能力才是决定并购方公司股票市场表现的关键。不过,当并购方也具有创新能力时,会有助于产生创新协同效应,从而提升并购方股票的长期表现。

国家信用风险的传导与影响研究——以欧元区债务危机为例

本文以欧元区债务危机为例研究国家信用风险的传导效应,首先,基于"欧猪五国"相对德国的十年期国债利差数据,分析债务危机在欧元区境内风险传导效应;其次,运用GVAR模型分析世界主要经济体对欧元区冲击的反应,重点分析欧元区GDP冲击对欧元区自身以及贸易关系密切的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影响。结果表明:希腊和爱尔兰对各国家信用风险产生的累积影响最为显著,西班牙和意大利较弱;欧元区经济萎缩造成的需求冲击对英国、美国和中国均有显著影响。

高息委托贷款与企业创新

本文分析了参与以高息委托贷款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对企业创新活动和未来业绩的影响。通过结合管理层的短视理论,本文分析了企业从事高息委托贷款后企业创新活动变化以及盈利水平和构成的变化。结果表明,当年从事高息委托贷款降低了企业未来的专利产出水平和投入水平,并伴随未来营业利润资产收益率更低和营业外利润资产收益率更高的情形。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从事高息委托贷款与否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没有显著差异,更多表现出盈利结构上的差异,说明从事高息委托贷款的根本动机是源于管理层的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