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退出与职业化准入:城乡融合视域中的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为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并防止农地非农化而形成的“保护性阻隔”强化了农村户籍制度对城乡要素流动的限制,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障碍。当前,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仍面临着农地非农化风险、转移就业农民生计风险以及农村户籍改革与农村集体产权封闭性之间的矛盾。通过“自主退出”和“职业化准入”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破除农村集体产权的封闭性,并有效化解上述风险。进一步完善以“自主退出”和“职业化准入”为特征的农村户籍制度改革,要求构筑农村不动产交易的产权基础,建立农村产权的市场交易机制和国家对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回购制度,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流失中的增长:中小城市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收敛研究

基于2010-2020年的中小城市面板数据,从“城-城”劳动力流动视角探讨技能人口流迁及回流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使用人口普查和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小城市既存在大量技能人口的迁出,也存在高比例人口回流,且二者存在正相关;理论模型表明,技能人口流动与来自发达地区的人口回流将促进迁出地经济向迁入地收敛。基于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和空间计量的实证模型验证了理论推断,并发现技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通过人口回流促进了本地城镇化率的提高和生产效率改善,进而提升了经济增长率。最后给出建议,中小城市应注重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当地企业的培植;在对外部人才的招引中,应选择和本地生产率相匹配的人才。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可能的趋势、影响及对策

在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开放中,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是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开放进程制造障碍。从具体措施看,这些可能的障碍包括:美国利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来卡中国企业的脖子,或者要求中国开放某些暂不具备条件的相关行业;在两国都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容易引发贸易摩擦。这些影响可从美国强化技术出口管制及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两方面进行探讨。测算显示,短期内中国相关行业与美国技术无法脱钩,美国的技术管制将对中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金融业开放在短期内主要体现为对行业的压力,在中长期则可以转化为产业演进的动力。金融业的行业特质结合其不断增强的可贸易性,可能在一定程度放大开放的风险,需要建立预警和控制体系予以防范。对此,中国应采取有准备地扩大开放的举措,即在对外开放前,首先要进行对内开放;对于不同的行业,可根据其产业竞争力、市场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选择有针对性的开放策略。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文旅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

一体化战略背景下,探究文旅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8年长三角40个城市相关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长三角城市群的文旅融合协调度。结果表明,从时间线来看,长三角地区文旅融合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已从旅游滞后转为文化滞后为主。在此基础上,利用2009-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针对文旅融合指数对产业升级指数作用的一体化发展门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旅融合发展对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一体化发展门槛效应,而且是双重门槛。文旅融合指数对长三角产业升级存在着持续性促进作用,但呈现倒U型,即区域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高度后,该促进作用会有所减弱。

金融科技、中小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与风险

通过手工搜集117家中小银行的小微贷款数据以及公司治理相关数据,并通过Python网络爬虫技术构建各家银行的智能风控运用水平,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区金融科技水平的提高总体上可促进中小银行增加小微信贷供给,并控制信贷风险,但是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城商行。在影响机制中,电子渠道运用在金融科技发展促进城商行小微信贷供给的过程中发挥一定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应主要来自手机银行和基于社交平台微信打造的微信银行。银行对智能风控的运用也有利于降低信贷风险。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发现,董事会金融科技背景、成立信息科技委员会与设置首席信息官对城商行的风险控制都能起到明显促进作用,但对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无显著正向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健康教育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最低工资标准的推行与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息息相关,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健康教育与行为的影响。基于健康经济学和最低工资理论,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农民工健康的理论框架,通过多期三重差分模型,运用卫健委流动人口健康面板数据,得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健康教育与行为可能存在的各种影响,并结合个体和群体层面存在的学历、收入等异质性,针对企业和政府提出有益于农民工健康教育与行为的激励策略。

“三权分置”视域下中国农地金融创新研究

“三权分置”促进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也带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物权法》仅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前提是土地经营权物权化。文章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理解成“类所有权”,在其基础上再利用权利分层理论设立物权性质的土地经营权,为农地金融创新奠定法理基础,又不违背“一物一权”的基本原则。并认为,“三权分置”激活了农地金融,是制度演变的适应性选择,土地经营权物权化是“三权分置”的内在要求。“三权分置”不仅培育农地金融创新的需求主体,也促进了农地金融创新的供给体系形成。

财务问询监管提高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吗

在交易所加强对上市公司事中和事后监管的背景下,财务报告问询函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线监管方式。利用2015-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考查财务问询监管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问询监管能显著降低股价同步性;影响机理的研究支持了“信息效率观”,即财务问询监管主要通过增加公司特质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从而增加个体信息融入股价,进而降低股价同步性,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并排除了财务问询监管引起股价同步性下降的“非理性因素”机制解释。结论从非处罚性监管的新视角探究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因素,丰富了问询函这一非处罚性监管手段经济后果的研究,为降低中国股价同步性、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新证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再定位——兼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自贸区改革路径

立足于现阶段中国发展实际,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逻辑,在深刻解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背景、现实逻辑、理论内涵及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发展脉络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定位进行剖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系统集成思维开拓了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驱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循环的改革试验田和有力抓手,也是国内发展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开放桥头堡和重要窗口,在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关键枢纽作用。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差别化探索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先行先试制度红利,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融入国家开放发展战略,用高水平开放实践助推国内外经济良性循环,共同驱动中国经济奔向高质量未来。

如何实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基于日本金融支农政策演变的经验借鉴

中国乡村振兴尚处于起步阶段,“三农”领域一直是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短板,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正逢其时。二战后至今,日本金融支农政策的演进大体经历了恢复与建立、充实与拓展、改革与调整及最新改革调整等四个阶段,并且形成了由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及农业保险等构成的全方位金融支农服务体系,金融支农政策的实施有力地助推了日本农业农村的发展。中日两国的农情较为相似,根据当前中国乡村振兴面临的实际情况,借鉴日本金融支农的经验,中国实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应该从四个方面展开:增加金融支农资源的供给,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加大正规信贷的支农力度,完善农业保险支农体系。

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非线性传导

从技术范式升级与技术范式变迁的视角,建立技术创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机制模型。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存在阶段性与异质性,中国制造业经历技术-经济范式阶段、技术-社会范式阶段、信息技术范式阶段、智能技术范式阶段四个技术范式变迁与技术范式升级,推动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嵌入升级-构建新链-嵌入升级-构建新链……”的动态升级。颠覆式创新促进技术硬核变迁,有利于新技术范式形成并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带来中国制造业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渐进式创新带来技术硬核周围保护带的充实与完善,促进中国制造业在已有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升级。

农村商业银行支农效率及区域差异研究

将支农效率划分为支农贷款投放效率和运用效率,并以省内区域差异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为例,选取40家县域农商行2008-2017年的数据,运用DEA效率评价方法中的BCC模型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以地级市为单位进行区域差异分析,丰富了现有研究。结论如下:农商行支农贷款投放综合技术效率相对运用综合技术效率较高,两者关联性较弱,且各市之间差异化明显;支农贷款投放纯技术效率相对运用纯技术效率较高,两者关联性较弱;支农贷款运用规模效率相对投放规模效率偏低,两者关联性较强;规模效率是影响综合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

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工作步入攻坚拔寨的决胜阶段,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日益凸显。与其他贫困群体相比较,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突出表现为地域、年龄与家庭差异等基本特征。与此同时,老年贫困的致贫因素复杂、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这些问题使得中国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与挑战,亟需寻求化解老年贫困的突破路径。据此认为,创新老年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拓宽老年贫困群体的增收渠道、提升农村养老保障的供给水平、夯实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以及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的重要举措。

中国银行业系统偿付能力风险研究

银行的资本不足以及系统偿付能力的不确定性是显著的系统性因素,会引起银行债权人对银行偿付能力风险敏感度的变化,通过将中国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中的风险因素进行细化,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一种压力测试方法来衡量银行业的系统偿付能力风险,并分析影响系统偿付能力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估计出多家银行同时出现偿付风险与资产负债的关系。总体来看,监管层对银行间同业借贷的监管要盯住使系统偿付能力总体最大化的股权价值、盈利水平与资本比率的平衡点,并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工具交易监管举措,以引导银行将交易性负债转化为交易性资产业务。还要鼓励银行增加以自身持有债券、资产支持计划等有较为优良的资产为标的的证券交易,多措并举,增强中国银行业的系统偿付能力。

苏南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发展研究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作为国家战略的确定,标志着苏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这一地区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新开端。法治建设既是苏南现代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苏南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在苏南现代化进程中,法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苏南现代化进程中法治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但随着一体化建设的深化,苏南区域一体化的现实也对苏南的区域法治建设提出了更多、更高要求。要实现法治对苏南现代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必须从以下方面同时进行:首先,进一步制定促进苏南区域一体化的省级地方立法;其次,加强苏南五市地方立法间的协作;再次,建立苏南区域法治的定期评估制度;最后,建立与完善苏南区域法治指标体系。

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企业“走出去”吗

该文研究了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使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但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地区则不受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进一步放松人口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培育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地方官员更替、互联网应用与小微企业创新活力

运用2197份山东省小微企业调查问卷和与之匹配的市委书记更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官员更替与小微企业创新活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互联网在企业中的应用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官员更替期小微企业的创新频率和投入均有所下降,而互联网应用所营造的资源获取灵活性和整合性环境能够有效提升更替期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官员更替的影响主要产生于更替期内,不具有显著的持续性特征。上述结论表明新常态下地方官员的主政策略正在由追求经济规模向促进创新发展转移,这为新时期地方官员治理、新型政企关系构建及小微企业互联网转型提供了经验支持。

存量房转为保障房政策引导下的PPP模式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夹心层"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解决好"夹心层"人口的住房问题是衡量新型城镇化进程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由于一段时期的政策调控,导致城市中的大量楼盘沦为存量商品房。本文通过存量房的现状分析和保障房的资金缺口,测算两个方面,引出存量房转为保障房的两种状态下的PPP运作模式,而能否在政府资金短缺和市场管理经验不足的现状下,采用PPP模式将存量房转化为保障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我国新三板市场发展现状、趋势与监管——对十年间的回顾

自2006年新三板市场建立以来,新三板经过"老三板"的蜕变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整个资本市场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近年来,新三板市场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最直观的体现表现为挂牌企业、总市值的增加。该文通过对新三板市场十年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剖析整个新三板市场发展特点,并对新三板市场十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监管对策与建议,对新三板市场发展特点、三板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金融资产短缺与约束型资产替代

资产短缺假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存在的流动性过剩和非货币资产价格高涨。但是由于未考虑中国金融市场长期处于利率管制状态这一现实情况,该假说所提出的资产泡沫形成机制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现实。研究表明,在金融资产短缺条件下,约束型资产替代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资产短缺通过约束型资产替代引起货币涌向替代类资产,导致高储蓄存款和高房价长期并存。结论表明,一方面,资产泡沫、高房价以及高储蓄等问题要从金融市场的发展着手,通过增加优质金融资产的供给来解决;另一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利率机制和约束型资产替代机制将会共同发生作用,金融资产泡沫产生的概率增大,在丰富金融产品供给的同时,必须注意防范金融风险。